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后转了一圈，我又回到了原点。菩萨还在原点。
“世界是由分子构成的，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的理论也没有改变。但是在我的心里，原点是这样的美，这样的浪漫，这样的自然……
旧庙里的知识与饥饿
我小学的教室在一座旧庙里，学校的几十个学生全是我们村里的。有一次，我因为没铅笔，被老师赶出了教室，在门口站着。妈妈下地干活路过教室时看到了我，问我为什么被老师赶出来了，我对妈妈讲：“我的铅笔用完了。”妈妈看到我手中一段捏不住的铅笔？？她也很发愁，家里没有钱买盐和煤油，哪有钱买铅笔。我们学校的另一位老师潘林玉看到后给了妈妈一毛钱，妈妈跑到村上的供销社买了三支铅笔，又借了供销社的削铅笔刀，削好了一支，送给了我：“有了这么多的铅笔，今后要好好学习。”我点头回到教室。
过了不久，潘林玉老师带我们班的语文和政治课。在我的记忆中我一直就是个好学生，却不能参加红小兵，班上的同学都一批批地戴上了红领巾，我很羡慕，但我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爷爷是国民党、奶奶是地主分子、爸爸是右派。国民党、地主和右派的概念对我一个小学生来说还不是很清楚，但我知道这些都是给我们带来灾难的坏东西。小学四年级时，在潘林玉老师的极力推荐下，我终于以“可教育好子女”的身份加入了红小兵，戴上了红领巾。潘林玉老师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程度，为了给我们教好课，他不断地自学。我们学校里文化程度最高的是一个看厕所的老大爷，潘林玉老师不懂的问题总是虚心地向这位老大爷请教。下课休息和课外活动的时间，大人总是不让学生乱跑，大家都吃不饱饭，不乱跑可以节约粮食。常常是潘林玉老师和我们一起听这位看厕所的老大爷讲故事。
突然有一天，我们在教室的黑板上看到潘林玉老师给我们写的一段话，原文记不清了，大概的意思是：我要离开你们了，你们要好好学习，要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潘林玉老师离开我们去任大队的书记了，他不是党员，成了书记也是件怪事，传说是在入党和任命书记的时间上做了手脚。从此，在大队的高音喇叭上天天可以听到他的声音，要抓紧抗旱之类。从我有记忆以来，我们的村子，年年缺水，年年抗旱。他动员全村人去川里村的地里捡白菜叶子，捡回来的白菜叶子可以做成酸菜，留到没有粮食的月份吃。我想潘林玉老师当了书记，村里的人一定就不会再挨饿了，但事与愿违，粮食更少了。也就在这一年，父母做出决定，为了生存，把我的两个妹妹送给了粮食比较多的人家。一年十二个月，每年的粮食最多只能吃七八个月。年年怨天怨地，总说是自然灾害。同样的天，同样的地，包产到户后，粮食都够吃了。
后来，我出于对启蒙老师的感激，请潘林玉老师来北京，在我家住了几天。我问他，当时你为什么不给我们当老师了，而去当大队书记？他告诉我：“一天早晨，天还没有亮，我睡不着了，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看到村上有七户人家，去逃荒要饭去了。我就赶到公社去，要求当村上的书记，他们就答应了。”村上的人很要面子，去逃荒要饭也要在夜色下，怕人看到了笑话。也是这一年，村上有两户人家的媳妇，确实饿得不行了，去了陕西，等来年粮食下来后，她们才又回来。
北方的冬天很冷，又吃不饱饭，教室的桌子和凳子都是土坯砌的，没有火，教室就像一个冰窖似的。每年班上要让同学们打一些洋槐树籽，卖给收购站，换点钱，再买点柴火过冬。一天，我们四个同学，去邻村打洋槐树籽，被这个村的人发现了，不让我们打树籽，要拿走我们的背篓，最后双方打起来了。我们被他们打得鼻青脸肿，满脸是血。回到我们的村口遇到了潘林玉老师，这时他已经是我们村的书记了，问我们是不是和别人打架了，我们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
