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把不如意当浮云，才是“抗压”的根本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没有人能完全一帆风顺。
面对这些不如意，有人举步维艰，甚至从此一蹶不振，自暴自弃；有人则淡定从容，优雅潇洒，如同拂去衣袂上的一粒尘埃一般无惧无畏，继而顶着压力迎难而上，开创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前者，不能称其为懦弱，只是修为不够；后者不一定是钢铁之躯、铁石心肠，却一定会成为令人钦佩的“大神级”人物。毫无疑问，左宗棠就是后者。
左宗棠生性颖悟，少年时候就胸怀大志，他勤学苦练，不仅攻读儒家经典，还兼通经世致用之学，可以说是真正博古通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全才”。道光七年（1827），左宗棠应长沙府试，考中第二名。道光十年（1830），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之后又转入湘水校经堂，在湘水校经堂，曾在一年内连续七次考取第一名。
拥有这样光辉的历史，任何人都会认为左宗棠必然一路平步青云，但左宗棠此后三次赴京会试，全都名落孙山。这恐怕是他一生中所遇到的最不如意之事了！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心想事成，事事顺心，左宗棠当然也不例外。但人生路长，不可能事事如愿，若真的每个人都心想事成，那这个世界早就乱套了。因为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换句话说，“心想事不成”才应该是这个世界的主流。所以，一些哲学家学聪明了，提议让人们想得现实一点，想得少一点，这样就容易心想事成，所谓“知足常乐”，也就是如此。
然而，对于一个真正有雄心抱负的人来说，他真的能够把“鸿鹄之志”降低到“燕雀之志”吗？这些人总是放眼天下，胸怀天下，绝对不会改变自己的志向，这也注定了他们所遭受到的不如意之事会比普通人多很多。
左宗棠深知这一点，所以，当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志向，他只好试着锻炼自己的抗打压能力，化悲愤为力量，把不如意当作“验平素道力”的手段。
咸丰四年（1854），左宗棠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并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骆秉章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几乎言听计从。
但就在进入幕府的第六个年头，左宗棠再次遭遇了“不如意之事”，且这次风波所带来的压力要远远超过他之前所遭遇的任何不顺。这件事就是轰动一时的“樊燮事件”，也叫“官樊构陷事件”。
樊燮是湖南永州镇总兵，但却官风败坏，曾经擅自动用军中银钱作为镇蜀中零用花销，还私自派遣兵弁为他抬轿等。咸丰八年（1858年），骆秉章进京见皇帝的时候，顺便告了樊燮一状，皇帝当然是龙颜大怒，马上下令查办樊燮。
樊燮不服，就向湖广总督衙门投诉。总督官文是骆秉章的顶头上司，两人心不和面也不和，明里暗里地斗争了很多年，就想借着这件事好好出口恶气。官文打听到湖南巡抚衙门的师爷是左宗棠，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几乎把衙门一切大小事务都交给他打理，就将矛头指向了左宗棠。
