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常云：“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其实，不管错在谁，只要有心认识错误，总结教训，就是皆大欢喜。特别是认真总结别人的错误，更能彰显自己的智慧。左宗棠一生极少失败，再大的难题、再严酷的考验也压不垮他，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左宗棠善于从别人的错误里修炼自我。
在汉口等待各地军队到来的时候，左宗棠总结刘蓉等人失利的教训，研究进军策略。他意识到，想要收复新疆，必须先平甘肃的回乱，而想平回乱，必须先平定潼关以内陕西、河南等腹地的捻军战乱。因为当时，回军占领了通往新疆的门户肃州和河西走廊，又勾结了在乌鲁木齐自立为王的妥得璘，两军遥相呼应，如果不先收复肃州，夺回河西走廊，根本没法出关，即便侥幸绕道出关了，也会陷入两面受敌的境地。
而捻军雄踞陕西、河南一带，动辄就会向京畿压来，如果不先平定捻军，清军很难顺利进入甘肃，收复新疆的伟大目标就更遥遥无期了。
在这一军事策略的基础上，左宗棠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向西北进发，并在湖北大败东捻军。然而，好事多磨，当左宗棠继续行军，兵分三路入陕时，途经函谷，突遇大雨，山水猛发，大半辎重被洪水冲走。进入潼关以后，军中又出现瘟疫，数百士兵染病而亡。左宗棠真是出师不利。
接下来的消息更令左宗棠郁闷。当时，左宗棠一方面要对付捻军，一方面要应付回军，虽然几次交手，左宗棠都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但是，捻军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坚决不肯跟左宗棠的大军缠斗，所以主力部队基本没有损失。偶然的机会，正在陕晋边界堵塞捻军的一部分湘军和皖军，遭遇了大规模捻军的突袭，大败而归，接着捻军一鼓作气拿下了好几座城池，直接威胁到了京都，整个京都顿时震惊了。清王朝羞愤交加，把负责镇压的左宗棠和李鸿章痛批一顿，甚至处罚了一部分官员。左宗棠的西征遭遇到了一次大挫折。
左宗棠生性狂傲，遭遇这样一次大挫折，而且受到老板劈头盖脸的责骂，心中郁闷、委屈绝非常人所能体会。在这种情况下，死要面子的日本武士往往会切腹自尽以谢天下，左宗棠的同事杨岳斌必然会找出一万个理由遁逃，他们都抱着同一个想法：“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为了不再犯错，当然就干脆选择“不做”，这的确比较不容易再败，但也永远地失去了成功的机会。
唯恐一错再错是人之常情，但如左宗棠这般真正能够功成名就的人，却会将失败和错误视为化解危机的逆转时刻，在失败中学习，从失败中寻找迈向成功的道路。
没有人永远都不犯错，智者千虑，尚有一失，所谓的“常胜将军”也有失手之时，只要知道哪里做错了并及时改正，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左宗棠痛定思痛，迅速对作战策略做出了调整，他留下一部分军队在陕西，亲率五千兵马回师晋冀，同时湘皖军队也从陕西渡黄河追来。另一方面，李鸿章对东捻军展开最后的进攻，迅速平定了东捻军。局势顿时发生了逆转。
在清王朝各路兵马的围追堵截下，西捻军渐成强弩之末，被迅速平定。
4.处世箴言，无非“忠恕”二字
认真处世，可以说是左宗棠人生的一大亮点。
他曾在书信中专门写道：“圣贤从无不认真之说。惟处世不能离忠、恕二字。不认真，不得谓之忠；人患其太认真，则亦不得谓之恕也。”也就是说，处理问题绝对不能脱离“忠、恕”这两个字。不认真，就称不上“忠”，太认真，就说不上“恕”。
