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晋书·向秀传》，虽然向秀之前已有多人注《庄子》，但极少有人能解其旨统，而向秀在注了《庄子》内、外篇之后，玄风大振。而向秀的注一旦出来了，便将众人的视线聚拢在这内、外篇二十七篇上。而除了淮南王刘安的解说三篇之外，其余二十二篇渐渐被忽略。
郭象本《庄子》
西晋的郭象（约252—312）是刘安之后在《庄子》传播史上最为关键的人物，以至可以将《庄子》分为郭象之前和郭象之后的《庄子》。之前为五十二篇，之后为三十三篇。那么郭象的三十三篇注本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先看有关郭象与向秀二人注《庄子》的一段公案：
“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议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如果这段记载属实，那么郭象所注的三十三篇，应当在补充了向秀未竟的《秋水》、《至乐》二篇之后，又另外从五十二篇中选取了六篇。这六篇是什么？
考察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庄子音义》，《天道》、《刻意》、《田子方》、《让王》、《说剑》、《渔父》六篇，既没有崔撰注，也没有向秀注，其他有些篇章，要么二人兼有，要么取一人之注。由于崔撰和向秀所注都是内、外篇共二十七篇，那么或许可以据此推测，这六篇的位置应当在五十二篇《庄子》的杂篇。如果郭象承袭了向秀的二十七篇注，另外加上自己对这六篇作的注，加起来则正好是三十三篇。
然而，郭象为什么在二十七篇之外的二十二篇中，偏偏选择这六篇呢？笔者在上文中已谈到《天道》篇的思想，与荀子所批庄子的“蔽于天而不知人”不合，但却与郭象调和儒道二家思想的倾向吻合，且因为其论理深刻细致，故被他从杂篇移到了外篇。
但是郭象为什么要大量删去其他篇章呢？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序录》引用郭象自己的话说：“一曲之才，妄窜奇说，若阏弈、意脩之首，危言、游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十分有三。”五十二篇的“十分有三”大约为十六篇，而郭象在二十二篇中选取了六篇，那么删掉的正好是十六篇。陆德明在这篇《序录》中又称，《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之本，“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众家并同，自余或有外而无杂。惟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
可见，五十二篇的《庄子》内容博杂，那些似山海经或占梦书的部分，即为郭象所删掉。我们可以从西晋张华（约232—300）的《博物志》和崔豹（生卒年不详，晋惠帝时为太子太傅丞）的《古今注》中想见郭象所删掉的部分。《博物志·卷四》引《庄子》云：“地三年种蜀黍，其后七年多蛇。”《古今注·卷中·鱼虫第五》蜣螂一条，引《庄子》曰：“庄周所谓‘蛣蜣之智于转丸’者也，故一名蛣蜣。”此两条内容或为郭象所说的似山海经者。
在此我们不禁想到《庄子·天下》篇的诡异，学界一般认为《天下》篇是庄子对战国时代各派学术的总结评论，然而其中却没有法家和儒家，六经只是作为百家之学的源头被提起。另外，《天下》篇用了大量篇幅评论墨家，且所评的各家思想都与道家有些类似。因此，有学者称，《天下》篇实则为庄子学派对五十二篇《庄子》的总结。郭象删书的事实，则可以解释为什么《天下》篇中有些地方在今天读来漫无旨归了。
陆德明所引郭象删书的一段话，我们可以从日本高山寺本《庄子》残卷中郭象所写的跋文得到旁证：
“夫学者，尚以成性易知为德，不以能政异端为贵也。然《庄子》宏才命世，诚多英才伟词，正言若反。故一曲之士，不能畅其宏旨，而妄窜异说，若《阏奕》、《意循》之首，《尾言》、《游易》、《子胥》之篇，凡诸巧离，若此之类，十分有三。或牵之令近，或迂之令诞，或似《山海经》，或似梦书，或出《淮南》，或辨刑名，凡诸巧杂。而参之商韵，龙蛇并御，肯辞气鄙背，竟无深奥，而徒难知以因蒙，令诚滞乎失流。岂所以求《庄子》之意哉？故略而不存，今唯取长达，致存乎大体者，为三十三篇者。”
如此，郭象删五十二篇为三十三篇的《庄子》，则成为不争的事实。由于郭象本人在政界和学术界显赫的地位，加之西晋末年玄学有儒、道融合的需求，三十三篇本《庄子》问世之后，一时间洛阳纸贵。尽管如此，在当时及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五十二篇本的《庄子》并未因此消亡。
孤本的产生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关于郭象删书的那段话，其末两句是：“其内篇众家并同，自余或有外而无杂。惟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