更悲剧的是，当时胡林翼、曾国藩、骆秉章等汉人纷纷得势，汉人官员成为朝廷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使得一些满族上层人士十分郁闷，一直在伺机寻找机会打压汉人。可是，清朝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正在重用胡、曾、骆等汉族大员，不能轻易动手，于是，这些人就想借着樊燮上诉的机会，修理修理左宗棠这个小小的幕客，以便杀鸡儆猴，打压一下汉人的气焰。
出于这种种不可告人的原因，官文欣然接受了樊燮的控告，并立即撰写奏折，形象地描绘了湖南巡抚幕客劣绅左宗棠如何骄横跋扈，如何越权干政，如何与永州知府黄文琛等人暗中勾结，陷害永州总兵樊燮，然后快马加鞭送往京城。
官文是满洲贵族官员，皇帝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会睁着眼睛说瞎话，对他的话深信不疑，马上下令将本案移交官文和湖北正考官钱宝青审办，并在密旨中特别交代：“如果左宗棠的确做了不法之事，可以直接将他就地正法。”
这让左宗棠瞬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压迫和危困之中，幸好有潘祖荫、曾国藩、胡林翼等人誓死保救，才勉强平息了这场风波，救下了左宗棠的性命。
这是左宗棠开始“为朝廷办事”以后遭遇到的第一场政治压迫，一开始，左宗棠也心灰意冷，打算退出湖南幕府，返回柳庄归隐。但他知道归隐并不是他最大的志向，所以一番静心思过以后，左宗棠决定将这些不如意当作浮云，从容淡定地迎难而上，最终被皇帝破格提拔，以四品京堂候补的身份，到长沙招募“楚勇”。
在这场起伏的风波中，左宗棠就像一勺咖啡，被扔进水中煮沸，他既没有像萝卜一样软弱无力，不堪一击，也不像鸡蛋一样看似刚强，实则怨恨丛生、脆弱不堪，一压就垮，而是把外在的一切压力当作浮云，从容淡定地顶住压力，扭转局势，将外境转化为自己前进的动力，最终散发出醉人的香醇。
此后，左宗棠正式出仕，也屡屡遭遇弹劾、诬陷，但左宗棠秉承着这一原则，从容面对，彰显出一个英雄豪杰所具有的豪迈气概，实在令人佩服之至。
人的一生难免不如意，有时甚至遭遇“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尴尬，经受“雪上加霜”的考验，关键是如何面对。是消极对待，还是积极应对？是怨天尤人，还是勇于挑战？真正的强者总会对自己说没什么，然后把这场经历当作一种人生体验，努力让其绽放出美丽之花。
人生多有不如意，我自当笑对长空，怎奈我何？
2.小心谨慎！让妖魔鬼怪不能得逞
古人云：“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又说：“功亏一篑。”这都是在论证同一个道理：在一件事将要成功之时，必然会有无数“妖魔”赶来凑热闹，阻挠成功，甚至使其倾覆崩垮。反观现实，很多情况下也的确如此。
左宗棠的一生，就充满了这样戏剧性的“妖魔横行”。
道光十二年（1832），左宗棠丁忧期满，兴冲冲地前去参加长沙会试，也就是举人考试。
这一年湖南乡试的主考官是礼科掌印给事中徐法绩，助考官胡鉴。按照惯例，先由助考官阅卷，剔除或淘汰一部分试卷，这部分试卷被称为遗卷。
一般来说，成了遗卷就等于被判死刑了，主考官也不会再重阅。左宗棠就这样在第一轮阅卷中被判了死刑。但这年恰逢道光帝五十岁，因此下了一道特令，要求今年未选取的遗卷，必须由主考官再审阅一遍，以免遗漏人才。于是，左宗棠的试卷就被徐法绩亲自搜阅出来了。
如果事情就这样顺利地发展下去，那的确是皆大欢喜。但遗憾的是，左宗棠的“妖魔”理论在这里被验证了。徐法绩认为左宗棠的卷子是佳作，要求同考官补荐。但那位同考官是个软硬不吃的家伙，坚决不肯补荐，还理直气壮地扔给徐法绩一句话：“中不中由你，荐不荐那是老子的事！”眼看左宗棠就要被这样刷下去了，徐法绩很无奈，左宗棠很忧伤。好在最后那位同考官还是给了徐法绩一个面子，勉强同意补荐。
