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及生活像污泥，而精神上，今天这个人明天那个人来训一通，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
劳改人员在劳动中出汗厉害，想喝一些盐水补充盐分。谁知小人当道的沈万山却像恶霸一样狠狠道："你们喝！你们的肠子会变成腊肠的！""你们忘记了自己是有罪的人！"其实，更惨的是水库上从事建设的民工，天天高强度劳动，口粮却严重不足，饥一顿饱一顿。
这天，已是隆冬季节，北风如刀，一个饥肠辘辘的民工跑到劳动队的菜地偷菜，被沈万山当场抓住。他残忍地喝令劳改人员把民工的棉衣扒了，痛打一顿，再将其扔到门外的冰天雪地里。
遍体鳞伤的民工行走困难，最后被活活冻死在附近的雪地里。目睹这惨无人道的一幕，顾准实在无法忍受，私下说了几句怜悯死者的话。谁知小报告打上去，被沈万山抓住，召开批斗会，强迫顾准对他的"人道主义错误"做出检讨。
面对人性的完全泯灭，良知的彻底沦丧，顾准在日记中悲愤地喊道："如果有一天能让我来审判沈万山哪！"然而，在商城县委的包庇下，沈万山一直怙恶不悛，逍遥法外。
决堤的大坝
1959年7月，旨在有限度地纠"左"、就"大跃进"中全国范围内出现的饥荒进行反思的庐山会议召开了。
彭德怀在"万言书"中指出：
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意见非常不满，把彭和支持他的人打成"彭黄张周"（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为了迫使中央委员表态，毛撂话说："彭德怀再带兵，我就上山打游击。"会议形成决议：继续"反右倾，鼓干劲"。中国的经济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义无反顾地奔向万劫不复。
商城。颟顸的县委应对粮食短缺的办法，即便是以"何不食肉糜"出名的晋惠帝也无法想象--大力养猪。在县城附近投入巨资，建造"万猪场"。
当县委书记带队来铁佛寺选址时，顾准和几个劳改分子站在一旁悄悄议论"万猪场"将会建在何处。
顾准估计，八成会利用修筑水库后空出来的河滩地--至少不会占用农民经营多年的上等水田。
可惜，他又低估了领导的"热情"。
县委书记选定的场址，偏偏就是那片可以产出大量粮食的水田--只要"万猪场"建得气派，能供各界参观，就是浓墨重彩的政绩，至于"人都吃不饱，猪吃什么"这些常识性的问题，压根不在领导的考虑范围之内。
不久，沈万山吆五喝六地让右派们带着工具去摧毁水田。亲手铲除这片可以救活不少饥民的上等稻田时，顾准的手颤抖了。为什么越是美丽的乌托邦，就越显得残忍？当伟人的政治理想和人民的利益严重对立时，实现这一"终极目标"的意义究竟何在？有梦想固然不是错，但强迫他人活在你的梦里，则大错特错。夜深人静时，顾准拿出妻子汪璧的信，读着读着便呜咽起来。哭累了他就盯着从小窗泻进来的一地月光出神，脑海中回响着日记中的话：
"手的变化最大。虽不再起泡，但这双手已完全不适宜于抚摸我的妻子跟孩子了。起茧皴裂，右手大指食指中指尤甚，手指甲都变了形。"但仍可握笔。顾准爬了起来，写道：
对一般人要求无产阶级的人生观，而实际生活却又做不到这一点。空话连篇，相互欺骗。结果一边强调交心，一边极力掩盖。思想革命，政治挂帅做到如此地步，实在是可怜至极！十年前强调入城后腐化的危机，闯王（李自成）集团的危机是自上开始的，我们亦复如此。
正当商城县委热烈庆贺铁佛寺水库竣工蓄水之际，凝聚着数千民工血汗的大坝突然决堤了。
那些共产主义式的建筑还来不及登台亮相，便被咆哮的洪水以雷霆之势冲垮。
许多年后，当顾准回想起这一可怕的景象时，他写下了那句入木三分的警语：
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平生所学供埋骨
劳动队不但戕害人的肉体，还摧残人的灵魂。画家叶浅予后来回忆说："思想改造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到人人都能自觉地说假话。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是靠说假话活过来的。"在沈万山的催逼打压下，劳动队的学者学会了先自唾其面，再反咬他人，互相残杀，彼此蹂躏，既可怜得像虫豸，又疯狂得似野兽。
