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高喊激进的口号，追求绝对的完美状态，企图彻底砸烂旧世界，解放全人类，都是导致"文革"的历史基础。人间的基调是进化，革命则是壅塞时的溃决。一百年中可以有那么几天，一天等于二十年。但"溃决"如同"瓜熟蒂落"，以后还是渐进的进化。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
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史官文化"是阻碍中国人思考的重要原因，必须彻底批判。文化和历史决不能从属于政治权威。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是消除片面性的解毒剂。创造和发展的希腊文明优于停滞不前的东方文明，虽然前者的历史远不如后者悠久。城邦制度固然会在各城邦之间造成互不团结，然而城邦内部的民主制度，不仅在和平生活中发展了个人的创造能力，在存亡危急关头也把千万人团结成一个人，对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一旦外敌侵犯使这些城邦结集起来成为坚定的抗敌同盟，它就完全可以战胜在专制主义统治驱迫之下的，貌似强大实际上是离心离德的帝国军队。
我对斯巴达体系怀有复杂矛盾的感情。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我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我深深体会，这是艰难环境下打倒压迫者的革命运动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借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相反，还因为它必定要"砍掉长得过高的谷穗"，必定要使一片田地的谷子长得一般齐--它又精心选种，不断向上，却相反要高的向低的看齐--所以，斯巴达除掉历史的声名而外，它自己在文化和学术上什么也没有留下，甚至歌颂它的伟大的著作，还要雅典人来写。
中国的历史学家闭着眼睛跟斯大林走，现在读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李亚农的《史论》，觉得他们实在可怜。
奴隶制，从人的本性上是可能的，因为人既可以吃人，为何不可以把人当作奴隶？在这一点上也许人比兽类更残暴，因为老虎大概是不吃老虎的。然而，奴隶要占优势成为"制度"，这唯有在商品货币关系十分发达的工商业城邦中才有可能。
权威，为了"集中起来"有可集中的意见的源泉，有时候也可以开门，不过门总不是敞开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半开门而已。我不赞成半开门，我主张完全的民主。因为科学精神要求这种民主。哲学上的多元主义，要贯彻到一切科学研究和价值判断中去。这是打破孔子的尊卑贵贱的伦常礼教最有力的武器。唯有如此，国家元首才真正是一种服务，是公仆，而不是皇帝。
不同思想间经过斗争，思想本身可以愈来愈深化；而在相互斗争的各家思想的争鸣中，民智可以启迪。民智启迪，是科学发达的重要条件。
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百分之百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
我认为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的原因，在于他们不限制，相反还在发展批判。假如，1929年恐慌时期，那些坚持前凯恩斯的经济学说的政党，下令禁止一切异端的思想，资本主义早就完蛋了。资本主义不这样做，哪里有各式各样的批判--越南战争、吸毒问题、青少年犯罪、种族歧视、水门丑闻、自由放任是恐慌的根源、三千美元或两千美元年收入以下的人是贫穷线以下的人，等等。这样，就呈现出一种奇观，资本主义是一大堆罪恶的根源，可是这一大堆罪恶不断地被揭发，不断受到注意，老是在做一些大大小小的改良，于是，它虽然"气息奄奄"，却混下去了，有的时候还显得颇为活跃。甚至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也起了一种揭发批判、促进改良的作用。现在英国的和世界各国的历史家对于拿破仑战争时代英国的童工(《资本论》对此作了痛烈的揭露)，谈到时还是情绪激越，起码也要讽刺几句。在现在的西方经济学家中，《资本论》还是一种重要的经典。不过着重的，总是它的批判部分。
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就是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否认有什么事物第一原因和宇宙、人类的什么终极目的。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主人是人类。不设想人类作为主人，这个世界就无须认识。人类认识世界，就是为了改进人类的处境。人类从什么状况进到现在这样的境界，正在由多门科学加以研究，这也是人类不断在扩大认识的领域之一。但是，说人类是万物之灵，说人是由上帝创造出来的，说人类的终极目的是建立一个地上的天国等，那都是早期人类的认识，已经由现在更进步的认识所代替了。现在，人们所认识的是：
人，通过世世代代的努力，一点一滴的积累，他的处境改善了，还要改善下去，改善的程度是没有止境的--因为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曾经设想过人类改善的目标，确实有许多已被超过了(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恩格斯把有暖气设备的房子，看作社会主义的目标，这分明已被超过了)。所以，一切第一原因、终极目的设想，都应该排除掉。而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则恰好是哲学上一元主义和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的根据。
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高度分工势不可免--消灭分工，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那是空想。会有"政治家"，他和工程师和清洁工人一样是一种服务，而不是什么"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更不是皇帝。
一个人，手里集中了为所欲为的权力，你用什么办法来约束他不乱搞？有什么保证？
