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7
时光像念珠一样滑过，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一到星期六，伙伴们就来巴维尔家聚会。每次聚会就像是迈上了一个台阶，人们沿坡度不大的长梯一步步地向高处爬去。
来了一些新的伙伴。弗拉索夫家的那间小屋显得更加拥挤、窒闷。娜塔莎每次来聚会的时候，在路上都冻得浑身发抖，疲惫不堪，但她却很快活，总是乐呵呵的，朝气蓬勃。母亲给她织了双袜子，并亲自帮她穿好。娜塔莎开始只顾笑，后来却忽然沉默了下来，自言自语道：“我以前曾有过一个保姆，她十分地善良!真是怪，佩拉格娅?尼洛夫娜，工人们生活这么苦，还受尽了欺凌，但是他们比富人心眼好，比富人更善良!”
说到这里她挥了一下手，把手指向远处。
“你原来是个苦命人呀!”母亲说道，“离开了父母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她有点词不达意，表达不出自己的思想，于是她叹了口气，不做声了，她望着娜塔莎的脸，觉得自己应该感谢她。娜塔莎低着头在微笑，若有所思，母亲坐在她面前的地板上。
“离开了父母!”姑娘重复这句，“这算不了什么。父亲很粗野，哥哥跟他一样，还是酒鬼。姐姐很不幸，嫁了一个年纪比她大很多的人，虽然那人很有钱，但是很吝啬。我妈妈真是可怜，和你一样是个厚道人。她身材矮小，整天忙里忙外，但见了什么人都害怕。我有时很想她，很想见到她……”
“你的命好苦啊!”母亲难过地摇着头。
姑娘突然抬起头，像在拒绝什么似的挥着手。“噢，不!我有时感到自己很幸福呢!”
说到这里，她脸色变得苍白，蓝蓝的眼睛一亮，她搂住母亲，低声说：“您要是明白我们所从事的伟大事业该多好呀!”
母亲有一种近乎羡慕的情感溢于言表，显然她深受感动。她站起来伤心地说：“可惜我太老了，又不识字……”
巴维尔的话越来越多了，并且喜欢同人争论，而且争得面红耳赤，人也瘦了。母亲发觉他和娜塔莎说话或看着她时，那严峻的目光变得很温柔，声音也和蔼了许多，整个人都变单纯了。
“求主保佑!”母亲暗暗祈祷，脸上露出笑容。
在聚会时，每当眼看着激烈的争论要吵起来时，霍霍尔就像钟摆一样摇晃着站起来，用那洪亮而又深沉的声音劝说两句。大家听到他的话，不再发火了，安静地坐下来。维索甫希科夫总是沉着脸，催大家发表意见，每次争论都是他和那长着棕红头发的萨莫伊洛夫挑起的。圆头佬伊凡?布金随声附和，他的头发和眉毛都是淡白色，像用碱水漂过一样。衣着整洁的雅科夫?索莫夫说话声音很轻，一本正经，很少发言，争论时他和大额头的费佳?马森总是站在巴维尔和霍霍尔一边。
有时娜塔莎来不了，就有一个叫尼古拉?伊凡诺维奇的人代她开会。尼古拉留着浅黄色的山羊须，说话操着很重的不知哪个省份的口音。他的言行举止与众不同。他谈的都是些日常琐事，也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情，比如家庭生活、孩子、买卖、警察以及面包和肉类的价格等等。他能从这些小事中看出人们的虚伪和庸俗，揭露那些对人们不利的愚蠢可笑的东西。母亲觉得他仿佛来自遥远的国度，那里的人都以诚相待，过着轻松快乐的生活。而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他不习惯这样的生活。这种生活他无法接受，他心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他要以自己的方式彻底改变这一切。他脸色蜡黄，眼睑处布满皱纹。他说话很温柔，两手热乎乎的。他和母亲见面问好时，把她的手紧紧握住。握手之后，母亲觉得自己的心里轻松了许多，也宁静了许多。
城里还有一些人会赶来参加这个聚会。常来的还有个身材苗条的小姐，她皮肤白皙，面庞清瘦，有一双迷人的大眼睛。她叫萨申卡。她的举止有男子汉般的气派，平时爱皱着两道浓眉，说话时，笔直高挑的鼻梁和细细的鼻孔微微颤动着。
萨申卡第一个慷慨激昂地宣布：“我们是社会主义者……”
母亲听到这句话不禁吓了一跳，默默地盯着这位小姐的脸。她曾听说过关于社会主义者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事。那时她还很年轻。据说由于沙皇解放了农奴，地主就准备报复，把头发留起来，发誓不杀死沙皇绝不理发。这些人被称为社会主义者。可是现在她儿子及其同伴也成了社会主义者，这让她实在理解不了。
会后她问儿子：“巴甫鲁沙，你真的是社会主义者?”