所以，左宗棠向来坚持，弄明白是非以后，对自己的职责和愿望，就要全力以赴，用十分心思去做，对于不甚重要的事情，做到七八分也可以罢手。这是左宗棠一生的处世标准，拿到现代来看，左宗棠不被授予“感动中国人物”、“全国劳动模范”之类，那简直人神共愤！
事实上，左宗棠的这一处世原则要追溯到他小时候，甚至可以追溯到他父亲左观澜身上。左家以耕读传家，半耕半读，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传到左宗棠的祖、父辈，却一代不如一代。这让左观澜痛心疾首，所以从三个儿子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认真履行父亲和老师的职责，严格要求儿子们读书学习，期望他们能够光宗耀祖。不管是教读还是作文，左观澜都要求他们必须先体会大注，一字不许放过。写作文时，更要细读大注，领略命题，然后再动笔行文。
这一严苛的教育方式，不仅促使左宗棠勤学刻苦，更培养了左宗棠“忠恕”的处世原则。后来，左宗棠安化教学，柳庄隐居，入幕为宾，出仕为官，乃至行军用兵，都时时刻刻秉承着这一原则。这是左宗棠最让人佩服的地方，也是左宗棠不畏惧各方压力的自信根源。
隐居柳庄之时，左宗棠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在教学之余，他全部的心思都用在了这上面，把地理、农学、经济学、军事，乃至边防都研究了个透彻。他翻阅大量书籍，反复参证，绘制出详细的舆图一套十几册。如今，凭借高科技测量仪器，我们绘制地图的确会方便很多，但仍然是一项巨大工程，而左宗棠仅凭一人之力，就绘制出一整套舆图册，这份认真劲儿真是不得不令人佩服。
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在福州创办“求是堂艺局”，也就是福州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培养近代造船与驾驶轮船人员的工业技术与军事技术学堂，也就是说，他的一切规范、规则、章程以及运行，都没有先例作参考。为此，左宗棠再次展开了非人类的“抗压”精神，他亲自制定了一整套船政章程，要求“一面开设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并要求学堂以“求是”为教学思想。此外，他又专门拟定了《艺局章程》，对学制、规章制度、管制体制、培养目标、待遇等问题做了详细的规定，细致到了请假制度、节假日制度乃至早起夜眠的训课。
这不禁让人想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以及差点过劳死在办公桌前的雍正爷，他们与左宗棠的做事风格各不相同，但处世上却都以“忠恕”为基准，一切外界压力在他们面前统统弹指间灰飞烟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非易事，然则也亦非难事，敢于拿百分百的认真去做事，一切就皆有可能。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句话早已被嚼烂了，但却是最一针见血的至理名言。这世上的一切重压，最怕的莫过于用心、认真。
后来，左宗棠奉命西征。平定回乱以后，善后工作千头万绪，但左宗棠没有草草了事，而是认真思考起抚恤政策。当时，回族同胞在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变乱后，遭到了极大的灾难，当地汉族同胞也损失惨重。这时候，妥善处理回民和战地汉民，可以说是重中之重，只有使他们各得其所，过上平安温饱的生活，战乱才会真的画上休止符。
