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俄国并不领左宗棠的情，反而把左宗棠这一“柔德外交”看作是清王朝的软弱无能，不但迟迟不予回复，而且将白彦虎送到了阿拉木图西南的托克马克，还扬言要用武力夺取伊犁东北的精河。西征战士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主动出兵，要好好教训教训俄国人。
不过，此时的左宗棠还不想跟俄国硬碰硬，他希望能够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白彦虎和伊犁问题，尽量避免开战。哪怕英俄两国在新疆边境发生冲突时，左宗棠仍然不愿跟俄国开战，期待着自己伸出的橄榄枝，能够换回俄国的良心发现。
遗憾的是，俄国认定了这是中国软弱可欺的表现，大张旗鼓地支持白彦虎和伯克胡里在两国边境捣乱。光绪四年（1878）八月，白彦虎在俄国政府的支持下，打着经商的旗号，进攻乌什。此后，安集延等也相继反叛，逃入俄国境内，受到俄国的庇护和支持，并屡次侵犯边境，俄国对新疆的侵略野心已经昭然若揭。
南疆收复以后，清王朝开始正式向俄国交涉，数次要求俄国交还伊犁。俄国却完全不把清王朝的睦邻友好当回事，一边纵容叛逆侵扰边境，一边找各种借口推诿，比如边境秩序不安宁，边境商民交涉的案件尚未了结等等，死活不肯给予明确答复。清王朝一忍再忍，终于忍不下去了，于光绪四年（1878）九月，派遣吏部侍郎崇厚为使俄全权大臣，去俄国京都圣彼得堡直接交涉。然而，崇厚是个昏庸无能、软弱可欺的家伙，选他去交涉，其结果可想而知会是多么悲剧。
果然，崇厚到达圣彼得堡以后，对俄国人的威逼恐吓毫无招架之力，一一答应了俄国人提出的通商、分界、赔款三项无理要求。第二年八月，崇厚与俄国政府签订了《里瓦吉亚条约》。条约规定：俄国归还伊犁九城，但割占伊犁西南大片地区；清政府赔偿五百万卢布（大约相当于二百八十万两白银）给俄国，作为俄国代守伊犁的费用和俄国的损失赔偿费；准许俄国在嘉峪关、哈密等七处设置领事，给予俄商免税贸易特权等。这是一项彻头彻尾的丧权辱国条约，俄国人不费一兵一卒得到了绝对的利益，而中国在没有战败的情况下却丢脸丢到了姥姥家。
消息传到国内，全国人民无不愤慨异常，不少朝中大臣也纷纷上奏弹劾崇厚，主张修改条约。清王朝也觉得这个条约实在太过分，就让对新疆形势了如指掌的左宗棠统筹全局，权衡利弊轻重，然后上报，设法挽回补救。
左宗棠早已经愤慨不已，一则没料到崇厚软弱到这种地步，二则没想到俄国竟然如此欺人太甚！所以，原本就对收回伊犁地区持坚决态度的左宗棠终于忍不下去了，决定放弃原本想贯彻的“以柔克刚”策略，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他首先驳斥了俄国索要五百万卢布的无理要求，说俄国人趁中国内乱初定占据伊犁，打着代为管理的旗号，其实在地方上大肆收税掠夺，已经赚足了，还要赔偿，这简直是讹诈！而且，俄国人原先说等收复了乌、玛两城，就交还伊犁，如今却不履行约定，反而包庇藏匿叛徒，纵容他们肆意扰乱边境，如此不守约定，可以说，根本是无信无义之辈！
接着，左宗棠坚决反对割让伊犁西南地区，并提出：“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韧而求胜，臣虽衰庸无似，敢不勉旃！”这是左宗棠的一贯主张，先耐心地跟对方进行交涉，即和平谈判，但同时也不能过于软弱，应该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做好交涉失败就决一死战的准备！其决心坚定，态度刚强，让朝廷和反对派们不由得心生敬佩。
当时，以李鸿章为首的投降派深怕得罪俄国，上奏表示这次错在清朝，应该主动放弃伊犁。他还攻击左宗棠等主战派“不明彼己”，必有后患。