“是的。”他站在母亲面前直率而又坚定地答道，“怎么啦?”
母亲长叹一声，问道：“真的吗?你要知道，他们是反对沙皇的，而且已经杀了一位沙皇!”
巴维尔在屋里来回走了一会儿，用手擦着脸，笑道：“我们并不干这种事!”
他一本正经地向母亲解释了许久。母亲盯着他的脸，心想：“他决不会干这样的坏事的，不会的!”
后来这个令人害怕的词语经常出现在人们的谈话中，渐渐地不像以前那样听起来刺耳了，和其他几十个新鲜词语一样也就是那么回事。但她不喜欢萨申卡。这姑娘的到来令她惶惶不安，浑身不自在……
有一次，母亲向霍霍尔暗示了自己的不满：“那个萨申卡可真厉害!几个‘你们应该这样，你们应该那般’便把人弄得团团转。”
霍霍尔放声大笑：“说得对极了!阿姨，您真是一针见血呀!你说呢，巴维尔?”
接着他又向母亲递了个眼色，用讽刺的口吻说：“人家是贵族千金小姐嘛!”
巴维尔郑重其事地说：“不过，她是个好人。”
“这话没错，”霍霍尔接着话说道，“只不过她不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我们想做什么，能够做什么!”
他们又开始争论那些不着边际的问题。
母亲还发现，这位小姐对巴维尔的态度十分凶，甚至会冲他叫喊。巴维尔却并不在乎，只是笑一笑，用他那温柔的眼睛默默地望着这姑娘的脸，就像他注视娜塔莎那样。母亲对此也很反感。
有时大家忽然高兴得手舞足蹈会使母亲吓一跳。这种事常发生在他们看报纸的时候，看到了外国工人们的好消息时，这时他们变得十分古怪，眼睛闪烁着光芒，像孩子们一样欢天喜地，互相拍打肩膀，放声大笑。
“德国工人真棒!”有人兴奋地大声喊道。
“意大利工人万岁!”接着又有人高呼。
他们似乎坚信那些从未谋面的外国人能听见他们的欢呼，所以尽力把这些声音传到远方去，传到那陌生并且有语言障碍的朋友们那里。
霍霍尔充满了激情，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他说：“我们应该给他们写信，要让他们知道在俄国也有朋友，我们和他们有着同样的理想，为同一个目标而生活着，我们为他们的胜利而高兴!”
大家果真幻想起来，脸上露出笑容，互相谈论着法国人、英国人和瑞典人。在他们心目中，这些素不相识的人都是他们的朋友。他们尊敬这些外国人，并愿与之同甘共苦。
在小屋里的人们渐渐觉得全世界的工人都是心心相印的。这种情感使大家融为一体，同心同德，也使母亲倍受感动。虽然她还不太明白这些事，但她却感到心中十分舒畅、欢快，内心充满希望。
“你们真了不起呀!”有一次她对霍霍尔说，“普天之下的人都成了你们的同志了，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奥地利人，与他们分忧，为他们高兴!”
