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梁”正了，整体水平才会响当当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上梁不正下梁歪”。
把它用到管理中，就是说下属的品行不端、违纪犯法，全在上司的督查不严，或上司本身就在这些不良行为方面起了带头作用。
所以，左宗棠提出：“吏治之振新，全在上司精神贯注。”也就是说，想要整顿贪赃枉法的不良风气，振兴吏治，首先上司就要做到“精神贯注”。
那么，何为“精神贯注”呢？是不是只要严厉督查，严格办理不法行为就行？当然不是。其关键是上司要起到表率作用，用左宗棠的话说就是“今日道府以上至督抚，均言察吏，而不知察吏之外，尚有训吏、恤吏两端。训之使不至为恶，恤之使可以为善，斯其成就者多，而转移自速也”。
在左宗棠一生带兵治军的过程中，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始终贯彻着“精神贯注”的原则，以身作则，打造出了一支震撼中外的精锐之师。而正是在这一方针下打造出的这支精锐之师，成为了左宗棠的强有力后盾，让他在晚清惊涛骇浪的巨大压力下，昂首前进，丝毫不曾动摇！
初入官场时，左宗棠为了镇压太平军，率军进入浙江。在这片战场上，左宗棠第一次真真正正地以主帅身份开始战斗！左宗棠斗志昂扬，决定抓住机会，彻底摆脱前半生不堪的命运，在战争的危机压力中迅速成长起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凭他一个人的能力根本做不到，唯有依靠身后的部将，他才能够粉碎压在肩头的压力，取得最后的成功！
于是，如何激发部下的斗志，让他们跟随自己义无反顾地征战沙场，就成了左宗棠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左宗棠不愧是“五百年来第一伟人”，他身先士卒，给部下树立了一个视死如归的榜样，每遇大战，都和僚佐一道头裹布巾，靴中别刀，一马当先地奋勇杀敌。
白天指挥作战，晚上左宗棠也没闲着，仍旧不辞辛劳地亲力亲为处理公牍文书。这一切原本是左宗棠的分内之事，但落在部下军士眼中就有了不同的意味，他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本本分分的官员，而是一个可亲可敬、值得誓死追随的领导者，再去战场厮杀之时自然而然更加奋勇！
咸丰十一年（1861）夏天，太平军攻占建德，进而逼近景德镇，左宗棠得知以后，马上调兵遣将赶去救援。他率军从兴安冒雨行军7天，刚一到达乐平，就立即投入战争，表现出高度的牺牲精神。左宗棠麾下的将士们深受感动，纷纷奋勇杀敌，终于在数次战争以后，夺回了景德镇、乐平等重要城镇，化解了一次严重危机。
升为闽浙总督以后，左宗棠更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做闽浙总督3年，他只有12天住在总督府署，其余时间都跟将士们一同在军帐中度过。不仅如此，他生活俭朴，不许部下给他特殊待遇，总是跟将士们同甘共苦，只有在宴客的时候才会吃一点海菜。
奉命出征新疆期间，军费开支巨大，国库供给有限，左宗棠不得不向洋行借款以充军资。虽然借款总数高达一千多万两白银，但对于旷日持久且兵多将广的西北战事来说，根本不够。但是由于这笔借款利息非常高，堪称名副其实的高利贷，不能多借。所以，西北军营仍然十分艰辛，将士们时常忍饥挨饿，遇到生病负伤，更是苦不堪言。然而，将士们仍然毫无怨言，全都咬紧牙坚持着，战场上一如既往地拼死厮杀。究其原因，仍然是左宗棠以身作则起到了巨大作用！