清王朝自然十分清楚李鸿章所说的“必有后患”是什么意思，一时间犹豫不定，难以决断。所以，只好把李鸿章的意见转达给左宗棠，让左宗棠“妥议具奏”。左宗棠马上致书总理衙门，驳斥了李鸿章的意见，他说：“崇厚虽以全权出使，但所议约章，只是草签，尚须经御笔批准，是无所谓‘先允后翻’。但宜于崇厚返京复命后，将不可允各条明旨宣示，使中外咸知，则正气常伸，人心自奋。”他指出，目前边疆事务纠纷，清王朝是有理一方，而且就算论武力，清王朝也不弱，只要朝廷上下坚持一致，万众一心，态度强硬起来，一旦谈判失败，就以武力解决问题，事情绝对没有办不成的！
清王朝原本就担心能否依靠左宗棠的决心，所以犹豫不定，如今看到左宗棠态度强硬，决心难易，于是果断摒弃了投降派的意见，在崇厚回到京师以后，把他交付刑部治罪，接着改命驻英法大臣曾纪泽赴俄国重行订约，同时命左宗棠战守事宜。
光绪七年（1881），中俄两国签订《伊犁条约》，中国顺利地收回伊犁地区。左宗棠的强硬策略取得了圆满成功！
的确，柔弱在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无形的、深沉的、巨大的力量，滴水穿石，以柔克刚，看似柔弱，其中却蕴含着强力。然而，万物都有相反相成两种倾向，柔弱会让人宁静中孕育久远，平淡中包罗万象，但一味的柔弱就丧失了“柔”原本的美好和力量。就像一开始的左宗棠和清王朝，一味地柔弱，结果丧失了原则，没有了人格，成了软弱可欺的代名词，最终将自己逼入危险境地，把自己送上绝路。而改变态度，强硬起来以后，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书中曾写道：“人一旦迷醉于自身的软弱，便会一味软弱下去，会在众人的目光下倒在街头，倒在地上，倒在比地面更低的地方。”柔软过头，就会助长敌人的嚣张气焰，让敌人得寸进尺。所以，有时候就该挺身而起，态度强硬，适当地表现出“硬汉范儿”。像左宗棠一样，挺起脊梁，顶住压力，该出手时就出手，效果必然会更好。
4.搞定“烫手山芋”，才能在强压下活得漂亮
左宗棠几乎就是一个专门处理“疑难杂症”的奇才！这使得他虽然不受一些人待见，却仍然没人撼动得了他！在这里，我们就拿第一次入湘幕来说吧。
道光三十年（1851）十二月初十，洪秀全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在这之前，广西天地会率先掀起起义，并攻克了数座县城，而负责镇压的林则徐病死在途中，前两江总督李星沅接任钦差大臣，进入广西镇压叛乱。当时，清王朝并不了解拜上帝会的实际情况，以为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镇压天地会起义上，等到金田起义爆发，才发现太平军才是起义军中的“领头羊”，这才聚集兵力，全力攻剿。
然而，太平军英勇奋战，数次大败清军，转战各地。紧接着，太平军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的名义发布《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三篇檄文，号召各族人民踊跃参加太平军，鼓舞了太平军的斗志。太平军一路北上，沿途不断收编投靠而来的百姓，等到咸丰二年（1852）九月，起义军人数已经超过了十万人，从广西到湖南起义呼声此起彼伏。
且说湖南境内，早在道光末年，各府州县就已经“盗贼”、“会匪”遍野，当太平军在广西举起反旗以后，湖南百姓也开始聚集在一起，准备响应。太平军杀到湖南以后，如同一阵龙卷风袭来，将湖南各地的起义推向了高潮，各地百姓纷纷加入其中，或者将起义的火种带回家乡，不断发展新的同伴势力。一时间，湖南三湘四水纷纷出现了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起义斗争，直逼长沙。为了躲避战乱，左宗棠拖家带口搬到了邑东玉池山的白水洞，过起了“流离荡析，茧足荒山”的生活。也就是在这时，朝廷派遣张亮基为湖南巡抚，前往湖南，镇压叛乱。
