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轻易地改变了它的规矩。东来顺原先只用35到42斤的小尾巴羊，肉相当嫩。我们现在山羊也给它，老绵羊也给它，冻羊肉也给它，涮羊肉怎么能好吃？羊肉价钱原来一斤是一块两毛八，合营以后要它和一般铺子一样，统统减到一块零八，说是为人民服务，为消费者服务。这样它就把那些本来不该拿来做涮羊肉的也拿来用了，于是羊肉就老了。本来一个人一天切30斤羊肉，切得很薄，合营后要求提高劳动效率，规定每天切50斤，结果只好切得厚一些。羊肉老了厚了，当然就不如原来的好吃了。
陈云得出的结论是："我看社会主义社会，长时期内还需要夫妻店。"可惜，毛泽东早就断定，私人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他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一个资本家后来回忆道：
不合营，你也生存不下去。为什么？劳资纠纷不断，就是工人斗你，你也不能开除他，工人即使不干活也得发工资。企业原料不足，业务不足，国家把金融、原材料等全部控制好了，私营企业拿不到，给你的原材料，也是价格两样的。工人的组织--工会已经成立，税务机构也比较完善了。我们是走投无路了，不要说厂里，连家里的钱都拿到厂里开支，到最后家都破产了，资本家的风险和压力很大，也就没什么内在的积极性了。
热火朝天的1956年，东来顺的羊肉变得不好吃了。看上去这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问题，但敏感的人还是从中读到了隐患。
两位学者从制度层面开始了破冰式的反思。六月，孙冶方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
顾准紧随其后，惊世之作《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草就，也在《经济研究》上全文发表。
他以无与伦比的勇气写道：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全部细节，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没有全部预见，也不可能全部预见的。为什么现在社会主义各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与货币经济呢？应该从这个体系的内部关系的分析中去找答案。
寻找的结论是：让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是不可能的。
《试论》一文首次在中国提出"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生产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如果当时便能得到重视，至少能够少走三十年的弯路。
可以说，顾准就是改革开放的预言家。
张劲夫对顾准没有占据领导岗位始终心怀不安。正巧周恩来指示中科院成立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由另一个副院长竺可桢（1890-1974）兼任主任，张劲夫便提名顾准当副主任（正厅级）。
问题是顾准早已"觉今是而昨非"，准备大隐隐于市了，若再想把他拖回庙堂，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但张劲夫也不是吃素的，以善于做老顽固的工作著称。在他不厌其烦的劝说下，不忍一再拂人好意的顾准最终勉强答应，但有一个条件：必须保留他经济所研究员的位置。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顾准不想再以身犯险。当时，中科院各部门的习惯是由党外科学家担任正职，突出专业性；党内干部任副职，强调政治性。顾准和竺可桢一见如故，配合默契。并深知肩头的担子不轻，且意义重大。
综考会要勘探全国范围内的自然资源，在顾准到来前已经初步制订了六个省十二年的考察计划。
第一项工作便是和竺可桢陪同一位著名的苏联植物学家视察海南的橡胶林。
竺可桢私下向顾准透露，他很早就反对在气候复杂、台风频繁、土质不适的海南岛大面积种植橡胶树，但因该项目由斯大林亲自监督，便强行上马。果然，在广阔的华南农场，放眼望去，除一小片区域种植成功外，大多已是满眼的枯黄。
竺可桢痛心疾首地告诉顾准，亏损后，苏方片面违约，拒绝按共同经营的原则承担经济损失。竺可桢无奈，只好邀请这位90岁高龄的苏联植物学权威来到海南，实事求是地发表意见，力争缩小摊子，降低损失。
顾准闻言，深感震惊。返京后，中科院召开常务会议，听取竺可桢海南之行的考察报告。
会后，顾准协助撰写了《要开发自然必须了解自然》，呈交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引起高层的重视。
黑龙江上的斗争
1957年，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悄悄地向中国的知识分子袭来。"大鸣大放"开始了，全国各地的人们按照中央指示给政府提意见。
各家报纸，整版都是群众来信；机关大院，大字报连篇累牍。顾准也时不时在同事间发表各种议论。
七月的中苏联合考察是针对由苏方提出的共同开发利用黑龙江水能资源项目的实地勘察。临行前，分管科技的副总理聂荣臻（1899-1992）向顾准交代了任务：协助竺可桢带队，仔细研究在黑龙江干流的什么位置拦江截流、建造巨坝，并与苏方协商。
苏联这边的代表是涅姆钦诺夫（1894-1964，苏联经济学家、统计学家）院士。
七月七日，中苏联合考察队在海兰泡登上苏联的退役炮舰"拉佐"号，顺流而下，沿途探查。