为了争取早日摘帽，"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大家争先恐后地摇尾乞怜，声泪俱下地扮演忏悔。等而下之者则献媚、告密、窥探、栽赃，连顾准也怀疑自己"是否变得卑鄙了"，不得不使人感叹这种"摘帽讹诈"的威力：
赵暴露思想，琐琐碎碎，我将她二军……赵所乞求的是脱帽子与做老婆，如此而已……杨自诩全无问题，样样都通。此人告密别人，鹦鹉学舌式地积极，奉承领导。
二日，我早起记笔记，冯顺站岗，也参加烧火。他利用灶火火花，观察我写什么，也侦察我茶缸里烧什么。冯对沈出奇地恭顺，目前属于告密者这一类。
我倒得到了沈的表扬。沈说我"接上头"了。这其实是笑靥迎人政策的结果。我近来每见沈必招呼，他不瞅不睬我也招呼，这就合乎他的心意了。
所谓右派分子的摘帽，无非是一种政治上的勒索。北京宣布140余人（摘帽），都是为了照顾政治影响，潘光旦、浦熙修之类都是。对广大的右派分子，是绝不放心的。局势越紧，防范越严。
所以我的改造表现再好，不过是求苟全性命而已。什么摘帽子，摘了帽子能如何改善环境，都是采秀（顾准妻子）式的空想。
摘帽子，眼看是一场骗局。遍地哀鸿，人相食，灾荒报丰收，打肿脸充胖子……右派分子如何能摘帽子？只能来个10%左右，备备节日气氛，做一个政治勒索的资本，如此而已。
我的政治态度应该继续下去--做一个历史观察家……新局面开始前，沉默自全，跟着走，记录历史，使这个时期的真相能为后世所知……的确，当无处控诉时，唯一可做的就是把它记载下来。在后来集结成册的《商城日记》中，顾准怀着绞痛，记录着浮肿、死亡和冰冷的统计数字之外那一个个死者的姓名：
三组的周为凤，肿死的；彭仁鑫一家死完，剩下一个小孩，人家给他送来；昨晚附近路上倒尸二起，系工地民工；沈家畈附近一个生产队，七十余人死了三十多个；缝纫室张的哥嫂同时死亡；现在问题已不在死人不死人，而在死些什么人。黄渤说，父亲死了，死了没啥。孩子死了，死了也没啥。哥哥死了，是糟糕的，诚哉斯言（哥哥是劳动力）；
……
制度的禁锢不许人说人话。顾准写道："医生若说是饿死的，医生就是右派，或右派机会主义者。"饥饿褪去了廉耻的面纱，暴露出生存的本能：
劳动队的家当都是靠收集破烂撑起来的，不能辨明什么是偷什么不是偷；青年妇女分不清是姑娘还是媳妇，只要有吃的，自愿留在那里给人当媳妇；
……
恍惚间，顾准甚至怀疑中央不搞马列主义而改搞马尔萨斯主义（通过提高人口死亡率和降低人口出生率使人口同生活资料之间保持平衡）了：
农村中死掉一些孩子与老人，达到了马尔萨斯主义的目的，若死强劳动力过多，则是大大的纰漏了；我不忍参加这个剿灭人口的向地球宣战的战役，然而中国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可走。
中科院给下放的右派定了粮食供应指标，虽已大为缩水，倒也不至于饿死。同周遭炼狱般的景象相比，劳动队竟成了天堂。
幸亏有《顾准日记》，使我们得以对当时的人祸之惨状，有更直观的了解：
十一月四日晨三时徐云周的孩子在这里吃了晚早二顿稀饭，欢喜得不得了。破米还能买到。红薯未起，破口子储备起来，腌菜已达九千斤，这一场雨后，白菜茁长，还有胡萝卜。徐云周是在避难所里，我对他说。现若他仍在农村，目击心伤，如何过去？
恐怕要过去明年春荒。在此以前，有一个避难所，于公于私，二方有利。
政策不转变怎么办？可是这不以政策转变为前提。否则，这一类集中营还得扩大。
十一月十三日晚九时红薯收获，较去年在赞皇所见大为逊色。沙滩地是原因之一，基本原因是旱灾。气温降低到适宜于红薯生长的时间过短，霜冻来得太早，薯块水分多而淀粉少，脆弱极了，一碰就断，像水果，不像薯块。
民工过路，欣羡不已。都到地头来捡残屑，挥之不去。
一个新发明，用薯藤磨粉，徐云周调去做这件事。旱年本应如此，惜在劳动队见闻不广，形形色色的现象知道得少而已。
十一月十八日清晨四时
上次雨后，基本无夜工。工地劳动定额为四十五车，五时半即回，似乎想抓紧学习。
领导水平太低，反右倾学习抓不起来。其实问题不在领导，而在群众。
于是，最近确定学习重点是《河南日报》十一月三日《大长节约粮食之风》的社论。
社论是"忙时闲时，粮菜混吃"老一套，所据消息是办得好的食堂如何吃法，标准是吃得好，吃得省，消息还有"顿顿有馍"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