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29
列文的计划在实行的过程中碰到不少困难，但是他已经绞尽脑汁，全力投入了，虽然他的计划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可是他树立起一个坚定的信念，他相信，这件事是值得花力气的。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田庄的一切工作都在进行着，不可能把这些工作都停下来，再从头开始做起，就好像一台机器，必须在运转中进行维修。
列文回到家里的当天晚上，就跟管家谈了自己的计划，管家听了很高兴，尤其是当列文说到过去的一切做法都是瞎胡闹，都没有什么效益时，管家非常赞同。管家说，这话他早先前就说过，只是列文不愿采纳他的意见。至于列文提出建议，说他以股东的身份和劳动者一起参与田庄的事务，管家对这个建议只是面带难色，没有表示任何明确的意见，并且马上就说，明天必须把地里的黑麦运走，派人把地复耕一遍，列文觉得，现在哪有功夫顾这些。
列文跟农民们也谈了自己的想法，他建议按新的办法把土地租给他们，但是他碰到的主要困难仍然是他们都忙着干当前的活儿，根本没有功夫考虑田庄是收益还是不收益的问题。
喂牲口的农民憨厚老实，他完全听懂了列文的建议，即他一家人可以分享牲口圈的收益，他也非常赞同这个建议。可是当列文一谈起未来的收益时，他就有点惶恐不安，这时他向列文表示抱歉，说他听不完他的话了，于是赶紧去干那些不容耽搁的活儿去了：一会儿拿起叉子，把单畜栏里的草往外叉，一会儿又去往水槽里倒水，一会儿又去清除牲口粪。
另一个困难是：农民怎么也不相信，地主除了尽量掠夺他们外，还会有别的什么目的。他们坚信，他永远不会把他的真正目的告诉他们，不管他都对他们说了什么。而他们自己呢，虽然也谈了许许多多自己的看法，但是从来也不谈他们的真正目的。此外，列文觉得，那个易动肝火的地主说得对，农民在订立任何协议书时，都把不强迫他们采用任何新的耕作方法和使用新式农具做为首要的和不可改变的条件。他们也承认，新式步犁耕得比较好，快速联结犁耕得比较快，但是他们可以举出一千条理由，说明为什么不能用新式步犁，也不能用快速联结犁。列文虽然深信，这样一来，田庄的生产水平必然会降低，可是他又觉得改良能带来效益，如果放弃改良，实在是可惜。列文碰到了这么多困难，但他还是达到了目的，到秋天，改革就可以开始了，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
起初，列文想把整个田庄都租给农民和管家，由他们用新的合伙的方式经营。可是他很快就发现，这样做不行，他决定把田庄分成若干部分。牲口圈、果园、菜园、草地和划分成若干片的大田都应该单独进行经营。列文觉得，那位憨厚老实的喂牲口的农民伊万最理解他的改革，他以自己家的人为主，成立了一个劳动组合，承包了牲口的饲养工作。远处一块荒芜了八年之久的弃耕地在木匠列祖诺夫的帮助下，由六户农民根据新的条件承包下来，而舒拉耶夫根据同样的条件承包了整个菜园。其他部分仍照旧的办法管理，而这三个组合社是一种新体制的开始，列文特别重视这三个组合社。
的确，牲口的饲养工作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什么改善，伊万坚决反对牛棚里安装采暖设备，坚决反对提取奶油，他认为，牛在寒冷的环境下喂养，消耗的饲草少，提取酸奶油，赚钱更多。他还要求发给他工钱，因为自古如此，他认为他现在得的钱不是工钱，而是提前发给他的部分盈利，他对此一点也不感兴趣。
的确，列祖诺夫合作组没有照说定的办法做，即在播种前把地再翻耕一遍，其理由是时间太紧迫。的确，这个合作组的农民虽然答应根据新的原则办事，可是他们仍不把土地看作是共同的土地，而是对分制的土地。这个合作组的农民和列祖诺夫本人都不只一次地对列文说：“你还是收地租吧，这样，你省事，我们也自由。”此外，这些农民一直用各种借口拖着不肯按说定的条件按时在这片地上修一个牲口圈和一个饲草干燥棚，一直拖到冬天到来之前才修好。
的确，舒拉耶夫本来想把他承包的菜园化整为零分配给农民种。他显然是曲解了，而且恐怕是故意曲解了把土地承包给他的条件。
的确，当列文和农民们交谈，并向农民们说明新办法的好处时，列文常常感觉到，他们根本听不进去，他们心里有个总主意，那就是不管他说什么，他们决不上当。尤其是当他和最有头脑的农民列祖诺夫谈话时，他更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从列祖诺夫的眼神看出来，列祖诺夫在嘲笑他，看出来，列祖诺夫充满自信，他相信，如果有谁上当的话，那也决不会是他列祖诺夫。