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两股潮流在交叉。1917年的革命无疑对资本主义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量，没有这种冲击，西方的资本主义不见得会从帝国主义的道路上退回来，不见得会在其内部产生一股民主福利国家的潮流，至少，这股潮流不会强大到目前那种正在缓慢地改变资本主义面貌的程度。奇怪的是，冲击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这股潮流，本身也在演变，而且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事情正在向它的反面转化过去。我不相信，它真能转化到它的反面。看来，互相激荡的两股力量，都在推动历史的进步；两股力量，正在互相渗透，渗透的结果，都促使它们向前进。没有激荡，没有渗透，进步就不可想象了。
如果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标，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他就会相信，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许多必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它本身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的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么，它显然也是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
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不仅如此，直到现在，中国的传统思想还是中国人身上的历史重担。现在人们提倡读点历史，似乎更着重读中国史。而且古代文物成为悠久文明的证据和夸耀，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这种"读史"，其意图在于仰仗我们祖先的光荣历史来窒息科学与民主。所以，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必需的。
……
每一丝努力，都是对命运的反击
除了死亡，已没有任何事可以打倒顾准。然而死神却一点一点地在逼近。
长期的肉体折磨和劣质香烟带来的损害使他患上了肺癌。顾准开始感到呼吸不畅，浑身乏力。
但他仍以超人的毅力顽强拼搏着，在紧张的写作中，不断对自己笔下一泻千里的文字发出会心的微笑。
要知道，这是"文革"中最黑暗的时期，顾准压根没有写作的权利。他用生命抒写的这些文字，既无发表出版的可能，也无法在大范围内传播，只能指望它们"藏之名山，传诸后世"。
但更大的可能是：今天写完，明天就被销毁。如果真理是太阳，顾准就是夸父。这种超越一切世俗功利的纯粹追求，是那些以著书立说为人生目标的文人墨客、名士鸿儒难以企及的境界。
顾准不是陈寅恪，也不是巴金。他无法从理念到理念，而不掺入感情。
曾经，他是最具理想主义气质的人，而当他一旦认识到理想主义成为专制主义的根源后，几乎是在头脑中把自己杀死了一次。
自我告别是痛苦的，犹如灵魂在旷野中奔走呼号，其惨痛煎熬无异于撕下自己的皮肉。多少人在这过程中蜕变、沉沦、发疯、毁灭，只有顾准迈过了门槛，靠的是推导和批判，靠的是实事求是地重估一切价值。于是，他为那个迷乱的时代留下了最掷地有声的回响。
癌症逐渐侵蚀顾准的气管，胁迫他的心脏。癌细胞扩散到全身的淋巴网，大肆吞噬他的白细胞。
顾准虽不清楚病因，却也深知病势不轻。为了争分夺秒，他每天一大早便揣着几个冷馒头和一个喝水用的旧酱菜瓶去往北京图书馆。
天色阴霾，紫禁城北边的城墙下，隔着一条灰蒙蒙的护城河，顾准的身影渺小而又坚强。
一切都像回到了原点，回到了早年在上海做实习生时的情景：甩开膀子，徒步去爱多亚路上班。意气风发，充满希望。
古雅的北图人迹罕至，寂寞萧条。管理员似乎也厌倦了这无聊的工作，动不动就打瞌睡。
静穆的阅览室内，顾准静静地研读着，思考着。没有人关心他破旧的借书卡上"顾准"两个字背后的含义，昔日的荣光与恶名早已湮没无闻，他就像书架上的尘埃一般，即使坐上一天，也不会有人来搭理。
只有真理，透过发黄的纸页在召唤他。
哲学是神学的敌人，它向天上的神和地上的神宣战，并郑重地告诉你，只有自性之光才是永久的神。
因此，哪有什么绝对的真理，正如顾准所说："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每天，他都在闭馆时最后一个出来，并逐渐感到体力不支。返回学部的路并不远，他却需要在中途休息一下，钻进弓弦胡同的林里夫家吃些茶点，再往回走。
林里夫多次询问他的病情，顾准总是乐观道："我相信可以死在操纵"文革"的人之后！"因为持续的咯血和低烧，顾准虚弱不堪。他不得不去医院输血输液，并强制自己戒烟。
张纯音非常担心，劝他多休息，顾准却总是笑道："老毛病了，不碍事。"怕张纯音不信，又转移话题道："我的思想已经完全成熟，只待用文字写出来啦。你就等着看吧！"张纯音兴奋道："我等着看，看你即将到来的大丰收！"转瞬到了1974年9月。九月意味着丰收，却也是草木摇落、万物凋零的季节。正如欧阳修在《秋声赋》中所说，"草木无情，有时飘零。
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物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顾准的晚期肺癌全面爆发了。
可怕的大吐血让他再次坐到了医院的门诊室。医生应付差事地拍了个片子，仍言支气管扩张。顾准说了一堆好话，恳求深入检查，医生不耐烦地训斥他啰唆。无奈之下，顾准只好自己去买止血的特效药云南白药。谁知，这种热性药剂反倒加重了病情，使他极度虚弱。已然命若琴弦，依旧痴心不改。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塞尔格耶夫的《古希腊史》，从布拉德莱的《逻辑原理》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他如饥似渴地读着，不知疲倦地写着，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物我两忘……十月十六日，顾准彻底卧床不起。在给陈敏之的信中他写道："咳血令人心烦，也要求静处，然而我没有条件。唯一的办法是住院，但我自己无奔走力量……"张纯音、骆耕漠、林里夫、吴敬琏、赵人伟等闻讯一一赶来照料。
他们坐在顾准沾满血迹的床头，悲哀地望着这个被医院拒之门外的重病患者，忧心忡忡。
十一月初，顾准已严重到每天卧床吐血三百毫升（一罐可乐）的地步。在众人的强烈呼吁下，驻经济所的军宣队终于出面把顾准送到了反帝医院（协和医院）。但因是右派，仍住不进病房，只能睡在走廊上临时观察。医生们浮皮潦草的态度，说白了就是等他自生自灭。骆耕漠见顾准躺在混乱嘈杂的过道上生不如死，心急如焚。年逾六旬的他拄着拐棍，顶着寒风，四处奔走央告，换来的却是冷冰冰的拒绝。
情急之下，他想到原淮海区战友杨纯（1917-2005），此时正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
一番陈说，正直善良的杨纯爽快地答应了。她打了个招呼，反帝医院破例收下了"反革命分子"顾准，还把他和著名戏剧家焦菊隐安排在同一间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