当时，有位叫福克的德国人，在上海开设洋行。他曾为左宗棠经办购买德国的织呢、开河等机器，运去甘肃应用。光绪六年（1880），福克与奥国人满德以及一位席姓翻译从上海来到哈密，专门去拜访左宗棠。由于他们曾帮忙购买过机器，德国又还没有跟中国动武，左宗棠对他们很有好感，不但把他们迎为上宾，请他们住在大营中，还让他们与自己一同吃饭喝酒聊天。
后来，福克写了一篇《西行琐录》，记载了左宗棠当时的一些生活情况：左宗棠每天黎明时分就起床，先到菜园里眺望一会儿，在菜地里走走，活动活动筋骨，顺便查看一下蔬菜的长势；然后回营房，马上接见部下，商谈工作；谈完工作以后，他就跟部下们一同吃饭；早饭结束以后，就开始批阅各方公事，草拟奏折，回复来往信件等，除了吃午饭，就一直工作到下午五六点钟；吃过晚饭就跟营务处人员谈天，直到深夜才就寝。
在福克的记录中，左宗棠几乎是把一切精力都放在工作上。福克对此钦佩至极，他说：“左爵相年已七旬，身在沙漠之地，起居饮食，简省异常，内无姬妾，外鲜应酬之人，其眷属家人多未带至任上，惟一人在塞。老臣蹇蹇，砥柱中流，不特清廉寡欲，硕辅朝廷，凡一切爱民敬事之诚，尤旷代所罕见也。”对于左宗棠为部下将士树立的爱国、爱人民的精神，福克也赞叹有加：“一月以来，觉爵相年已古稀，心犹少壮，经纶盖世，无非为国为民；忠正丹心，中西恐无其匹。爱民犹如赤子，属员禁绝奢华，居恒不衣华服，饮食不尚珍馐。如此丰功伟业，犹不改儒生气象！”
事实上，左宗棠不仅仅在新疆是这样做的，几十年戎马生涯，他始终坚持以身作则的原则，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从不让家眷随行在侧。除了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任职福州时，周夫人曾去福州督署暂居过数月，其余时间他始终都是一人住在军营中，跟将士们同吃同睡。后来，周夫人去世，几个儿子轮流来到军营陪伴他，张夫人又携带幼子和孙儿前来照顾他，但也不过短短数月，之后左宗棠率军前往哈密，便让张夫人返回老家。
在当时，朝廷腐败不堪，从大员到地方官员，无不奢侈淫靡，姬妾满堂，生活腐败，而左宗棠却偏偏“独辟蹊径”，生活俭朴、严格律己如斯。这种以身作则的管理方式，理所当然地培养出了一支精锐之师，成为左宗棠顶住压力的坚挺脊梁！
孔老夫子曾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想要锻造出一支能帮助自己乘风破浪的精锐之师，作为管理者，就必须拥有以身作则的基本素质，要属下做到的事情，自己要首先做到，这样才能起到带头作用。
希望你的属下按时高质量地完成工作，你就要严格要求自己，让自己首先达到这一标准。压力面前，谁都希望自己的团队能够给自己以支持，帮助自己顶住压力，铸就辉煌。但这不是单纯地祈祷就可以的。
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左宗棠深知这一道理，所以他无时无刻不端正自身，做出表率，成功地提高了整支队伍的整体水平！身处“高气压”旋涡时，不妨学学左宗棠，这样，即便你不下命令，你的部下也会自觉地行动起来，跟你一起在压力中爆发！
2.会管理，为自己筑起一道铜墙铁壁
左宗棠带兵多年，在管理上很有一套！选用人才时，他颇为严格，宁缺毋滥，而在实际管理中，他又非常善于安抚人心，十分受部下爱戴。这种严格与安抚并行的管理方式，让他在带兵打仗、任职地方时毫无压力！
左宗棠对人才的考核，曾概括为一句话：“吾察人颇严，用人颇缓，信人颇笃，此中自谓稍有分寸也。”这句话完全就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一流行用人原则的升级版，在用人管理上具有更强的指导意义。