但很明显，这次的善后工作要比处理太平军和捻军难得多。太平军和捻军基本都是汉民，俘虏之后，遣散回原籍即可。而陕甘地区的回军民和汉民则不能这样处理。战乱中，不少陕西回民跟随回军逃到了甘肃，如果让他们跟当地汉民杂居，由于两族矛盾重重，这些客居他乡的回民必然会受到不公平待遇。而如果让他们跟当地的回民居住，也十分不妥，因为他们分别信仰新教和旧教，难以和睦相处，即便能够勉强相处，一旦战争爆发，聚居在一起的回军会迅速团结起来对付清军，十分不利于清王朝的统治。
那么，是不是可以将陕回民遣返回陕西呢？左宗棠暗暗摇头，这也行不通。因为陕回民离开家乡已经10年之久，家乡的产业都已经尽数被毁，尚存的也都已被没入官府，若是放他们回乡，返还产业，由于战乱旷日持久，当时又没有今天的高科技进行档案记录，缺乏人证物证，必然会引起一场不小的纠纷。
这一系列难题让不少官员束手无策，甚至有人表示直接草草了事，主张全部遣返回乡，把难题推给当地官员，有的则表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们在当地住下。左宗棠却坚决不肯草草了事，他知道这是一把双刃剑，处理好了，从此当地就会太平无事，回民也会对清王朝感恩戴德，放下屠刀立地成“良民”，但若处理不好，必会后患无穷。
左宗棠绞尽脑汁，冥思苦想，终于想到一个完美的计策，就是将这些客居回民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为了保证他们的生活，左宗棠特意定下几点要求：安排他们的地方要有草有水，土地肥沃，河流和平原相间；必须是没有主人的荒地，以免有人来争夺；要自成片段，让回民自由聚族而居。此外，他又对每户回民应得多少土地、多少农具、种子、粮食、草料等作了具体规定。为了保证回民的安全，左宗棠还处死了几个违法的土豪劣绅，杀鸡儆猴。
这一系列善后工作，耗费了左宗棠大量心血，也花费了大量军费。以至于当地一些上层人士对左宗棠产生了极度不满，找各种借口阻挠左宗棠的迁徙计划，但左宗棠不顾他们反对，坚决执行。
在左宗棠的苦心经营下，陕甘的经济、生产以及百姓生活逐渐恢复。等到光绪初年，有人从新疆返回广东，途经陕甘地区，看到“自入陇所见，民物熙熙，一片升平景象，竟若未经兵燹者”，千里陕甘，已然不见之前黄沙白骨、赤地千里的惨象。
纵观左宗棠的一生，狂傲风采之下，挡不住的是“忠恕”二字的真实写照。他不如曾国藩会做人，不比李鸿章会做官，但却凭着简单的“忠恕”二字，深得人心，任凭战场、官场上风刀霜剑，依然直挺脊梁，压不垮，倒不下。
5.处世留余地，才能在强压下峰回路转
俗话说：“饶人多条路，伤人多堵墙；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道坎。”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一定要留下几分余地。
别看左宗棠狂妄至极，桀骜不驯，在朝野中得罪人无数，但事实上，他比谁都懂得这个道理，只不过他不会把这个伟大真理应用于应付朝中小人上，而是全部拿来做大事！
正当左宗棠忙着调兵遣将、为西征做准备时，云南发生了一起涉外事件。
英国一名叫作马嘉理的翻译官，不在印度好好待着，心血来潮跑到云南游历，结果被卷进了一起冲突事件，意外地被驻扎在腾越的清军杀害。英国公使威妥玛马上扬言，要调集印度兵从缅甸攻打云南，配合俄国人由伊犁进军，以牵制西征军。听到威妥玛的威胁，清王朝上下顿时沸腾了，如果英俄两国联手，一从西南，一从西北，相互勾结，共同进犯，那么清王朝必败无疑！恐怖的阴云顿时笼罩在整个清王朝上空。
就在这时，俄国军官索斯诺夫斯基等五人来到中国“游历”，准备经由甘肃回国。于是，一些怀疑俄使是来探听虚实、搞情报、为英俄夹击中国做准备的人，马上通知左宗棠，并建议左宗棠谨慎对付，必要时候干脆先下手为强！
但左宗棠却觉得不必大惊小怪，更不打算把事情做绝。他认为，收复新疆是中国的主权问题，跟英国、俄国没有半毛钱关系。英国想在云南与缅甸的交界处通商，销售鸦片牟取暴利，其他国家根本毫无插手余地，更分不到半杯羹，俄国人根本不可能附和英国的行动。