如果说这次“遗卷风波”是主观无法控制的，那么福州船政局的顺利建成就极好地证明了主观努力对外来压力反击的重要性。
同治五年（1866），黄沙障战役结束，江南太平军余部全部败灭，左宗棠率军返回福州，开始筹划创办造船厂。
事实上，早在道光十九年（1839）英国人在沿海挑衅时起，左宗棠就开始大力研究西方情况。当时，中国人对海外知之甚少，这方面的书籍更是寥寥无几，左宗棠费尽心思搜集唐宋以来的各类书籍，仔细阅读，认真研究其中所记录的地理、历史、边防等知识。
后来，读到《海国图志》，左宗棠简直惊喜异常，尤其对其中“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大为赞同。道光十二年（1832），左宗棠就曾提出中国应该自己制造船炮。同治元年（1862），左宗棠又向总理衙门建议，等有了经费，一定确定必定要自主制造轮船，巩固海防。所以，到达福州以后不到一个月，左宗棠就火急火燎地上奏朝廷，提交了一份建造轮船的详细计划。
在这份计划中，左宗棠指明，自从海上用兵以来，西方各国凭借强大的军舰直达天津，使得南方海防形同虚设。而从经济上来说，西方商船行驶快、运费低，各方面都比中国木制商船优越，抢占了大量沿海各省居民的商业利益，也间接威胁到了国家税收和经济发展。所以，当今的主要任务，就应该是自行制造轮船，从而巩固海防，抵御外敌侵略，大力发展商业运输。
左宗棠提议，应该从外国购买造船机器，制造跟西方军舰、商船相媲美的船只，这样，等船造多了，就可以布置在沿海各省，同时触类旁通，兴办制造枪炮、炸弹、铸钱币、修水利等工业。
左宗棠的这一提议是一项十分有远见的计划，早已经认识到轮船重要性的清政府看到这一计划，既惊且喜。毕竟一旦左宗棠的设想得以实现，清政府就不需要再苟延残喘在西方人的淫威下，可以重树威信，直截了当地将西方人扫地出门。
但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必然耗费巨资，旷日持久，其结果也是扑朔迷离，没有准确答案。所以，清政府一时十分犹豫。
就在这时，各种“妖魔鬼怪”也迅速跳出来捣乱了。先是朝中有人反对造船，主张购买或者雇用外国船，他们甚至做了周密的设想，把造船的困难一一列出，比如选厂址困难，购买机器困难，聘请外国技师困难，筹款困难，等等。
对此，左宗棠云淡风轻地一笑，他早就料到会遇到这样的诘问，所以一早就谨慎再谨慎地做好了准备。朝堂上，左宗棠侃侃而谈，将反对派的问题一一解决，瞬间击垮了暴雨梨花针般袭来的反对压力。
接着，难以接受造船这一新鲜事业的人纷纷站出来，对左宗棠群起而攻之，各种议论、诽谤纷至沓来，左宗棠瞬间陷入了十面埋伏的境地。这些人既有朝廷内部的顽固派，如大学士倭仁、监察御史张盛藻等，他们认为可以将孔老夫子、孟老爷子的理论，尧舜大帝的治世之道，统统“具体化”成神兵神将，把西方人吓得屁滚尿流，根本用不着轮船、洋炮这些蛮夷之物。相反，他们觉得学习这些外国事物，恐怕礼义廉耻都将无用武之地，到时候人心解体，国将不国。
又有来自外国的阻力。英国公使威妥玛和税务司赫德听说中国要自己制造轮船，而且打算请法国顾问，心里十分窝火，就跑来横加干预，并建议中国从外国购买轮船，或者租雇，总之一句话，还是不要自己制造的好。
时任福建税务司的法国人美理登也跑来阻挠建设造船厂。他摆出帝国主义的腔调，扬言中国人想要学会外语以及制造轮船、机器和驾驶技术，那简直是做梦，然后又建议清政府“造不如买”。
面对这些“妖魔鬼怪”，左宗棠十分谨慎，他认真做好了一切准备，计划做得详细至极，将他的远大设想清晰、形象地描绘在统治者面前。当时清政府刚刚尝到了西方侵略的滋味，正暗自郁闷，看到左宗棠的远大设想，仿佛看到了清王朝的美好未来，所以毅然决然拒绝听信这些人的意见。