“说得对，阿姨，我们为所有人都这样!”霍霍尔大声说，“在我们看来不分国家，不分民族，要么是同志，要么是敌人。全世界的工人都是我们的同志，所有的富人、政府，都是我们的敌人。你看看这世界，工人数量非常多，我们的力量非常强大。对于这些，你会感到高兴的，就像过节一样欢快!那些法国人和德国人，只要留心一下他们生活周围，就会有跟我们一样的感觉，意大利人也不例外。我们都是同胞，天下工人皆为兄弟，这不可战胜的思想就是我们的母亲。她是太阳，给我们温暖，公正是天空，这个天空就是我们工人内心的天空。不管是谁，只要为社会主义奋斗，就永远是我们的兄弟，现在是，将来还是。”
这种孩子似的信念很快在他们中间确定起来，而且很快占了上风，继而转化为一种巨大的力量。母亲发现了这种信念，并不由地感觉到人世间出现了伟大的光明，就像天上的太阳般光芒四射。
伙伴们都爱唱歌。大家高声唱着那些朗朗上口令人愉快的歌曲，有时也唱一些新歌。这些新歌虽然和谐悦耳但曲调却很忧郁，不同于普通的歌曲。他们像教堂里唱圣歌一样低声唱着，神情严肃，时而脸色苍白，时而满脸通红，这歌词使人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力量。
有一首新歌很独特，它使母亲感到不安，激动。这首歌不是遭受凌辱的孤单的幽灵在痛苦和困惑的阴深小道上的徘徊与忧思，也不是穷困潦倒、饱受折磨、随波逐流的落魄幽灵的哀怨。在这首歌里，没有盲目地渴求自由的人的悲叹，没有要把善与恶统统毁灭的亡命之徒的狂叫。在这首歌里，没有那种毁灭一切而又无法重建的盲目复仇情绪，丝毫没有古老的奴隶社会的痕迹或与之类似的迹象。
母亲不习惯这种生硬的歌词和忧郁的曲调。但这些词和曲却有种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超越了词和曲，使她心灵预感到一种隐隐约约的东西。她从年轻人的表情和目光中捕捉到了这种东西，从他们广阔的胸怀里感觉到了它的存在。她被这种力量震慑住了，每次听到这首歌她都十分专心，比听别的更激动，更认真。
虽然伙伴们尽量低声唱这首歌，可听起来却是最有力的一首。
“是到外面去唱这首歌的时候了!”维索甫希科夫面色阴沉地说道。
他父亲因偷盗而坐牢去了，他不在乎地说：“现在我们可以到我家去聚会了……”
下班后，几乎每晚都有人来找巴维尔。他们总是在思考，顾不上洗脸就看书，或从书中摘录些词句语段。吃饭喝茶也是手不释卷。母亲感到他们讲的话更加难懂了。
“我们需要一份报纸!”巴维尔时常这样自言自语道。
生活的节奏变快了。大家都很忙，一本接一本地读书，如蜜蜂从这朵花飞到那一朵花上一样，匆匆忙忙。
“有人在背后谈论我们了，”有一天维索甫希科夫说，“说不定哪天我们会出什么事……”
“鹌鹑本来就是要被人捉住的!”霍霍尔满不在乎地说。
母亲更喜欢霍霍尔了，特别是每当他喊“阿姨”时，就好像是孩童的小手轻轻触摸她的脸一样。星期天，有时巴维尔忙不过来，他就帮她劈柴。有一天他弄来一块木板，拿起斧子就换下门前台阶上那块烂木头来。还有一次，他悄悄帮母亲修栅栏。他干活时爱吹口哨，曲子很优美，就是有些哀愁。
一天母亲对巴维尔说：“让霍霍尔搬过来住吧。让他在我们家吃饭，你们就不用来回跑，方便许多了。”
“何必自找麻烦呢?”巴维尔耸了耸肩说。
“这有什么麻烦的!我这辈子也不知为什么过的。为好人受点累我心甘情愿!”
“那就一切听您的，”儿子答道，“如果他搬来我会很高兴的……”
于是，霍霍尔搬来与他们一起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