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第二章贞观恢弘，遗风铁血，帝国如日中天 (2)
大唐律法这朵盛世的牡丹，不仅是唐代帝王治理天下的重要依据，也成为后世历代王朝编制封建法典的蓝本，正如明初丞相李善长言：“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家遵唐旧。”它的芳香还漫延到了中国以外的地方，被广泛地流传到了中国的邻国，朝鲜、日本、越南诸国的古代律法，也大多模仿唐律。大唐律法在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长开不败。
出淤泥而不染，吏治清廉若夏莲
如果说大唐的律法如绽放的牡丹，芳香弥漫千百年之久，那么大唐的清廉便如盛夏的莲花，“百节疏通，万巧玲珑，亭亭物华，出于淤泥而不染，花中之君子也”。
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中，“廉洁”、“廉平”、“廉正”、“廉直”、“廉谨”是主要的道德准则。“廉者，民之表”，“廉者，仕之本”，“廉耻，立人之大节”，“廉耻者，士人之美节”等关于廉的说教，俯拾即是。历代王朝十分重视对廉政的倡导，“吏治清廉”也被视为从政者的主要行为规范。《周礼？天官冢宰》中有六条考察官吏政绩的标准：“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六条标准都离不开一个“廉”字，可见“廉”是做官之本和考察之要。
这朵清廉的莲花之所以可以在唐朝开得如此绚烂，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富有特色、行之有效的监察机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君权，防止了行政权力的滥用，有效地阻遏了政治、经济的腐败。
孔子早在春秋时期便已提出“仁者爱人”，表明了对不爱护百姓的帝王的否定；孟子也紧随其后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将百姓放在了首位。唐朝的开国者李渊、李世民经历了隋末的暴政，深刻地领悟了儒家的“仁政”思想，在初唐时期确立了“安人宁国，先存百姓”的国策。
唐代的监察制度沿用的是隋代的旧制，全国最高的监察机关为御史台。御史台的最高负责长官是御史大夫，有副手二名，称御史中丞。他们的职务是“掌持邦国刑宪典章，以肃正朝廷”（《旧唐书？职官志》）。
唐太宗非常重视御史台的作用，他要求三省和御史台官员各尽其责，真正起到互相检查的作用。为了充分发挥御史台的监察职能，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规定：凡是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官吏入阁议事，都要有谏官随同，有不当的随时进谏。御史台的地位由此提高，对于纠正官吏的违失起了一定作用。
御史台所属机构有三：台院、殿院和察院，分别由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任职，合称“三院御史”。其中，侍御史掌纠举弹劾百僚（即按朝廷法规指控官员的不法行为）、推鞠狱讼（即对被告发官员进行审理）、知公廨杂事（即处理台内日常杂务）；殿中侍御史在朝廷的重大典礼活动中，负责纠察殿廷供奉仪式，包括典礼的服饰、祭祀和皇帝巡省的大驾卤簿及一应文物的准备情况；监察御史的主要任务是分察百僚，凡狱讼、军戎、祭祀、营作、太府出纳诸事并加监察，兼管朝堂左右厢及百司纲目。
台院、殿院和察院，这三院监察官品阶不同、职掌分明，构成了一个十分严密的监察系统，用来监视百官之作为，故而被称为“人君耳目”。当时的御史台虽然官职不高，但是权力不小，官员的赏罚升降都要通过他们的审核。
太宗觉得御史台一个人的能力很有限，又特别设立了言谏制度，并设置了谏官组织。谏官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国家决定的政策、法令、制度和各级官员的行为决策，如认为不妥，有权向皇帝规谏。唐代历代皇帝从长期的统治中总结经验，认为这种规谏有助于皇权的行使和国家的统治，同时也是对官员的一种监督，因此设置专官执掌。
这样一来，统治集团内部兼听博采，充分调动起各级官吏的主观能动性，全国上下一起打击贪污腐败。结果使得许多官员在贪腐问题上即使有贼心也没有贼胆，也使得贞观一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发生过官员贪污大案的朝代。
制度的实施关键在于赏罚分明、令行禁止，有了如此完善的监察制度，反贪立法也随之步入发展和定型阶段。
《唐律疏义》以国家大法的形式，把有关惩治贪污犯罪的规定作为法律固定下来，划分了官吏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界限，为惩贪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唐代虽然用刑轻缓，但对贪贿犯罪处罚极为严厉，规定正七品官受财枉法、违法之赃达月俸禄收入总数一半以上者处极刑。监临主司受财枉法，受绢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受十五匹即处绞刑。以重刑惩治贪官污吏，确实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使封建王朝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政通人和、蒸蒸日上的活力和景象。
在严惩贪官污吏的同时，唐朝还大力倡导廉政。中国古代的圣人早就把思想教化放在了反腐败的第一位。《尚书》中提出：“任官唯贤才，官不必备，唯其人。”孔子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对于那些清廉的官吏，应把他们视为廉政的典范，并加以表彰和重用。
有的廉洁之官在死后得到哀荣，如唐代的名臣李〖XC勣.TIF〗，因为“性廉慎，不立产业”，唐高宗在其死后“举哀光顺门，七日不视朝”，并“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谥贞武。给秘器，陪葬昭陵”。事实上是在强调以“廉”为操守、为官德，鼓励官员以“廉”获取从政的声名。