于是，左宗棠终于在重重压力和“小鬼挡道”下艰难前行，靠着“谨慎”的准备，获得了实行办理造船厂的批准！
左宗棠是个狂傲的人，但同时他也是一个谨慎的人，只是他的谨慎不是用在做人上，而是用在做事上。他的谨慎是一种做事的态度和倾向。当他决定做某件事，他会对事情做整体的、细节性的考虑，将自己的决定和行动所造成的结果都计算进去，从长远的、实质的结果来考虑“利益”。所以，当面对满朝质疑和压力时，他淡定从容，将对方扔过来的“压力炮弹”轻易粉碎，赢得了老板的青睐。
谨慎，就是要求我们思维缜密，办事精细，考虑周全，却绝不是疑心太重、顾虑重重，这并不叫谨慎，而是缺少决断，不敢承担责任，只会让你一而再、再而三地错失成功良机。
正如左宗棠所说，在做一件事的过程中，必然会遭到来自各方的阻挠和破坏，只要你谨慎再谨慎，就能将这些“妖魔鬼怪”统统消灭。
3.反思修身知错善改，才是一条压不垮的硬汉
左宗棠一生以“狂傲”着称，性格狂，说话狂，连做事也带了几分狂妄自大。
因此，很多人可能以为左宗棠在“德行”这一点上有所欠缺，谈论左宗棠往往只提及他出仕为官、带兵打仗的功绩，对其德行能绕道就绕道。事实上，这种认识极其偏颇。左宗棠虽然狂妄，但其在德行上的修行仍旧不可低估。
左宗棠少年曾师从贺长龄、贺熙龄兄弟，修身养性方面颇受贺氏兄弟影响。后来隐居柳庄，授教安化，左宗棠闭门读书，勤学更兼修身养性。
终其一生，左宗棠都十分注重修身，光绪五年（1879），他在给一位同僚的信中，再次郑重其事地提到修身：“惟克以自绳，知过即改，不空留一悔字长在胸中，斯可进德矣。”
左宗棠这一感慨很有道理。环视当今社会，那些所谓的大家，大明星也罢，大作家、大商人也好，往往在做人的问题上经不住推敲。这些人或许仍旧红极一时，但相信在大众心中，其人品肯定早已大打折扣，经不起外界压力的考验了。
这就更衬托出了左宗棠的强悍之处。
他狂，他傲，但他有基本的原则，他懂得以修身养性培养“德行”，以“德行”征服他人，这样，纵使周围压力横飞，也对他无可奈何。而在众多修身项目之中，左宗棠极其看重“知过即改”。其实，这也是他用亲身经历换来的血的教训。
从道光三十年（1850）的太平军起义开始，中国可谓是多事之秋，海内外势力都蠢蠢欲动，天下形势纷乱，中国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局面。从这一年开始后的十余年间，中国出现了三支主要反叛力量，即太平军、捻军、回军。这三支军队的政治观念、宗教信仰各不相同，但目的却完全一致，那就是推翻清王朝。
最先反叛的是太平军。道光三十一年（1851），在白莲教等一些各地小规模起义之后，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起义。在经过十余年的战争以后，清王朝终于成功将之镇压。但捻军和同治初年爆发的回军之乱仍然此起彼伏，气焰嚣张。
同治五年（1866），新疆告急，左宗棠奉命西征。在此之前，太平军还没有完全败灭的时候，清王朝就派遣了刘蓉担任陕西巡抚，负责西北战事。刘蓉是左宗棠的同乡兼好友，为人足智多谋，也被称为“诸葛亮”。
之后，清王朝又将杨岳斌派往陕甘，杨岳斌是湘军水师统领，曾经跟随左宗棠在东南作战。但遗憾的是，这两人的相继到来并没有对战局造成什么关键性影响，形势也没有好转。相反，刘蓉在霸桥被西捻军打得落花流水，几乎全军覆没，杨岳斌见状，赶紧请病假灰溜溜地跑掉了。
左宗棠到达汉口的时候得知这一消息，简直如遭五雷轰顶。
他知道，面对风雨飘摇的局势，清王朝高层心急如焚，恨不得将领们纷纷化身天兵天将，挥一挥衣袖就能带走一切战乱、反叛，还他一个太平盛世，所以清王朝派遣各路人马，平捻军的平捻军，定回乱的定回乱，如今又派出左宗棠收复新疆。但在某些程度上，这样满天下布棋是一个极其错误的用兵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