张亮基到达湖南以后，大举搜求人才以备顾问，协助处理军政事务，于是胡林翼就向张亮基推荐了左宗棠。张亮基欣喜若狂，连忙派人前去礼聘左宗棠。一开始，左宗棠并不想“惹麻烦”，毕竟此时起义军来势汹汹，长沙眼看就危在旦夕，形势不容乐观。然而，最终，在胡林翼的劝说下，左宗棠决定接受这个“烫手山芋”。
一出山，左宗棠就果不其然地面临了棘手问题，太平军开始围攻长沙了。太平军斗志昂扬，气势汹汹，大有拿不下长沙誓不罢休的架势。城中人心惶惶，局势危急。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相当淡定从容，他顶着压力，分析形势，最终发现：太平军主力聚集在长沙城南，背靠湘江，东北两面又有数万清军步步紧逼。再看长沙周围形势，龙回潭是长沙西北通宁乡、常德，西南通湘潭、宝庆的咽喉要道，只要占据了这个地方，太平军的处境就会相当悲剧，搞不好还能全歼太平军。于是，左宗棠建议张亮基西渡湘江，据守土墙头和龙回潭，切断太平军的粮食补给，让太平军没法继续西进。
可是，城外的清军将领都养尊处优惯了，根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见到太平军声势浩大，害怕得不得了，西渡以后，迟迟不敢迎战，甚至断然拒绝服从命令。结果，龙回潭等要地被太平军占领。左宗棠得知以后，气得火冒三丈，这下形势更加糟糕了！无奈之下，左宗棠只好迅速调整战略，跟江忠源等人依靠优势炮火死守长沙城。太平军也毫不示弱，对长沙城展开了漫长的攻坚战。城中军队在左宗棠的指挥下，奋起抵抗。两军僵持八十多天，仍然未分胜负。等到九月下旬，各路清军赶来支援，长沙城防加强，太平军无奈之下只好放弃长沙城，渡江北上，向湖北挺进。
长沙之围是解了，但湖南境内的“叛军”却仍十分活跃。张亮基对此十分头疼。于是，这个棘手问题又被扔到了左宗棠手中。
咸丰二年（1853）十二月十二日，张亮基派知府江忠源带兵进攻浏阳的“征义堂”会党起义。当然，这次出兵的指挥，名义上虽是江忠源，事实上其背后老大则是左宗棠。这一次，左宗棠采取了攻心与军事行动双管齐下的方法：先让江忠源到达浏阳的时候贴出大字报，表示不管是不是征义堂的人，只管是不是匪徒，企图以此分化瓦解征义堂内部；同时，又要求江忠源“快”字当先。在左宗棠的这一战略方针领导下，江忠源只用了十二天就镇压了征义堂暴动，堪称神速！
而在一衣带水的湖北境内，由于将领无能，又没有左宗棠这样的智囊帮忙出谋划策，清军败得极其惨烈，太平军势如破竹，一路凯歌，所过城镇，望风披靡，很快就攻占了益阳、汉阳、武昌等大片城池。
对比之下，在左宗棠辅导下的张亮基，简直就是英明神武至极了。消息传到帝都，清王朝高层十分欣喜，很快就升任张亮基为湖广总督。而左宗棠虽然只是“师爷”，但其才能却有目共睹，张亮基更是专门写了奏折，把左宗棠受命于危难却不负众望的功劳大肆渲染一番。搞定长沙之围这个“烫手山芋”，左宗棠的人生也揭开了新的一页。
我们常说，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其实，反过来看，能在逆水强压下行舟，反而会活得更漂亮，能赢得更多钦佩和喝彩。左宗棠不正是借用“逆水行舟”的原理，完成了人生一次伟大的经营吗？
任何一个时代，人才竞争都十分激烈，旷日持久，难免生出倦怠和逃避心态，这就可能磨灭前进的动力，若是任由这样的消极行为落地生根、抽枝发芽，最终只会导致自己人生的失败。左宗棠认清了这一点，他想取得成功，所以，他只好顶住压力，迎难而上，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毅然决然地接过别人唯恐躲之不及的“烫手山芋”——只有搞定它，才有成功的可能。