各级官吏在监察制度的监督和廉政思想的引导下， 使唐朝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清廉的朝代。“见客但倾酒，为官不爱钱”（李白《赠崔秋甫三首》），“以清俭自律，以恩信待人，以夷坦去群疑，以礼让汰惨急”（刘禹锡《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记》），“莫言名与利，名利是身仇”（杜牧《不寝》），“海涨兵荒后，为官合动情。字人无异术，至论不如清”（杜荀鹤《送人宰吴县》），一句句代表盛唐气象的诗歌，将人们对清廉人士的敬仰之情表露无遗。此外，唐朝还有一批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谦吏，魏征、房玄龄、狄仁杰等，无不是后世赞誉的对象。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汉高祖刘邦的一番话，道出了得天下的关键。
“隋末无道，上下互相蒙蔽，皇上骄横，臣下谄媚奸佞之徒不断，皇上不知道改正自己的错误，臣子不为国尽忠，最终使国家危难，自己也死在佞臣之手。朕拨乱反正，志在安邦定国，平定乱世要用武将，守成治国要靠文臣，使他们各尽其才，国家才能安枕无忧。”唐高祖李渊的分析，回顾了隋灭亡的一个原因，同时也总结了自己的用人经验。
无论是哪个朝代或体制，在历史上总能找到与其相似的地方。李世民与隋炀帝杨广，二人之间就有着极为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出身贵族，都在先父的统一大业中立过大功，两人都是次子，都是通过非正常手段取得皇位，都成功地在东北亚建立了军事政权，都被各族人民所热爱。然而，两人的结局截然不同，一个成为让世人尊崇的一代圣君，一个则成为中国声誉最差的皇帝之一。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在用人方面，杨广存在很大的问题，李世民则遵循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原则。
“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理。”“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唐太宗李世民深知人才是治理国家的重中之重，因而他在位期间，成就了一段段识人、用人的佳话。
从太原起兵开始，李世民就在不断地招揽人才。征战中，他吸收了原李密、王世充、窦建德集团的人才，吸收了瓦岗军的秦叔宝、程咬金等；治世中，他任用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魏征等人，为他出谋划策，助他成就盛世大业。
这些“贞观之治”的功臣名将中，有些从一开始便与李世民并肩作战，还有一些曾是李世民的阻力，但无论过去如何，对李世民来说，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不计前嫌，有才必用，是李世民量才用人的一个重要特点。
魏征原是李建成的部下，投靠了李世民之后，李世民曾说：“魏征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然征犯颜切谏，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论任贤第三》）在李世民看来，无论是曾经战场上的敌人、前朝的官员，还是原太子李建成的臣僚，只要他们是人才，只要他们能给大唐王朝的发展与稳定作出贡献、发挥作用，他们就应该得到相应的重用与尊敬。
李世民曾自比一块深山之中的矿石，唯有经过匠人的锻炼方能成为宝玉，而锻炼他的那个匠人就是魏征。正是李世民的这一态度，成就了一段为世人所流传的佳话。其实，早在即位之初，李世民便用“以德行、学识为本”，为整个大唐制定了鲜明的用人准则。他以身作则，积极鼓励大臣进谏，因而贞观时期除了最突出的魏征外，刘洎、岑文本、马周等也多能直言不讳，提出不少中肯的意见和批评。
正是满朝大臣的敢于谏诤，避免和防止了李世民的许多错误。集思广益，这个道理谁都懂，但只有李世民做到了，以后的皇帝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当然，这也与李世民个人的心胸有关，他贵为帝王，本是一个不容有任何相反声音的角色，然而他“容”了，而且容得出色，容出了一个大唐盛世。
不仅如此，李世民还对公卿提出要求：“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下，欲不危败，岂可得也？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直言规谏。”（《论求谏第四》）简单来说，就是要求大臣自己也要接受别人的劝诫，唯此才能保证整个社会的正常发展。
故而，唐太宗李世民成了历代帝王中，以“雄才大略而又从谏如流，位及人主而兼听纳下”的开明作风而闻名于世的明君。而少年时代便在李世民身边耳濡目染的武则天，也深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其登基之后，也效法李世民的做法，选贤任能、从谏如流。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官上官婉儿，是被武则天杀掉的宰相上官仪的孙女儿，但武则天发现上官婉儿文采出众、智慧过人，便将她留在身边，加以重用。凡是批阅奏章、起草诏令的事情，很多都交给上官婉儿办理。初唐诗人骆宾王在徐敬业叛乱时，写了一篇讨伐武则天的檄文《讨武氏檄》。此文笔锋犀利、句句切中要害。武则天看了文章之后，第一反应不是生气，而是为这样的人才不在自己的手下惋惜。
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名臣姚崇、宋璟、张九龄等，都是在武则天时被提拔起来的。因此，唐朝宰相陆贽赞扬武则天的用人时说：“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此外，武则天还在皇宫前面设立了东西南北四个箱子，分别接纳百姓的不同意见，了解百姓的各种想法，以求更好地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