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使用人民于战争之中，首先必须爱护人民。《吕氏春秋·适威》：“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故民之于上也，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圜（圆）则圜；若五种之于地也，必应其类，而蕃息于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身已终矣，而后世化之如神，其人事审也。”爱护人民，就要用威适度。李克分析吴亡的原因是“骤战骤胜”，用威过度，出现了所谓“骄主使罢（疲）民”的现象。《适威》篇指出：“魏武侯之居中山也，问于李克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对曰：‘骤战而骤胜。’武侯曰：‘骤战而骤胜，国家之福也；其独以亡，何故？’对曰：‘骤战则民罢，骤胜则主骄。以骄主使罢民，然而国不亡者，天下少矣。骄则恣，恣则极物；罢则怨，怨则极虑。上下俱极，吴之亡犹晚。此夫差之所以自殁于干隧也。’”
五、智谋胜
《吕氏春秋·决胜》：“夫兵有本干：必义，必智，必勇。”智，是用兵的三个根本所在之一。智，就是掌握了战争指导规律，懂得了如何把握战争中各种矛盾的转换。《吕氏春秋·召类》：“凡谋者，疑也。”意思是说，谋，是由于有疑难和为了解疑难。
具备了智的军队将领是什么情形呢？《吕氏春秋·决胜》：“智则知时化，知时化则知虚实盛衰之变，知先后远近纵舍之数。”即是说，有了智，就会了解时事的变化。懂得了时事的变化，就会懂得虚与实、盛与衰的转变迁移，就会懂得用兵作战时先和后、远和近、进和退的种种策略。
谋的原则 是“从义断事”。《吕氏春秋·召类》指出：“凡谋者，疑也。疑则从义断事，从义断事则谋不亏，谋不亏则名实从之。贤主之举也，岂必旗偾将毙而乃知胜败哉！察其理而得失荣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贵，无若贤也。”意思是说，所谓谋，就是有了疑难共商量。有了疑难，就要遵行公义的原则去判断事体；遵从公义的原则去判断事体，那么谋事就不会失误；谋事不失误，名声和实利就随之而来了。一个贤明国君的行事，难道非得旗帜倒下了、将士牺牲了才知道胜败么？只要深刻地了解其中道理，得和失、荣和辱就见分晓了。所以夏、商、周三代所最看重的，就是贤明。《吕氏春秋·论威》：“夫兵有大要，知谋物之不谋之不禁也，则得之矣。”意思是说，说到用兵，有个大概的宗旨，这就是懂得策划他人想不到的和禁不了的计谋，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成功了。《吕氏春秋·论威》篇把“谋”提到了用兵宗旨的高度了。可见，古人是何等地重视用兵中的“谋”啊。
在战争中运用智谋取胜，就必须因势制宜，灵活用兵。《吕氏春秋·决胜》：“凡兵，贵其因也。因也者，因敌之险以为己固，因敌之谋以为己事。能审因而加胜，则不可穷矣。胜不可穷之谓神，神则能不可胜也。”
六、勇胜
《吕氏春秋·决胜》：“夫兵有本干：必义，必智，必勇。”“必勇”成了用兵的根本所在之一。《吕氏春秋·决胜》篇认为，勇是一种像雷电旋风那样不可阻挡的气概，军队有了这种勇气就能夺取胜利。“勇则能决断，能决断则能若雷电飘风暴雨，能若崩山破溃，别辨霣坠；若鸷鸟之击也，搏攫则殪，中木则碎：此依智得也。” 霣通“陨”，坠落。“此以智得也”：依文义，当作“此以勇得也”（陶鸿庆亦持此说）。整段引文是说，有了勇，就能够做到坚决果断。能做到坚决果断、毫不犹疑，就能像雷霆，像闪电，像旋风，像暴雨；就能像山石崩落，像大水冲破堤防，像大变异的突然来临，像陨石从天而落；就能像猛禽捕食那样，那被攻击的小动物，一抓就死，那阻挡它去路的树枝，一碰就碎：这都是靠勇敢得来的啊！
《吕氏春秋·决胜》篇还说：“勇则战，怯则北。战而胜者，战其勇者也；战而北者，战其怯者也。”北，通“败”。
《吕氏春秋·决胜》篇辩证地指出了勇和怯的变化。《决胜》篇指出：“夫民无常勇；亦无常怯。······怯勇无常、倏忽往来，而莫知其方，惟圣人独见其所由然。故商、周以兴，桀、纣亡。”