而且从缅甸到云南，道路险阻，并非用武之地，所以英使的恐吓纯属恐吓而已！即便英国真的动武，中国以主制客，以逸待劳，也完全不需要怕他！再说，这批俄使是去年来华的，那时候还没有发生马嘉理事件，实在不必草木皆兵。
没过多久，索斯诺夫斯基一行人来到兰州。左宗棠以礼相待，让他们住在衙署内，每隔一天跟他们聚一次餐，谈论天下大势，明里暗里地表明中国收复新疆的决心，同时从索斯诺夫斯基等人言谈中了解一些俄国的情况。
等到跟他们混熟以后，左宗棠问索斯诺夫斯基说：“现在坊间传言，英国与俄国准备结盟侵犯中国，真的有这种事吗？”
索斯诺夫斯基表示：“英国人很狡诈，俄国不会无端向中国挑衅！”并表示，俄国沙皇希望跟中国友谊地久天长，在伊犁驻兵只是为了防止回军入侵，不是对付中国，等中国收复乌鲁木齐以后，会交还伊犁。而他们这次来华，主要目的是开通茶道，俄国人向来喜欢喝茶，茶叶一直从中国进口，如果能直接从内地运茶，那会便利很多！
索斯诺夫斯基原本是俄国总参谋部军官，曾经带兵入侵伊犁。这次来华，深入西北，显然不是单纯地为了开通茶道那么简单，必然还有其他秘密使命。
左宗棠当然知道这一点，也早已猜到，他们表面上是来开通茶道，事实上是为了窥探虚实，摸清中国的兵力和战斗力。
所以，在索斯诺夫斯基一行五人来到西北以前，左宗棠就想好了对策，决定以高调胸襟接受这份主动送上门的“礼物”，并好好利用他们，向俄国显示一下清军强盛的阵容和收复新疆的决心！
当时，英国还在扬言要进攻云南，朝野上下一片鸡犬不宁，左宗棠面临的压力很大。
可是，左宗棠正确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认为英俄既相互勾结，又存有矛盾，既能联手合作，又很容易反目成仇，而且都不愿意看到对方与中国友好相处。如果中国不能自强，他们就会继续毫无底线地欺侮中国，如果中国能强大起来，他们联手也没什么好怕的！
于是，左宗棠在云南涉外事件上留了几分余地，继而忍着压力，高调接受这送上门的“礼物”！这是一种魄力，更是一种策略！
索斯诺夫斯基是枪炮制造的行家，他向来只佩服英、法、德三国的产品，甚至在左宗棠面前高调宣扬俄国武器之精良。在他看来，中国武器必然是百分百“纯落后主义”，中国人也不可能制造出什么好武器！左宗棠就专门派人带领他们去参观甘肃制造总局。索斯诺夫斯基等人看到厂里不仅能仿造法、德等国家的枪炮，还有中国人自行设计制造的新式产品，如大洋枪、小车轮炮、三角劈山炮等，都震惊不已。
接着，他们又看了试验，终于对中国自制兵器的态度有所改观，甚至怀疑制造枪炮的钢材是不是进口的。左宗棠肯定地回答他们这完全是自炼的。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叹服，终于不敢再瞧不起中国武器！
左宗棠又特意带他们去看清军的武器装备和操练。五人看完以后，感叹西征军的战斗力完全可以跟欧洲军队相媲美！左宗棠听到以后，不由得露出微笑，他的目的达到了，他可不是平白无故地容忍退让，而是想要借这几个人回去做清军的“义务宣传员”！
索斯诺夫斯基等人在兰州住了一个月，看到左宗棠让他们看的清军底细，纷纷觉得暂时实在不适合跟中国翻脸，于是，当他们得知关外作战运粮困难以后，便主动提出愿意为清军代购粮食，以此来表达“友好”与“诚意”。
左宗棠正为购粮困难而忧心不已，粮价和运费太高，军饷又不足，听说索斯诺夫斯基愿意将“便宜货”送到清军驻地，顿时欣喜若狂。他觉得，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能低价买到粮食，都对中国大有益处，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在索斯诺夫斯基等人离开之前，左宗棠与他们签订了运粮四百万斤到古城的协议。
《周易》中曰：“物极必反，否去泰来。”将事情做得太极端，必然会带来相反的结果。所以古人常说：“处世须留余地，责善切戒尽言。”做任何事，进一步，也应该让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