潘林玉马上让人带话给那个村的书记，让他们来给我们道歉，“否则，你们村的人就别想走这条路了”。我们村前有条路，是那个村通向公社唯一的一条路。没几天，这个村的书记给我们道歉来了，第一句话是：“我给你们大队装烟来了。”后来我才明白“装烟”在我们当地就是道歉的意思。
我不是小偷
上小学时，我们小学在一个小庙里。庙后面是一大片苹果园，每天中午都有同学“偷”苹果吃，我记着妈妈的话，不敢去“偷”。同学“偷”得多就分给我一些吃。年年如此，从苹果花刚落，一直“偷”到果子成熟。一天中午，我大着胆子去“偷”苹果，刚摘了两个苹果，听到看苹果的老大爷喊了一声，我忙丢下两个苹果就跑，老大爷又喊把摘下来的苹果拿上再走，我又急忙从地上拣起两个苹果，跑回了教室。这是我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小偷”历史。
小学毕业后，去镇里上中学。镇离我们村有近5公里路，镇上的同学看不起我们从山村里来的同学。刚进校门不久的一天，放学后，我坐在教室里看书，后排坐着三个女同学在聊天，有位女同学要把本子放在抽屉里，另一个女同学让她拿走，免得丢了。这位女同学恶狠狠地说：“哪个山猫偷我的本子，我就剁断他的手！”我回头一看，除了她们仨人，教室里就是我一个人了，也就是唯一一个从山里来的同学，这不就是说我是小偷吗？这不就是要剁我的手吗？
我心里很难受，跑出了教室，跑出了学校。在回家的路上看到天很蓝，麦苗很绿，油菜花很黄？？我真想对着它们大喊一声：“我不是小偷！”
现代城的标准间建成后，我们希望能与我们的客户有同感、有共鸣，也能帮助我们进一步改进。有一天，我去了标准间，遇到了一个客户，也可能是客户的妈妈，或是客户的奶奶。她从我们宣传VCD上看过我的模样，像美国人打萨达姆用的图像定位的导弹一样，盯上我了，抓住我胳膊，给我讲：“现代城欺骗了我们！装修不豪华，太简单，设计不合理，显不出我们的档次！颜色太土？？”我真想再大喊一声：“我不是小偷！”
爷爷
前不久，我们去了欧洲，到了法国。在美丽的蓝色海岸，走访了海岸边上几乎所有的城市，并到了普罗旺斯的小山村。那里美好的景色和对历史的尊重让我感动。一件童年时期的往事，非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当时我还没有上小学，可能是五六岁多一点。我的亲爷爷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爷爷的弟弟，我也叫他爷爷。一天爷爷被村里的民兵抓走了，去办学习班，家里人让我去给爷爷送馍去。到了大队部门口，民兵班长用枪口对着我，质问我干什么。我吓哭了，但不敢哭出声来，看到爷爷坐在一间黑屋子的地上。爷爷很慈祥地说：“是我孙子给我送馍来了。”我这才被放进去，见到爷爷就大声哭了出来。这样，在我的记忆里最早有了“枪”、“基干民兵”、“学习班”的概念。稍大一点，我问爸爸，为什么要把爷爷抓起来，爸爸跟我讲，县委书记提出要贯彻“以粮为纲”的政策，要把在地里生长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树都砍掉。你爷爷反对，就抓起来了。小时候地里的参天大树从此再也不见了，但村里粮食并不见多，反倒一年比一年少了，逃荒要饭，跑到陕西关中平原的人越来越多。
今天家乡的荒凉与眼前法国小山村里郁郁葱葱的景色形成很大的反差。后来我们在二锅头酒厂原址上要建现代城，1号、2号楼之间有一棵大树，我曾关照让工程总监李虹保护住。经过拆迁、钢筋、水泥、塔吊的摧残，不知它是否还活着，后来我去看过，尽管伤痕累累，但那棵树还活着，活着就好。
