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以前《庄子》阅读小史
1、贾谊的《鵩鸟赋》
从《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对《庄子》的大量引用和评论来看，庄子学说在其诞生伊始的战国时期，曾流传广泛并影响很大。但当时天下大乱，学术上百家争鸣，《庄子》只是作为一家之言。
西汉初年，无论是对原始本《庄子》（即由庄子本人及其弟子魏牟等所写，成书于战国晚期）之文的引用，还是对庄子思想的化用，庄子在文人中都有很多回声。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贾谊（前200年—前168年）的《鵩鸟赋》。
在这篇用以自广的文章里，贾谊大量引用《庄子》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以安慰在谪居长沙看到不祥之鸟猫头鹰后，自己那种惶惧失落的心情。他说道：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又道：“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泉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
这几段话直接引自今本《庄子》的《大宗师》、《刻意》和《列御寇》几篇，分别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等等。
贾谊的《鵩鸟赋》让我们看到《庄子》在汉代阅读的两个特征。第一是作为诸子百家之一的《庄子》，乃读书人的基本阅读书目。根据《史记·屈贾列传》的记载，贾谊少年时即能诵诗属文，颇通诸子百家之书，二十多岁便被汉文帝召为博士。第二个特征即对《庄子》的阅读，往往是儒者在仕途失意后，为了安慰自己受伤的心情并重建内心的价值世界才去做的一件事。贾谊在朝廷为绛、灌之属所短，而谪为长沙王太傅。在卑湿的长沙，贾谊郁郁寡欢，看到无故飞来的恶鸟气定神闲，俨然主人一般止于坐隅，自伤死期不远。为了排遣这种失意恐惧的心情，贾谊作了《鵩鸟赋》，投奔了庄子那种超越生死的宇宙境界。
2、以道家为最高：刘安与司马谈
比贾谊晚生约二十年的刘安（前179年—前122年），其对《庄子》的爱好虽然不具有普遍性，但他带领门客所作的《淮南子》实为《庄子》阅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如笔者在第一章所述，甚至有学者考证认为，作为汉代通行的五十二篇《庄子》，正是经过了刘安的编辑整理所产生的。不仅《淮南子》大量引用《庄子》，刘安及其门客还写了《庄子略要》和《庄子后解》，其文虽然久已亡佚，但是从《文选》李善的注释中，仍可于多处看到引自“淮南王《庄子略要》”。例如《文选卷二六·谢灵运<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一诗的“且申独往意”条下，李善之注称“淮南王《庄子略要》”。除此之外，好道家之术的淮南王刘安，在《庄子要略》中说：“考验乎老庄之术。”因此而成为史上第一个将老、庄并称之人。
在汉初七十年间，统治者出于战乱之后休养生息的考虑，以黄老之术治国，政治上主张清静无为。黄老之术虽然是糅合道家和法家思想的刑名之术，但这种无为而治的政策，形成了西汉初期宽松的思想氛围。
宽松的思想氛围，加之以国家对黄老之术的提倡，道家思想受到重视并广泛传播是自然而然的。主要生活在此时期的司马谈（？—前110年），在他著名的“六家指要”中对道家作出极高的评价：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
司马谈对于其余五家，各举其长处与短处，独对道家全为赞美之辞，且将其置于穷究天人的高度。在司马谈这里，以六艺为本的儒家则相形见绌：“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这句话可以说切中了儒家的要害。
3、“独尊儒术”后道家地位的降低
在司马炎之后，汉代发生了一件政治思想史上的大事，即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提议立刻得到汉武帝的赏识，从此儒家便从诸子之一而跃升为经书。《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枝叶蕃兹，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由此可见，在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后，利禄在前相劝，读书人基本上都忙着皓首穷经去了，纵然心好老庄，亦无暇顾及了。
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得与汉武帝一朝相始终的司马迁（前145或135年—公元前87年），在对待儒、道二家的态度上与其父亲有了明显的不同。从《史记》来看，孔子位于世家，老子和庄子则为列传，且与申不害、韩非这两个主刑名之学的人合为一传，如此固然亦出于学术分类上的考虑，但对比孔子，其篇幅长短及在史书中的地位，则俨然逊色很多。