《决胜》篇还探讨了“勇”是源于“气实”的问题。“有气则实，实则勇；无气则虚，虚则怯。怯勇虚实，其由甚微，不可不知。”什么是气？气，勇气，气势。《左传·庄公十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陈奇猷引《礼记·祭义》：“气也者，神之盛也。”陈奇猷认为气是“神气饱满”之意，可供参考。
《吕氏春秋》的作者还把增加民气和削弱民气作为巧和拙的原因。《吕氏春秋·决胜》篇指出：巧和拙之间差别极大的原因，就在于巧者懂得增加民气而拙者只会削弱民气，在于巧者能团结大众战斗，而拙者不能团结大众战斗。[增加民气和能够团结大众战斗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没有高昂的士气，]军队虽然庞大，士卒虽然众多，也不会对胜利有什么帮助。军队庞大士卒众多却不能战斗，那么，多还比不上少。兵员众多和军队庞大，可以造成大福，也可以招致大祸。就比如到深水里去捕鱼，得到的鱼大，所冒的险也大。善于用兵的人，[最善于鼓起士气，造成一个情绪高昂激扬的局面，]使得从京都到边邑来的人，没有人不为你战斗，即使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厮役奴隶和普通老百姓，也会从长宽几百里的各个地区前来参战。这是[全国士气高涨的]形势使得他们这样做的啊！这种局面之所以能够出现，就是因为用兵的人深深懂得民气的作用，而且有对之笼络诱导，使之用于战斗的办法。
七、慎胜
《吕氏春秋·爱士》指出：“凡敌人之来也，以求利也。今来而得死，且以走为利，敌皆以走为利，则刃无与接。故敌得生于我，则我得死于敌；敌得死于我，则我得生于敌。夫得生于敌，与敌得生于我，岂可不察哉！此兵之精者。存亡死生，决于知此而已矣！”“夫得生于敌”一句中，“夫”字下当有“我”字，全句当作“夫我得死于敌”（见邱少华、牛鸿恩《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下册第863页）。这段话的意思是，大凡敌人兴兵来攻，目的是借此求得好处。假如他们来了只能得到死，就会以逃跳为有利了。如果敌人都以逃跑为有利，那么我方的兵器就没有交锋对象了。所以，敌人从我方得到活命，就等于我方从敌方得到死亡；敌人从我方得到死亡，也就是我方从敌方得到活命。我方从敌方得生，与敌方从我方得生，难道可以不仔细审察吗？这正是用兵的精髓所在啊。生死存亡的不同后果，就取决于懂得这一点而已。
邱少华、牛鸿恩认为：以上所引用的这一段话，“大意是说用兵是你死我活、关涉生死存亡的严肃问题，不可不深知得失利害，含有‘慎兵’的意思。”（《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下册第858-859页）我认为，邱少华、牛鸿恩的见解是对的。《吕氏春秋》军事战略思想的核心是“慎兵”；《吕氏春秋》军事战略思想的最高境界是“贵不可胜”（《吕氏春秋·决胜》）。“贵不可胜”的思想是建立在“慎兵”思想基础上的。《吕氏春秋·用民》：“故威不可无有，而不足专恃。”《吕氏春秋·适威》在总结吴亡的教训时指出，吴国灭亡是因为“骤战而骤胜”。“骤战则民罢（疲），骤胜则主骄。以骄主使罢民，然而国不亡者，天下少矣。”而《吕氏春秋》的作者吕不韦的这种慎重用兵取胜的军事战略思想，同秦始皇积极进取的军事战略思想是不相容的。这也许是吕不韦在秦王亲政后被革职免官、自杀身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八、赏罚胜
《吕氏春秋·上德》认为：“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甚至认为，“严罚厚赏，此衰世之政也。”但是，《吕氏春秋》并没有否定赏罚在战争中的作用。《吕氏春秋》认为，在战争中，赏罚不是第一位的，单凭严刑重赏更不可取。但是，赏罚毕竟是争取战争胜利的一种重要手段。《吕氏春秋·用民》篇指出：“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还指出：“民之不用，赏罚不充也。······欲荣利，恶辱害。辱害所以为罚充也，荣利所以为赏实也。赏罚皆有充实，则民无不用矣。”