我在欧洲看到了许多美景，看到了许多花园，边看边摄像，全都带回来了，希望取回来的是真经，而不是皮毛。我们将与我们的园林设计师一起工作，把住在现代城的人们的院子建成一个美好的花园。也许园林建成后，如同我们现代城的房子一样，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我们用心了，用脑了，也用情了。希望儿时憧憬的美好景象，能在现代城再现。爷爷在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去世了，到今天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打电话问父亲，父亲说：“你三爷名叫潘尔廉，字砺斋，逝世于1968年。他是饿死的，他死后，我们去他屋里，发现已经没有一点粮食了。”
疼爱我的爷爷。疼爱一草一木的爷爷。我多么希望你不是被饿死的！
我们家和鸦片的故事
关于中国西北种鸦片的描述，文学作品中比较多，两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都有这样的描述。一部是陕西作家陈忠实写的《白鹿原》，另一部是四川藏族作家阿来写的《尘埃落定》。
我最初对鸦片这种毒品的了解是通过家里人和村里的老人讲给我听的，村里老人讲的都是我们家族祖辈关于鸦片的故事。那时我们的家族是个富有的大家族，这种富有我想也只是当时中国最偏僻农村的贫富标准，如果按今天的标准也只能算是一户温饱人家而已。但到了我爷爷的爷爷这一辈，家里的人染上了鸦片，村里人常常说，我们家有“十八杆烟枪”，意思就是有18个人在抽鸦片。家人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也都因为抽鸦片慢慢垮了，家里的事也没人再管，家境很快就衰败了。
我的爷爷当时只有十岁出头，他在我们天水一个叫马跑泉的地方上学，是家里人唯一的希望。有一次爷爷回来晚了，爷爷的叔叔一直在等他，回家见爷爷还没回来，就跑到高崖上的场院边等他。等见到爷爷以后，对爷爷说：你今晚如果不回来的话，我也就不想活了，我就从这崖上跳下去了。家人被鸦片害到这种程度已经没法自己救自己了，只有靠爷爷给他们带来一丝生命的希望。后来，爷爷的叔叔把爷爷介绍给了一个姓丁的亲戚，这位姓丁的亲戚带爷爷一起到甘肃文县去收税。甘肃文县离四川九寨沟很近，只有四十公里的路程。有一年我去九寨沟时，汽车就从文县的县城境内穿过，我想到当年我爷爷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于是就对车上在座的各位说：我的老家在甘肃，文县曾是我爷爷收过税的地方。接着旁边的一位导游说：九寨沟周边的妓女都是从文县来的。这句话真让人扫兴。爷爷在文县收了一年多的税之后，就到了北京，然后又到了广州，并上了“黄埔军校”，成了一名军官。我的伯父也跟随他一起成了一名军人。后来伯父在山西东条山与日本人打战时阵亡了。据村里人讲，伯父是为了救我爷爷而阵亡的。而爷爷一直活到解放后。
因爷爷是国民党的军官，我们家的成分就被划成了地主。据家里人说，其实我们家当时并没有多少土地，爷爷一生克勤克俭，对自己和家里的孩子们要求非常严格，据说他从来不用香皂洗脸，只用最便宜的肥皂。但无论在外面什么地方，如果见到天水人，都会给那位天水人十块大洋。所以到以后历次的政治运动中，老家周围善良的人们总是在保护着我们的家人。在那个特别的年代，有许多人都死于非命，而我们家虽然经过历次的政治运动，家庭出身又很不好，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死于非命。
爷爷后来总结我们家族破败的原因是抽鸦片烟导致的，于是他要求自己的后代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不能吸烟。到今天为止，他的后代中有好几十人了，却没有一个抽烟的。同时他要求他的后代们无论在任何艰苦的环境中都不要忘掉和中断学习、读书。在他的孙子中，有好几个都是博士、博士后。