然而司马迁对于《庄子》，其不可泯灭之功在于，首先他是史上第一个为庄子作传的人，其次在于他明确称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并对庄子本人的才学表示赞叹：“其学无所不窥……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其言汪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司马迁之后的刘向（约前77年—前6年）、刘歆（约前50年—前23年）父子以及班固（32—92年），作为官方学术的代表，则更加强化了儒家的主导地位。《汉书·艺文志》（下简称“《汉志》”）虽然是班固所撰，但是它实际上是集刘向、刘歆父子二人典籍整理工作之大成。从《汉志》对道家的小序，我们很容易感觉到它与司马谈“论六家指要”对道家态度的大不同。虽然都是按照学术分类，但司马谈将道家与六家并列，且独推道家，认为道家学说最为博大精深，而在《汉志》中，儒家作为六艺略居于最前，而道家只是作为七略中的诸子略，即九流十家中的一家而已。这不仅是轻重不同，连等级都次了一级。
除此之外，《汉志》在道家类小序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这起始一句颇有些令人费解，为什么出于史官？班固没有具体说，且出于史官也只是他的一种猜测，因为他的语气是可能出于史官。班固这句话给后世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以至有学者不禁联想到司马谈。由于司马谈在六家中将道家置于首位，并且态度颇轻儒家，于是有人便直接说司马谈信奉的正是道家学说。站在道家的立场，自然要弘扬道家，那么向、歆父子与班固这些正统儒生，自然要独推儒家了，更何况他们本身就在朝廷担任要职，在独尊儒术的统治思想之下，其贬低道家也是顺理成章的了。正因如此，有学者又进一步认为，《汉志》并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当时国家的藏书情况，因为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下的产物。例如《汉志》在道家类仅著录“《庄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事实可能是并非仅有此《庄子》一书，而是班固诸人没有予以重视。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有趣的是，《汉志》著录了不少与《老子》有关的著作，毕竟汉代的道家主要是黄老学说。
班固作为独尊儒术时代的正统儒生，与汉初的贾谊又有很大不同。这从班固所作的《离骚序》即可看出，班固虽然十分欣赏屈原的文采，但却如此评价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系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可见，班固完全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标准。
这种正统的儒家思想，自然容不下《庄子》这种批判儒家的异端之说，故班固曾作了一篇《难庄论》。可惜这篇文章久已亡佚，今天我们仅能从《全汉文》看到很短的两段话，即“太古之世，不车不舟，陆走以游，不栋不宇，巢穴而处”与“众人之逐世利，如青蝇之赴肉汁也。青蝇嗜肉汁而忘溺死，众人贪世利而陷罪祸”。这两段话虽不在今本《庄子》，但意思却完全与庄子学说一致。然而，班固如何难庄，我们已无法得知了。但我们至少明确班固对《庄子》相当熟悉，只是作为正统的儒生，态度上很不平罢了。
4、卜者严君平与其学生扬雄
尽管儒家在读书人中占了压倒之势，但还是有些高人逸士，依照自己的个性与理想，标新立异地活在主流文化之外。
在成都市上卖卜的严君平（公元前86年—公元10年）就是其一。据《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严君平每日卖卜，“不过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博览亡不通，依老子、严周著书十余万言”。这里的严周，正是庄周，如同君平的姓本来也是“庄”，班固作《汉书》时为了避汉明帝刘庄的讳而将“庄”一律改为“严”。
严君平作为卜者，只是寄身顺便济世而已，他真正的兴趣是在道家学说。他精通《易经》，以《老子》教授学生，作《老子指归》，并依老、庄而著书十余万言。
同为蜀人的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少年时曾从严君平游学，所以亦熟读老、庄。后来扬雄去了长安做官之后，虽然依然深慕其师君平的为人而对在朝的贤人广为称道其师，但对于老、庄学说的态度却发生了改变。
在其代表著作《法言》中，扬雄分别对老、庄作出了评价。对于老子，他说：“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捶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可见，他仅欣赏老子关于哲学的部分，而对于老子对儒家的批判，他则不能接受。对于庄子，他说得更多更具体。例如，他在《法言﹒问道卷第四》中说：“庄周、申、韩不乖寡圣人而渐诸篇，则颜氏之子、闵氏之孙其如台。”这句话，对庄子之才表示极高的肯定，扬雄以为如果庄子不违孔子之道，而用心于儒家经典，那么连颜回都不能胜之。然而，庄子之所以为庄子，正在于他走向了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哲学的、宇宙的、个人自由的世界。