列文虽然碰到这么多问题，可是他认为，他的改革已经起步，只要能够严格进行核算，只要能够坚持自己的作法，总有一天，他会向农民们证明，这种体制能获得很好的效益，到了那时，他的改革就不用费这么大劲了。
列文这一个夏天除了忙他的改革和他所经营的那部分田庄的管理工作以外，他还得在书房里忙着写他的著作，所以几乎没有去打猎。八月底，多莉派人还回来马鞍，他才从来人得知，多莉姐妹已经去莫斯科了。他觉得他没有回多莉的信，是很不礼貌的，他一想起这件事，就不能不感到惭愧，他觉得他已经断了到她家的路，以后还怎么去呢！另外，他和斯维亚日斯基也是不辞而别，也很失礼。但是今后他也不会到他家去了。现在这些事情对他都无所谓，现在他的整个身心都投入到田庄新体制的实施上了，他什么其他的事都不想了。他把斯维亚日斯基给他的书看了不只一遍，从中摘录了许多他没有的资料。他还看了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社会主义方面的书，正如他所预料的，没有找到跟他的新体制有关的任何资料。
他时时刻刻都希望能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比如从他最先满怀热情研究过的米勒（米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著有《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著作中，找到他所关心的一些问题的答案，可他找到的只是从欧洲农场的状况总结出来的一些规律，他认为这些规律不适用于俄国，所以他不认为这些规律带有普遍性。他在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中看到的也是同样的情况：要么就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美妙的空想，他上大学时，曾经醉心于这种理论，要么就是对现实进行一些改良，进行一些修修补补，这现实当然是欧洲的现实，俄国的农业状况和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政治经济学证明，欧洲的财富过去和现在发展所遵循的规律是普遍规律，是不容置疑的规律。社会主义学说却证明，按照这些规律发展，就会导致灭亡。但是，不论是哪种学说都没有向列文、全体俄国农民和地主指出，那怕是暗示，他们如何用千百万双手和千百万亩土地为共同的富裕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他既然已经着手进行改革了，他就认真地阅读了有关这个问题的书籍，并且打算秋天出国，对这个问题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为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不会再碰到在其他问题上他常常碰到的情况。他和别人交谈时，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当他理解了对方的意思，要阐述自己的看法时，对方马上就会对他说：“但是考夫曼、琼斯、久布阿、米歇尔是怎么说的？您又没有读过他们的著作。请您还是读读他们的著作吧，他们对这个问题有精辟的见解。”
他现在看清楚了，无论是考夫曼，还是米歇尔，什么也不会告诉他。他知道他需要什么。他看到，俄国有富饶的土地，有出色的劳动者。他也看到，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半路上他遇到的老汉一家，劳动者加上土地，就能生产出很多产品，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当用欧洲的办法使用资本时，生产的产品就少，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劳动者只愿意用一种他们所习惯的方式干活，而且只有用他们所习惯的方式干活，他们才能干得好，这种对抗性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时性的，它在农民的思想中有根深蒂固的基础。他认为，俄国农民有志气自觉地开发广阔的、荒无人烟的土地，直到把所有的土地都开发出来，为此，他们就遵循一种他们需要的方式，这种方式并不像人们一般所认为的那么不好。他想通过自己的著作从理论上论证这一点，通过自己田庄的革新，从实践上论证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