此可谓一语定音，陆德明排众家之注，独推郭象，认为郭象所注，尤其合庄子之旨，并称因此郭注才为世所贵。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且看《世说新语·文学》的记载：
“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
支遁出生于公元314年，那时郭象已经去世了两年。支遁在洛阳白马寺谈论《庄子·逍遥游》一事，《世说新语》和《高僧传》皆有记载，但都仅举其事，不著明时间。而根据《高僧传》卷四，支遁二十五岁出家，而在白马寺谈《庄子》则可以推定在公元339年之后。那时东晋政权已经在江南形成偏安的局面，梁朝沈约（441—513）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称当时思想界的情况为：“在晋中兴，玄风独扇，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
“柱下”代指《老子》，“七篇”代指《庄子》。从上面《世说新语》的记载，我们不难了解，在江左如火如荼的玄谈中，郭象和向秀的《庄子》注（二注略同，向注后亡，故以下只称郭注。）的确为时流所重，然而似乎仍有隐幽之义不得尽畅，以致诸名贤久久钻味，虽难以尽服，却不能高出郭、向二人而别成一说。
而据《高僧传》卷四的记载，名僧支遁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逍遥游》篇，力斥郭象的“适性”说。郭象的《逍遥游》篇注认为，“逍遥”之意即“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当时在白马寺，名贤或依郭象之意，以适性为逍遥，支遁对此说颇为不服，于是反驳说如果适性为得者，像桀、跖这样以残害为性的人，也可以称为逍遥了。《高僧传》接着说，支遁退而注逍遥篇。可见支遁实为出于对郭象注的不满，所以才退而作注，岂好注哉，不得已也！
那么对于《庄子》的灵魂之篇《逍遥游》，郭象的注错了吗？显然当时诸名贤在读了或听了支遁的逍遥游篇注解之后，感觉此前对于郭象注无法心服、却又无法自立一说的困惑，至此豁然而解，于是“群儒旧学莫不叹服”，乃至“后遂用支理”。
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郭象本的《庄子》会在历史变迁中成为孤本呢？
回顾本小节开始一段话，正是陆德明的推崇。应该注意到，《经典释文》是陆德明所撰的一部主要用来解释儒家经典的著作，《老子音义》、《庄子音义》只是出于撰者本人对玄理的业余爱好。而陆德明的身份也每每是国子助教和太学博士，这种在思想界文化界显赫的大儒地位，与郭象恰好相似。鉴于这些，陆德明推崇郭象之注也就成了必然。
书之厄
陆德明在撰《庄子音义》时，手头同时有众家注本，包括司马彪注五十二篇、崔撰和向秀注二十七篇、孟氏注五十二篇等，以及李颐、潘尼、支遁、李轨、徐邈和嵇康等注。陆德明固然偏好郭象，其他众本也应当与郭象本并存于世，但却为何湮灭于后世呢？
在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令焚书之后，中国历史上每因政变兵乱而让书籍无端蒙受厄难。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秘书监牛弘因当时典籍遗逸，而上表请开献书之路时，提出了自秦以来书籍所遭的“五厄”之说。而这“五厄”的最后一厄，堪称秦始皇焚书之后书籍史上的又一次大劫，它就是梁元帝萧绎（508—554）于554年的焚书。
萧绎自幼喜藏典籍，他在《金楼子·聚书》篇自称：“吾今年四十六岁，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河间之侔汉室，颇谓过之矣。”由于萧绎广为搜求并孜孜不倦，以致江表图书，以他所藏为最盛。然而，就在萧绎对自己丰富的藏书颇为得意的第二年，西魏军队攻到江陵。据《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六十五》和颜之推（531—595）的《观我生赋》，萧绎在亡国前夕，将所藏古今图书十余万卷，全部付之一炬，并叹道：“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一个嗜书如命之人这样焚毁图书，实在是令人心痛。有人曾问萧绎为何焚书，萧绎答曰：“读万卷书，犹有今日，故焚之！”
自西晋南渡以来，战乱兵火中，图书典籍多为散逸湮亡，当郭象本《庄子》成为流通的主要版本时，其他注本自然因流传不广而趋于稀少。萧绎在《金楼子·聚书》篇列举了他所聚得的重要典籍，其中便有《庄子》，并使人抄写，与其他所抄写的书如《史记》、《汉书》、《老子》等，全部专门放在一个巾箱里，书极精细。
萧绎所抄写的《庄子》，究竟是多少篇呢？他没有说，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金楼子·自序》中有一个小细节，我们可以由此推测出萧绎所读的，肯定不是郭象的三十三篇《庄子》。萧绎在自序中说：“既感心气，累问通人，心气之名，当为何起，多无以对。余以为庄子云：‘无疾而呼，其笑若惊’，此心气也。”“无疾而呼，其笑若惊”，在三十三篇《庄子》中没有这句话。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萧绎所抄的，可能就是五十二篇《庄子》。