《吕氏春秋·怀宠》篇中讲了具体赏罚的情形：“今兵之来也，将以诛不当为君者也，以除民之雠而顺天之道 也。民有逆天之道、卫人之雠者，身死家戮不赦。有能以家听者，禄之以家；以里听者，禄之以里；以乡听者，禄之以乡；以邑听者，禄之以邑；以国听者，禄之以国。”意思是说，现今义兵的到来，就是为了诛杀不应该当国君的人，就是为了除掉人民的仇敌和顺应上天的大道！人民之中如果有违抗上天的大道、庇护人民的敌人的，本人和全家都会受到杀戮，决不宽恕。如果有能够率领全家听命于义兵的，给他以一户人的租税做为俸禄；有能够率领一里人听命于义兵的，给他以一里人的租税做为俸禄；有能够率领一乡人听命于义兵的，给他一乡人的租税做为俸禄；有能够率领一邑人听命于义兵的，给他 一邑人的租税做为俸禄；有能够率领一都人听命于义兵的，给他一都人的租税做为俸禄。
《吕氏春秋》中专门有《义赏》一篇，所谓义赏，说的是奖赏要合乎正道。作者认为，奖赏能影响人心和风气。正确的奖赏，可以促成人心向善，养成良好的风气。邱少华、牛鸿恩从战争的角度总结出了三条奖赏的原则。他俩指出：一，战争时面临强敌，不得已而用诈术。二，强调用诈不是百世之利、长久之计。“赏重则民移之，民移之则成焉。成乎诈，其成毁，其胜败。”三，言“百世之利”的人，应该受上赏（见《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下册第871-872页）。
九、人武器地势结合胜
《吕氏春秋·简选》篇阐扬了人、武器和地势险阻相结合而制胜的军事战略思想。
《简选》篇首先阐明了选择精兵良将和坚甲利兵的重要意义。《简选》篇说：如今人们有这们的言论说：“驱赶普通市井之民去作战，也可以战胜他人的待遇优厚和训练有素的士兵；老弱或疲惫之人，也可以战胜他人的精锐武士；流民、罪犯一类的乌合之众，也可以战胜他人纪律严明、整齐有序的阵势；拿起大锄头甚至随便什么木棍子，也可以战胜他人的锋利兵器。”这是对军事一窍不通的人的议论。如果这里有一把利剑，用它来刺杀没有刺中，用它来投掷没有掷到远处，它跟一把无用的钝剑没什么区别。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战斗可以用钝剑，那就不对了。又比如挑选训练了一批精锐士兵，装备了锐利的武器，行军没有按时到达，冲锋没完成任务，跟素质极差的战士没有区别。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战斗可以使用素质极差的士兵，那就不对了。王子庆忌和陈年，尚且希望自己的剑是极其锐利的。有了经过挑选训练的士卒，有了锋利的武器，再选拔贤能的将领去统率这支军队，古时候就有凭这个成就了王业、凭这个成就了霸业的人，商汤、周武王和齐桓公、晋文公、吴王阖庐就是例子。
最后，《简选》篇“用精兵、良将、锐利兵器和地势险阻四者的结合，作为制胜敌人的一个完整的策略思想提出来，体现了重视主观能动性、不把希望寄托在难以把握的‘时机’上面的精神；也反映了战国末期武器的进步（在战争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和军事思想的发展（更加重视军队的正规训练）。”（邱少华、牛鸿恩《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下册第849页）《简选》篇指出：“故凡兵势险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选练角材，欲其精也；统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义兵之助也。时变之应也，不可为而不足专恃。此胜之一策也。”意思是说，所以，大凡用兵取势，依托山水险阻，就要它攻守方便；兵器铠甲和装备，就要它坚利；选择培养大小将佐，就要达到精良；统率的士兵，就要经过教练。这四个条件，是义兵的支柱。对于时机变化的种种反应，不是全都可以凭主观人为的，更不能单靠着它。[上述险阻之便，兵械之利，将佐之精，士卒之教四个条件，]才是制敌决胜的一种可贵的策略思想。
十、义兵胜
义兵胜，这是《吕氏春秋》中阐扬的一个重要的军事战略思想。正如邱少华、牛鸿恩所指出的那样：义兵论，“这大概是《吕氏春秋》兵论中最精彩、最富于创见、也最能体现编撰这部书的政治目的的内容之一。”（《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下册第816页）邱少华、牛鸿恩的论断是对的。