海兰泡，屈辱之城。原名大黑河屯，和黑龙江省黑河市原本是一个城市。1858年，中俄签订《瑷珲条约》后，被帝俄割占。1900年，沙俄出动十万军队，以"护路"为名，大举入侵中国东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惨案"。
勘测以此为起点，注定不会风平浪静。
"拉佐"号长30米，船舷上漆着苏联海军的徽记，十分威武。由于舰内的生活设施还没来得及改装，考察人员不得不挤在原来炮兵住的房间里，睡军用吊床，吃苏式饭菜。年届七十、身体瘦弱的竺可桢为此苦不堪言。
除了生理折磨，还有精神摧残。苏联专家一天到晚向中方人员炫耀他们优越的生活条件，而谈起中国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时，则一副不屑的表情。
涅姆钦诺夫更是不可一世，完全一副居高临下的指挥姿态，对比自己年长的竺可桢呼来喝去，还在众目睽睽下训斥、责骂他。
竺可桢涵养好，又自觉是个党外知识分子，哪敢同苏联老大哥派来的"钦差"顶撞，一直忍气吞声。顾准看不下去了--竺可桢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世界闻名，上下推重，不能听任苏方肆意侮辱。接下来的行程中，顾准不卑不亢地维护着竺可桢的尊严，并屡次提醒涅姆钦诺夫：你只是苏联科学院的主席团成员，而竺可桢是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全国人大常委，应该尊卑有序。
涅姆钦诺夫气得暴跳如雷，并因此怀恨在心，指责顾准破坏了中苏友谊。
考察途中，顾准得到不少意外收获。首先，由于中苏汇率定得极不合理，以致中方对苏贸易吃亏极大；其次，当年抗美援朝，苏方所谓对中的"援助军火"，其实都是以五折购买的；最后，在苏联境内的工厂里发现了大批镶有日文铭牌的机床，证实了苏军驻扎东北时大量拆迁日据时期工业设备的传言。
而此时，双方对巨坝的选址也产生了重大分歧。竺可桢的意见是，坝址应本着双赢原则，选在黑龙江中下游的太平沟一带，而涅姆钦诺夫则认为应选在上游靠近海兰泡的位置。
竺可桢私下告诉顾准：太平沟两岸地域辽阔，双方可开发的土地都多；而海兰泡附近，中方很难建成庞大的工业基地，水利电力资源都无法充分利用。兹事体大，他希望得到党内高层的有力支持。
顾准闻言，及时向聂荣臻通报了情况，在得到聂帅的支持后，以针锋相对的姿态，分毫必争地同苏方展开拉锯式的谈判。
怒不可遏的涅姆钦诺夫和受他影响的黑龙江省副省长陈剑飞激烈斥责顾准"反苏"。
这么大一顶帽子都扣上了，顾准索性坚持到底。
阿左狂欢日
不久，风向急转。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民盟副主席罗隆基、民建副主席章乃器、光明日报社总编辑储安平等著名人士都因给共产党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
顾准感受不到首都的严峻形势，更不知前方已是万丈深渊，还在口无遮拦地发表各种"右派言论"。
这些话都被陈剑飞暗自记录在案，发往北京，又在中科院内部那些党性很强的"革命群众"间口耳相传。
再加上被指为资本主义"复辟"抬轿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顾准此番，插翅难逃。
果然，回京后，揭批顾准和一帮"反党右派"的大会便在天安门旁的中山公园召开。面对一千多名不明真相、情绪激昂的围观群众，顾准步履稳健，相当平静。他紧抿着嘴唇，带着几许嘲讽，以睥睨的目光扫视全场，以大无畏的姿态面对这出人类历史上最可笑的闹剧。
由柯庆施（1902-1965）主政的上海市委落井下石地转来顾准在上海期间的"罪状"，最劲爆的当属那句"三年当市长，五年当总理"，众口铄金之下，又被演绎成了"顾准想取周总理而代之"。
批斗会由张劲夫主持。他非常难过，极力维护，不断向批斗大军摆手道："这一点顾准已经说过，并无其事，并无其事。"然而，群情汹涌下，顾准虽没有戴上更严重的"篡党夺权"的帽子，还是因黑龙江坝址选择的问题上严重"反苏"被打为中科院最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
竺可桢获知后，心情异常沉重--顾准是替他受过。高层为了保他这个国宝，不惜抛弃了顾准。心如刀绞的他想施出援手，却发现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潘序伦、林里夫、钱伟长、费孝通以及竺可桢的儿子竺希文相继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而顾准被批斗后，也不能再去综考会上班了。
他非常淡定，于专家楼前开垦了一片种植地，每天除了翻地浇菜，就是躲在家里读书。
之所以没有"三反"后的愤怒、颓废、迷惘，皆因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此番所受的打击，已非他一己之荣辱，而是关系到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将往何处去的重大问题。
他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
1958年春节，对顾准家而言可谓愁云惨淡。专家楼里，一片欢声笑语，只有顾家门庭冷落，无人拜年。
当邻居的小孩下楼放炮时，顾准的几个孩子也拿着爆竹想跟下去，却被顾庆莲阻止了。
林里夫前来探望时，顾准终于爆发。他指着建工部的《简报》，勃然大怒，肆意地发泄着心中的委屈。在老友耐心的宽慰下，方才逐渐平复。
1958年5月，中科院公布对顾准的处理决定：开除党籍，下放至河北省赞皇县进行劳动改造。
顾准在楼门口和送行的家人拍了一张合影，穿着汪璧为他准备的篮球鞋，踏上了通往广阔天地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