5.霸权统治，有时是解决问题的捷径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古往今来，人们也多推崇善于集思广益的品质，于是乎，从善如流就成了一个成功者必备的品质之一，如李世民；刚愎自用则成为失败者的代名词，如项羽。
然而，有时候看起来很有道理的事情，却往往变得没有道理！左宗棠的存在完全不科学啊！左宗棠几十年戎马生涯，从善如流这种事情虽说并非完全没有，但每当遇到重重困难时，他更喜欢实行霸权统治。
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他的霸权统治往往是解决问题的捷径！
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收复杭州。第二天，他带领部下入城察看，一圈下来，他的心情沉重无比。杭州素来享有人间天堂之美誉，商业繁荣，文化兴盛，正如宋代词人柳永在《望海潮》中描写的一样：“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然而，左宗棠见到的杭州却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城中毙殍遍野，惨不忍睹。左宗棠马上下令置义冢，埋尸骸，修葺城垣衙署。
与此同时，左宗棠还面临一个更严峻的问题：城中百姓的生活问题。自从楚军围城以后，城中粮价暴涨，百姓苦不堪言，此时战争虽然结束了，情况却丝毫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参加镇压太平军的法国人日意格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下得山便是西湖，我们从由城里回来的可怜的妇女身边经过。城里的救济局，给了她们一点米，她们为了得到这点东西，而不得不往返六十里。”往返六十里获得一点米，可见当时杭州的情况有多么凄惨。
左宗棠也知道所谓的救济工作只是杯水车薪，只能使一部分人能够苟延残喘地活下来，根本无法解决杭州日益严重的缺钱缺粮问题！他肩上的压力十分沉重！
放眼整个杭州，战争一开始，人们就出现了两个极端：穷人们，能逃跑的都早已逃往他乡，留下来的只能沿街乞讨或靠野菜充饥，结果自然饿死无数；有钱的富商名绅，大多拖家带口外出避难，留下来的要么被洗劫一空，要么精明狡猾地将巨额财产藏匿起来，等待战争结束。
于是，左宗棠将目光投向了浙江精明狡猾的富绅们，如杨坊、俞斌、毛象贤等人。这些人个个身拥厚资，且清一色的为富不仁，看到杭州萧条至此，仍然无动于衷，每天温香软玉、声色犬马，更可恨的是还不断乘机低价收购产业！左宗棠对此十分愤慨，决定采用霸权手段强迫他们捐款。
左宗棠精心设计了一出“鸿门宴”，请杨坊、俞斌、毛象贤等几个杭州最为富不仁的富绅来衙门赴宴，同时叙谈捐款之事。
宴会当日，几位富绅心里打着鼓，硬着头皮来到总督署衙。左宗棠一脸欣喜地将他们迎进破败不堪的花厅，看座献茶，然后表示自己初来乍到，只是跟他们见见面，联络联络感情，希望日后他们能够鼎力相助云云。这几位富绅早就料到左宗棠是为捐款一事请他们而来，一听只是叙叙家常，就忙不迭地哭穷，以断绝左宗棠劝捐的念头。左宗棠见状，也不揭穿他们，而是命人摆下饭菜，招待他们共用。
这几位“客人”上桌一看，桌上的菜全都是没见过的新菜品。夹一口放进嘴里，竟然是枯树叶、树皮、枯荷叶藕梗之类，米饭也一股霉酸味，他们都是吃惯了山珍海味的，哪里吃得下这些霉米枯叶，顿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左宗棠见状，心里冷笑，表面上却一本正经地夹菜吃饭。杨坊三人看着左宗棠安之若素的样子，顿时呆若木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