对于庄子，扬雄接着说，其可取之处仅仅在于他的“少欲”之说，而对于庄子的“罔君臣之义”，他则深为不满，乃至扬言就算与庄子比邻而居，他都不愿意见他的。可见他对于庄子之批判儒家思想非常痛恨。
不仅如此，扬雄还将庄子的学说视为异端邪说。有人问扬雄：“人有倚孔子之墙，弦郑、卫之声，诵韩、庄之书，则引诸门乎？”扬雄答曰，如果这人是夷貉这样的野蛮民族则可，如果不是，则应当把他们赶走，说这样的人“惜乎衣未成而转为裳也”。他的意思是，身在中原礼乐之乡，却好郑、卫淫声，读韩、庄邪说，这样的人本来已近圣人之道，却所好如此，就像衣不成却为裳。
扬雄和他老师严君平的不同至此已十分了然：严君平作为一个隐士，完全从哲学和道术的层面阅读老、庄，而扬雄则完全站在儒者的立场。
除了《法言》，扬雄还有一部很重要的著作，即《太玄经》。在这部书中，扬雄开始将老、庄和《易经》三者结合起来。《太玄经》试图调和儒、道二家思想，从而开了魏晋玄学的先河。
5、儒生马融与狂生仲长统
经学家马融（79—166）在性情上有不羁之风，早年跟随隐居于南山的挚恂学习儒术，遂博通经籍。汉安帝永初二年（109年），大将军邓骘闻其名而欲召其为舍人，马融以为非自己所好，故辞而不就。然而当时边方扰乱，道路饥馑相望，马融自己也为饥困所迫，于是对朋友慨叹道：“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
重生是《庄子》思想的核心价值之一。马融起初不肯违己所好，最后被逼无奈而赴大将军邓骘幕府就任，并以庄子的“生贵于天下”作为自己屈节的理论依据。此后，马融身为达官，风流之情不减，依然是鼓琴吹笛，达生任性，不拘于儒者之节，为人又极其奢侈，因此颇遭时人讥评。马融身上的这些特点，都让我们看到后来晋代名士的影子。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比马融早生一年的张衡（78—139），就比马融更纯粹和任真。据《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传》的记载：“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然而，张衡的自持，或许是性情使然。他对老、庄之道十分仰慕，著有《思玄赋》、《归田赋》、《髑髅赋》，直接寄情志于老、庄。
如果说在儒生马融身上隐隐约约地出现了魏晋名士的影子，那么在汉末“狂生”仲长统（179—220）身上，魏晋名士的风流形象就更加清晰了。据《后汉书·仲长统传》，仲长统为人倜傥，敢于直言，不拘小节，语默无常，因此时人称他为“狂生”。在政治黑暗的汉献帝时期，每有官府的诏命，仲长统辄称疾不就，并说：“常以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这句话正是《庄子·逍遥游》篇“尧让天下于许由”寓言的现实版，在寓言中，许由对尧说：“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仲长统以为为官当政，不过是为了立身扬名，而身和名都是短暂和无常的，所以倒不如悠游适性以自乐。
仲长统的个人志趣，集中体现在他的《见志诗》第二首中。这首诗在后来被广泛引用。因其明确而大胆地批判儒家，从而被视为汉魏之际思想变革的一个标志。其诗曰：
“大道虽夷，见几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绕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柂。敖翔太清，纵意容治。”
首句化用老子的“吾道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后面的任意和适物皆为庄子之旨。值得注意的是，此诗常被引用以说明儒家思想在汉末失去其主导地位而道家思想渐渐抬头，因为其中有“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然而此句之后，仲长统还说了“百家杂碎，请从用火。”可见，他并未有意要抑儒扬道，而是颇有点弃世的色彩，即无论什么学说，且不去管它了，只愿“抗志山栖，游心海左。”至于最后的元气、微风、太清诸语，则完全是游仙之风。
统观仲长统对于独善其身之理想生活的表达，已完全是老、庄之风。比如他说：“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
“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正是庄子的逍遥游之境。尽管如此，然而仲长统毕竟无法超越他所处的时代。他的卜居之所，并不是许由所说的“巢于一枝”或“饮水满腹”，而是有良田广宅，有舟车使令，良朋来了，则有美酒佳肴招待等。最后，仲长统出仕做了尚书郎，并当了曹操的军事。此前不肯游于帝王，后来为何改变了想法？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可以猜测其中必然也有曹操当政时，主流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变化。
启蒙时代的曙光：曹魏政权下的思想解放
自公元190年董卓之乱后，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纲常伦理遭到破坏，四方兵起，天下暴乱。加上各地军阀割据混战，黄巾起义余势未息，读书人对前途感到一片茫然，于是汉代以来通经致用以期太平盛世的价值观，渐渐转变为魏晋逍遥放达以期内心自由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