用武力征服天下，武力统一天下，这是秦国坚定不移的军事战略目标。为了从军事理论上论证秦国军事战略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吕氏春秋》强调，战争与人类社会俱生，是不可禁止的，“故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吕氏春秋·荡兵》）《吕氏春秋·荡兵》还指出：“有以用兵丧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若用药者然，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吕氏春秋·振乱》认为，天下混浊，人民痛苦，最好的救乱方法，就是兴义兵，伐无道。“攻无道而伐不义”，“福莫大焉”，“利莫厚焉”。《振乱》篇同时抨击了墨家学派的非攻和救守学说，认为救援守卫只能有损于义战，而有利于无道。“为天下之长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说为深。”还说，“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
《吕氏春秋·怀宠》篇论述了正义之兵必然能取得攻战的胜利，必然能获得人民的拥护的道理。
什么样的兵才是义兵呢？《怀宠》篇说：“兵入于敌之境，则民之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于国邑之郊，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虏奉而题归之，以彰好恶；信与民期，以夺敌资。若此而犹有忧恨冒疾遂过不听者，虽行武焉亦可矣。”
义兵要师出有名。《怀宠》篇指出；“先发声出号曰：‘兵之来也，以救民之死。子之在上无道，据傲荒怠，贪戾虐众，恣睢自用也，辟远圣制，謷丑先王，排訾旧典，上不顺天，下不惠民，征敛无期，求索无厌，罪杀不辜，庆赏不当。若此者，天之所诛也，人之所雠也，不当为君。今兵之来也，将以诛不当为君者也，以除民之雠而顺天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卫人之雠者，身死家戮不赦。有能以家听者，禄之以家；以里听者，禄之以里；以乡听者，禄之以乡；以邑听者，禄之以邑；以国听者，禄之以国。’”
义兵攻克敌国之后怎么办？《怀宠》篇说：“故克其国不及其民，独诛所诛而已矣。举其秀士而封侯之，选其贤良而尊显之，求其孤寡而振恤之，见其长志而敬礼之。皆益其禄，加其级。论其罪人而救出之；分府库之金，散仓禀之粟，以镇抚其众，不私其财；问其丛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废者而复兴之，曲加其祀礼。是以贤者荣其名，而长老说其礼，民怀其德。”
义兵所到之处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那就是，“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吕氏春秋·怀宠》）
《吕氏春秋·论威》中鲜明地提出了几个与义兵胜论有关的军事观点。邱少华、牛鸿恩归纳为三点：
用作者所说的“义”，来统一全军将士的思想，使他们有一致的生死观、荣辱观，能把军令看得重于天下，贵于天子，这样的军队就所向无敌。这是“义”之威产生“令”之威，由“令”之威产生“兵”之威。二、作者极力提倡快速与先手，认为快速与先手是制敌决胜的根本手段：“疾急捷先，此所以决义兵之胜也。”为了争快速，争先手，文章还强调一种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的拼杀精神。这也是一种威，足以夺敌人之魄的威，它自然也是源于“义”，源于一致的生死观和荣辱观。三、本人（文）提到兵是凶器，勇是凶德，用兵是不得已之事；同时又指出：“杀，所以生之也。”把杀人和救人统一起来了，符合辩证法思想（《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下册第841-8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