无论如何，这个缮写精良的《庄子》版本，永远化为烟火灰烬消失了。在《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所列的道家类书目中，向秀的二十卷注本、崔撰的十卷注本（《隋志》称梁有）、司马彪的二十一卷注本以及孟氏注本（《隋志》称梁有集注庄子六卷，其中录孟氏注一卷），包括梁简文帝的庄子讲疏，统统皆亡。唯有郭象的三十卷、目一卷注本存在，其他晋人的注本唯有李轨、徐邈和司马彪的庄子音。
回想一下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序录》中独推郭象的那段话，以及他所录的庄子注本目录，我们又会疑惑不解：如果萧绎一把火烧掉了其他的《庄子》注本，那么陆德明何以得有？与秦始皇焚书正好相反，秦始皇所焚的是其他诸侯国的史书以及民间的诗书及诸子之书，而萧绎所焚的则是皇家藏书，民间藏书虽零散但仍存在。所以焚书之后，陆德明手头仍有众本，是完全可能的。
但陆德明既有，《隋志》为何却无呢？我们来考察一下陆德明的生平。虽然他作为《经典释文》的撰者，通常被称为“唐人”，但根据他的生卒年，即约550—630年，他在唐朝只活了十二年（唐朝建国于618年），而此前漫长的六十八年人生，除了童年时期的数年之外，都在陈、隋两朝。而且据考证，《经典释文》草创于陈后主至德元年（583年），在隋灭陈（589年）前已经成书。后来唐太宗读过此书，十分赞赏，遂使其广为流传。
其次，《隋志》由唐人魏征（580—643年）等编撰于唐贞观十五年（641年）至唐显庆元年（656年）。而在陆德明撰《庄子音义》到魏征编《隋志》期间，又发生了一次书之厄。据《隋志·经籍总论》称，在大唐武德五年，即623年，司农少卿宋尊贵奉朝廷之命，将隋炀帝藏于东都洛阳嘉则殿的三十七万卷图书，用船沿黄河运往长安，而途径砥柱时，不幸船翻，为水漂没，所存者十不一二，连目录也被水所濡，变得残缺难辨。
魏征等所编的《隋志》，主要参考了隋代的《隋大业正御书目录》和梁阮孝绪的《七录》，其中称梁有某书而注曰亡者，比如“梁有庄子十卷，东晋议郎崔譔注，亡”。近代学者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辩证》中认为，此正是特谓武德五年宋尊贵所运炀帝东都之书，遭水漂没而亡耳。然而，这次水灾所湮灭之书，也是皇室藏书，而民间仍可能有。余嘉锡也认为，“其民间所藏，固无恙也。故《隋志》所亡者，往往《新唐志》复著于录。其后经唐末五代之乱至宋，或无人刻行，或刻而妄有篡乱，然后古书乃真亡耳。”
正如余嘉锡所言，考《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其目录中仍有司马彪、崔撰、向秀等人的注本，其后则渐渐销声匿迹。
结语：时乎，命乎
可见，郭象以外的其他《庄子》注本，虽然在晋代和南北朝时不居主流，但仍然与郭象本并行于世。经过了萧绎的焚书和唐初的漂书，其他注本于是从此消失于主流的文化视线，而在民间亦渐趋式微。
唐代产生了《庄子》学史上的另一个里程碑，即唐初道士成玄英（608—？）作《南华真经注疏》（即《庄子疏》）。成玄英的注疏一旦诞生，便十分盛行，有似郭象本在晋代的情形。由于成玄英所注疏的就是郭象的三十三篇注本，所以郭本的独霸地位再次得到强化。因此，新旧唐书虽然录有其他注本的书目，但终于难以挽回消亡的命运。
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一些书流传了下来，而另一些书却亡佚了。一本书存亡的命运，似偶然，更似必然。或许魏晋之后的人真的不太喜欢五十二篇本《庄子》的芜杂，所以历经各种天灾人祸，而郭象的三十三篇本《庄子》却完好地保存下来。
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在历史的忘川里打捞五十二篇本《庄子》的影像，只能通过司马迁、扬雄等汉代人士的只言片语以及后世类书中残留的碎片去想象。然而退一步讲，如果从来就没有一本真正的《庄子》，因为自庄子本人开始，所谓“《庄子》”就是一个不断变迁的文本，那么五十二篇本的《庄子》对于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
意义首先就在于它是《庄子》阅读史上最重要的事，了解文本的变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今天所读的《庄子》是怎么来的，并且对三十三篇的文本有更深入的理解，比如外、杂篇某些与内七篇义理相龃龉的段落，由此窥见庄学的发展迹象。另外，这对我们解读郭象的《庄子注》很关键，比如联想郭象所删掉的部分，就可以明白郭象为何对《逍遥游》、《齐物论》等篇所作的调和适性的解说。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追寻失落的书，目的不仅在于尽可能地还原过去，而且在于更好地理解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