史家们在谈到孙中山伦敦蒙难时，大多认为孙是被绑架进清驻英使馆的，孙本人在《伦敦被难记》中也一再表白是被诱骗、挟持到使馆的。其实不是如此，他是自愿、大摇大摆地走进使馆的。
1895年10月，孙中山领导广州起义失败后，逃亡海外，由香港过日本、檀香山、美国，于次年9月30日抵英国利物浦，当天乘火车赴伦敦。抵英后，他始终考虑着要去清使馆的问题。
孙中山为什么老是想着要去使馆？主要原因有三点：
首先，伦敦不是孙中山的终点站，他还要转巴黎，赴法国考察农桑。因此，孙必须到清使馆去询问赴法国的签证手续。其次，孙流亡海外已一年，很想了解国内情况，特别关注清政府对广州起义及他本人一案有何新的动向。《龚星使计擒孙文致总署总办公函》说道，孙曾旁敲侧击地问过清驻英使馆四等翻译官邓廷铿：“我现在改西装未晓内地行走有无关碍，请明指教。邓答此事我无把握。”第三，孙只身在海外漂泊，十分孤独，对祖国家乡颇为思念，因此想找广东人聚叙乡谊。
鉴于以上三点，孙自有必要去清使馆。
中山先生为闯使馆，也是作了一些准备的。首先他认真研究了中英外交关系的有关文件。他研究的结果是，清使馆在英国无权逮捕他，如抓他就违背国际公法，更无权办他的罪，所以去使馆清政府无可奈何他。其次他改名换姓。冯自由说：孙中山在伦敦“改名陈文，字载之，寓克兰旅馆”。孙中山以为公使馆里没有人认识他，改名换姓后进去就万无一失。最后以找老乡，说乡情为由进使馆。在异国他乡，找老乡聊天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这里还应该提到，中山先生有勇气敢于闯使馆。他胆量过人，且富于冒险精神。谢缵泰在1895年5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孙逸仙看来是一个轻率的莽汉”，他会“不惜冒生命危险”，“他以为自己没有什么干不了的”。如果没有这种冒险精神和非凡的勇气，他就不可能创立兴中会，提出民主革命的纲领，更不会提出只要100人就可拿下广州城的冒险军事计划。所以，孙敢于去使馆，与他这种特有的勇气和性格是分不开的。
10月1O日，孙中山在认真思索和准备的基础上，终于鼓起勇气，朝着清使馆走去了。在使馆门口遇到馆中专学造炮的学生宋芝田，孙问道：“有无粤人在署？”宋答：“有之。”孙即请见，在异国他乡“遇同乡分外惬意”，《邓翻译与孙文问答节略》详细记述了这次谈话：“邓廷铿出见问其姓名，答以姓陈，号载之。问其到英何事，答前来游历，但已游数日，各处均得以大概，惟行宫不能任人游玩，阁下可设法令我一观其盛否？邓云可设法往游。孙问英国有广东人否？答有，均在海口。孙问可带见否？答可以，遂定翌日同赴海口此约。”
邓廷铿是广东三水县人，中山先生在广州行医时曾与他有一面之雅，但双方都不知对方的姓名，所以两人在使馆见到格外亲热。十分遗憾的是，孙细中有粗，在谈话快结束时，他伸出手，露出金表看时间时，邓抓住孙的手观赏金表，看见表上刻有英文拼切的“孙”字，恍然大悟，但不动声色。可惜的是，中山先生并未意识到这个问题。
孙告辞后，风云突变，邓廷铿“急密告仙舟（使馆职员龚心湛的号，公使龚照瑗的侄儿——引者）转禀星使（指公使龚照瑗一一引者），星使与马格里、王鹏九两参赞密商办法，皆日可拿”。
这是孙中山第一次去清使馆的情形。
第二天上午，孙中山又兴冲冲大步跨进了使馆。他哪里知道，使馆上下已作好捉拿他的准备。《邓翻译与孙文问答节略》又记道：“初五日（即阳历10月11日一一引者），孙于早晨十一点钟到署，并在署早饭，拟赴海口。邓云两点钟方可以去，即带见马参赞，告以曾在曾文正公幕府。孙云前洪秀全得地之后何以不能自守？马答日凡反叛得地不善布置政体即不能自守。孙云中日之役，华兵溃败如此，实为可惨，殆因不重洋务之故。现今中国重洋务者惟李中堂（李鸿章一一引者）一人而已，如中堂能以西法变华谅可不致如此。邓云尔曾晋谒中堂否？孙日去过一次，与罗稷臣相见。据云中堂不愿见我，盖因改装剪辫之故。此次中国之败，若在别国，必早变民主。邓云天下事不必深谈，可到别处房间看看，即带其上第二层楼，顺路过随员李盛钟卧房与李相见。……适参赞马来问邓译件，邓告以在三楼上，随带孙同往楼上。此时楼上房子已备齐全，引孙人房。马、邓二员一立在门内，一立在门外，孙入房即将房门闭上，外面加锁。马参赞开口云，尔非姓陈，尔之金表内刊孙文二字，尔定是孙文。现奉钦差之谕将你扣留，问你在广东所作何事，现正电告总署，必俟总署回电方能放出。你但安居在此房，不作犯人看待，只不许出门，如要看书均可取来。此将孙文引上楼房扣留之详细情形也。斯时，马出来，邓进去问：你是孙文，号逸仙，再号帝像，字载之否？孙低头不答，惟云：可准我回客栈然后再来或与人同去否？邓答：皆不能准。”
可见，孙中山第一次到使馆是亲自登门拜访同乡，第二次到使馆是应约而去，亦是自己走上门的。两次到使馆均无诱骗、挟持、绑架进去之事。
关于这一点，还有很多史料可以说明。如清驻英公使龚照瑗在囚禁孙中山的当天，给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密电中说：“孙已到英国，前已电达，顷该犯来使馆。”这里说得很清楚，是孙中山自己去使馆的。
又如，《伦敦被难记》所附马格里致《泰晤士报》中写有：“贵报引土耳其使臣在伦敦诱阿摩尼亚人事为佐证，殊不知本案并无所谓诱劫，彼原名孙文，伪名孙逸仙，所供之辞，如谓捕于道途，被挟入使馆等语，皆至不足信者也。孙逸仙之至使馆，系出己意，且为使馆中人所不料。其初次之来在礼拜六日，即十月十号。二次之来在礼拜日，即十月十一号。”孙中山被释放后，曾对马格里此文发表过评论，除对文中所说原名、伪名等用语不妥加以批评外，对其他各点未置异议，特别是对两次去使馆的事实并未否定。
再如，孙中山也多次承认是自己到使馆去的。孙中山在被拘禁的第二天上午（10月12日），他对邓廷铿说：“钦差留我有何主意？我昨夜三思此地乃系英国，钦差在此断难致我之罪。否则我亦不自来署。”孙十分明确是“自来署”。10月15日，孙中山在与邓的谈话中亦承认自己“亲诣使馆”。回国后，他向陈少白夸说，在伦敦时每天都到使馆去；对戴季陶、胡汉民则说，是他自己走进使馆去的。
以上一切都表明，是孙中山自己冒险闯进使馆去的，而绝无绑架、挟持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