所谓“察人颇严”，就是指对人才的考核要严格，不能草率地敷衍了事；“用人颇缓”则是“察人”的必然结果，只有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才能授以重任，这跟我们常说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有异曲同工之妙；“信人颇笃”就是选才的结果，既然已经考察结束，确认要任用他，那就应该对他笃信不疑，坚定不移地支持他，这也是左宗棠用才、容才的核心思想。
晚清的官场沿袭了中国古代官场上的传统风气，大员和地方官员都大肆任用亲信，排除异己，培植势力，为“前途”为“后路”做好了一切准备，对于贪赃枉法之人，自己人就能包庇就包庇，不能包庇也要想办法包庇，从上到下一派乌烟瘴气。左宗棠最看不惯这种做派，他坚持着“凡属官之贤否，政事之得失，舆论之是非，具默为存记，时加访察”，对原有官员“除贪鄙，吸烟（鸦片）及全无知觉运动之人断不宜用外，余皆随才器使”。
在这一系列思想的指导下，左宗棠将“察吏”与“课吏”结合起来，不但在接见部下时询问他们的工作情况，还时常派遣密员明察暗访，了解基层人员的意见。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以后，左宗棠就会果断地革去那些贪庸之官的职位，同时大力举荐那些品行兼优、廉干朴勤、政绩卓越的官员。我们来看下左宗棠在考察官员后给出的评论和处理：
淳化武生李振基因压回民而被“讯决”；库车阿奇木阿卜都拉，“勒索缠民一千两”，被“斩决枭首”。
左宗棠以“才品猥鄙”参掉澧州知州吕裕安；以“心地糊涂”参掉芷江知县王士伦；以“才质昏庸”参掉黔阳知县张佐清；以“居心污鄙”参掉道州知州陈敬曾；以“舆情不协”参掉署桂阳知县陈济钧等人。
同时，左宗棠称属湘乡知县朱孙诒“勤干廉明，民心畏慕”，武陵知县胡墉“守洁才长，政声素着”，署道州知州王揆一“颇有循声，民情爱戴”，前永州府知府嘉端“操守谨严，老诚朴实”，等等。
可见，左宗棠对选才、用才的考察有多么严格。对于他认为昏庸无能的官员，他一概不用，就差直接找上门建议他们卷铺盖回家抱孩子去了。而对于他认为好的官员，他也是公证准确地给予评价，言之有据，丝毫没有夸大其词。
左宗棠任用刘典是在楚军初办之际，这时候，左宗棠刚刚步入军政界，正处于最容易用人失误的时期，朝廷内外各界人士都紧盯着他。就在这样的镜头聚焦下，左宗棠淡定地把宁乡县候选训导刘典调入楚军任营务处副总领。
副总领这个官并不小，让一个候选训导担任，大家忍不住猜测：左宗棠没吃错药吧？左宗棠完全不理会惊愕交加的目光，没过多久又上奏朝廷让刘典帮他筹划军务。敢如此重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左宗棠不可谓不大胆，但他却绝非毫无根据。事实上，正式起用刘典之前，左宗棠早就对刘典进行了漫长而精细的考察，这从他的奏折中就看得出来：
其（刘典）为人刚明耐苦，廉干而有志节，臣可保其断不负国，断不厉民。其用兵最长于审察地势，临阵必身先士卒，以倡勇敢之气。然性稍偏急，有所见必直达其是，亦以此常见忤于人。
从这份奏折里，我们能够了解到刘典的为人、性格、军事才能等，可见左宗棠对他的考察有多到位、多全面、多严格。在楚军的建立过程以及此后的军政生涯中，左宗棠始终贯彻这一原则，他手下的大将、官员几乎都是在经过严格的考核之后，才委以重任。
至于安抚，毫无疑问，左宗棠纵横军政数十载，能够顶住无数巨大压力，创下令人惊叹的辉煌业绩，靠得不仅仅是对人才的严格考核，还有安抚这一强大的秘密武器！
安抚，很多上司都会说，但却不一定会做。特别是在晚清时期，官场腐败成风，“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将领，其数量远远超过“率先垂范”、“爱兵如子”的将领。即便有些将领善于作秀，时常在部下面前扮演爱民如子的好领导形象，但由于并非出自真心，往往无法成功地收买民心和军心。左宗棠则截然不同，在地方为政就真心关爱百姓疾苦，统兵打仗又是真诚爱兵的好统帅。