长大以后才发现，其实这是爷爷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好好做人，好好读书，不抽烟，不喝酒，不吸毒。最简单的道理，却让他的后代受益无穷。有人常对我说：你在商场上做生意，从来不喝酒，不抽烟，这生意还能做吗？我说：行。以做生意为由来抽烟、喝酒，都是为自己抽烟、喝酒找的借口。甚至有人为了能理直气壮地抽烟、喝酒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欺瞒自己和家人。抽烟、喝酒这些不良的嗜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健康和精神。如果一个人有了这些不良的嗜好，他就不可能健康；如果一个家庭有这些不良的嗜好，这个家庭就不能兴旺。大到一个国家和民族也同样是这个道理。
张欣常对我说：做不做什么伟大的事情，有没有什么伟大的想法，都不重要，但最起码最基本的是每天要把自己洗干净，衣服穿干净，讲话和气、礼貌。如果坚持不抽烟和不喝酒，也就更容易达到老婆给制定的标准。
人人都盼着自己健康，家庭兴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这是每一个人的企盼，而实践证明，戒烟、戒酒、戒毒对健康和精力，对知识的扩展和头脑的敏锐都是有很大好处的。如果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每一个人都不抽烟、不喝酒，这个民族的体力、智力就会远远优于其他任何一个民族，想想看，那这个民族的复兴、国家的昌盛能没有希望吗？
狼的故事
我出生在甘肃天水，在历史上这个地方叫秦州。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这个地方属于陕西，与甘肃省更西北的甘州、肃州的风俗习惯完全不一样，近代才把秦州划分到了甘肃。我们天水的许多语言、风俗、饮食习惯更像陕西，天水与陕西的联系更紧密。秦州人从历史上就是给陕西人当“麦客”，而且去当“麦客”时，总是带上一袋的炒面。有麦子割时，吃陕西人的饭，没有活干的日子，就吃自己带的炒面。所以，陕西人把我们秦州人叫“炒面客”，而把整个的甘肃人都叫“洋芋蛋”，因为甘肃人的主要食物是土豆。无论陕西人如何看我们甘肃人，甘肃人心目中八百里秦川的陕西，是富裕的，是诱人的。
解放前，天水有一所国民党的骑兵学校，养了许多军马。据说马得病死了后，就把它们扔到我们村子对面的山里面去，马的尸体吸引了许多狼，方圆几百里的狼都汇集到我们村子附近，据村子里的老人讲自从有了骑兵学校，我们村子附近的狼成倍地增长。解放后，我爷爷回到了村子。据我父亲说，我爷爷常告诉他，当农民太轻松了，太好了，比打仗轻松多了，也没有任何危险。他在我们村子对面的山上开了一块荒地种土豆，这块地到现在地名还叫“狼窝里”，因为在地边上有一个狼窝，里面有许多狼。据我父亲说，他小时候跟我爷爷在地里刨土豆，地边上就是狼在跑来跑去，互不侵犯，相安无事。
我们村子对面的半山坡上有个小村子，叫河沟里。这个村子住着几户人，有一户人家的媳妇是从阶州娶来的。她有一个女儿，女儿很小时，她带着女儿在地里干活儿，狼来把女儿叼走了，阶州媳妇看见女儿被狼叼走了，一直追狼，狼叼着女儿跳下了几丈高的悬崖，阶州媳妇也跳下去，跳到了狼的身上，狼丢下她女儿跑了。多少年以后，我回到老家，很关心这个小女儿的下落，村里的人说，小女儿长大成人了，已经出嫁了，嫁给了镇上的一户富裕人家，现在日子过得很好。
我七八岁的时候，我家养了一头猪，这头猪不是我们当地的品种。喂猪的事情基本上全是我干，从小就盼望着猪长大，杀猪过年，这对小孩来说是最高兴的事情。天天喂猪，是件很累的事情，似乎和这头猪没有多少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