左宗棠年轻时赴京会试南归经过扬州，在江边吃了一碗鸡汤面，当时旅途颠簸，他正饥肠辘辘，一碗面下肚顿时觉得精神饱满，鸡汤面的味道也就变得格外美妙了。此后他辗转各地，仍然时常想起扬州鸡汤面。西征之时，有次他去瓜州阅兵，特命犒赏所有将士每人两碗鸡汤面，并特别嘱咐由他私人“埋单”。
他对将士们说：“古来名将都与士卒同甘共苦，你们都多年跟随我南征北战，备尝艰苦。现在有好吃的，怎能不和你们共同分享呢？”两碗普通的鸡汤面虽然是小事，但左宗棠关爱将士、与将士同甘共苦的作风，却让将士们感动不已。
后来，左宗棠的爱妻身体不好，左宗棠得知她为了省钱而“不服补剂”，就叫儿子们“有所窥”，“省却闲钱”，给爱妻买药物，却也不肯多往家中寄银钱。他在家书中写道：“兵已缺饷七月，我岂可多寄银归耶？”他考虑的是士兵已经缺饷七个月了，他的薪银要拿来补贴军饷，而不是供养家人！
当清军久攻金积堡不下，屡次受创，大将刘松山也阵亡，其侄刘锦棠接任之后，报仇心切，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为叔父报仇。但左宗棠却不愿拿将士们的性命做赌注，毅然决然阻止了刘锦棠，命令刘锦棠由原来的进攻改为“先图自固”，“如实不能支，不能不做退军之计。则须通盘筹划，分先后、分去留，不可一并行动”。
古往今来，这样真心关爱将士、与他们同甘共苦的上司有几个？也正因此，在收复新疆的艰难岁月里，军费开支巨大，国库难以支撑，拨下的饷银总是无法满足前线需求，军营粮草极度紧张，将士们时常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却也没有一个将士对左宗棠有所怨言！不仅如此，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为左宗棠冲锋陷阵，心甘情愿为他去死，成为帮助左宗棠撑起一方天空、顶住巨大压力的坚实脊梁！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部门的管理核心都是人，想要管理人，就不能死板地一味坚持严格或者盲目安抚，而应该好好向左宗棠学习，严格考核，适当安抚。我们吸收人才、选用人才的目的，是希望他们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帮助自己顶住正在面临或即将面临的种种压力，所以在选用人才时必须严格把关，否则压力未至，内部先乱，岂不是得不偿失？而在之后的管理中，就不得不适当安抚，只有爱民如子、爱军如子，你的部下才能真正地为你所用，心甘情愿为你赴汤蹈火，帮你顶住八方压力！
3.一碗水端平，大伙儿才会与你同心同力
将一碗水端平，是左宗棠管理的一大秘诀。他很清楚，他手下的“员工”和老百姓对他的要求并不高，很容易得到满足，只要他这个管理者做到公平公正地对待所有人，准确客观地评价员工的表现，公允地处理各种纠纷和冲突，他们就会很愿意服从自己的管理。
奉命西征之时，西北的道路崎岖不平，不便于运送军饷，左宗棠派人大力修筑道路、桥梁等，同时，又在道路两旁栽种杨柳树，以此来加固路基，供给夏时旅行的荫蔽。三千多里荒漠之地，在左宗棠的手中渐渐变成一片广阔的树林。左宗棠深知植树造林需要“三分种，七分管”的道理，植树以后特派士兵严加管护，甚至每棵树上都挂上了植树士兵的牌子，晚上还要挂上灯笼，防止夜行马车碰到树木。
尽管如此，由于老百姓的素质参差不齐，又没有左宗棠这样的真知灼见，并不怎么看重植树造林、绿化环境的事业，时常偷偷折损或毁坏树木，无奈之下，左宗棠只好立法护树，示众警戒。
左宗棠平定阿古柏、返回酒泉以后，发现酒泉四大街的树木竟然死了一大半，更可恨的是大部分树木的树皮都被剥光了，也就是说，这些树很可能是死于“非命”。左宗棠十分恼火，严厉斥责了当地官府，并决心要根除这一恶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