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过了那只绿边白底，写了很遒劲的字的，漂亮的信封：“谁能写信给我，给一个潦倒的贫士呢？又不是水电公司的通知单。”那么地想着拆开来看对：
晓邨兄：某部长令媛苔茜小姐欲于假期中延请一文学教师，弟颇思推荐吾兄前往；虽非优缺，亦可暂以解决生活，静待机会，见信希即移玉，傅共往接洽，余面谈。
是开玩笑么？真的会有那样的职业毫无理由地飞到我的屋子里边来么？
下午是温煦素朴而爽朗，天上没一片云，亲切的阳光在窗上荡漾着，在我屋子里荡漾着。胡同里忽然有着喧闹的孩子们的声音，而麻雀也在檐前唧喳起来。
妻的病完全好了，脸色也红润了许多。她在窗前站了一会，又在床上坐了一会。
“我们不是很久没去看电影了么？”终于那么地说了出来。
“总有半年多了吧。”
“坐在屋子里真是无聊得很。”
“还是上公园去玩玩吧，公园也很久没去了。”
“公园里边风大得利害！我不是只穿了一件薄棉袍么？”
“再忍受一个月吧。等我领到了薪水，那时我们可以做一点衣服，也可以上电影院。”
“我要做一件墨绿色的丝棉袍。”
“而且我们每星期六要上一次电影院，每星期日要吃一顿丰盛的午餐。”
于是妻望着窗外，为着将来的生活，高兴地笑了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了职业有了固定的收入，而且有了钱——所以笑便花似的在妻脸上开了出来！可是那么细小的一点物质欲望就能使妻满足使妻笑出来，不也太那个么？
十二月五日
昨夜思虑得很苦：我的文学讲义，苔茜小姐的丰姿，一切未来的生活的憧憬在黑暗里织成殉烂的梦：为着这些，到两点钟才睡着。
今天我很堂皇地走进了钟柏生家的那扇金漆的大铁门，那扇我在雨中被关了出来的大铁门，和柏生一同去见了某部长。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从下星期一起，我为五位名贵的小姐的教师了！从下星期一起，我将成为一个有一百五十元一月的收入的自由职业者了！而且，还有进一步做某部长私人秘书的希望。我不需要再冒着雨奔走，不需要再喝陈咖啡，再为明天的柴米而奔走，妻也不需要再为缠绵的肺结核所苦，不需要再穿着薄棉袍回娘家去借钱了！
我很高兴。
十二月八日
是五位漂亮而活泼的小姐，屋子里充满了清逸的香味，风情的笑声，而我是坐在沙发上，喝着上好的红茶，抽着名贵的雪茄，被水汀蒸腾着，做她们的文学教师。她们会说很俏皮的话，走路时有十分优雅的姿势——天哪，是我教她们文学知识，还是她们教我社交趣味呢？我跟他们讲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讲象征诗派，而她们却问我《秋小姐》里的玲子究竟是谁呢；苔茜小姐还说出这样的话来：
“据说韩先生的小说都是韩先生自己的故事，可是真的么？”
对着窘住了的我，小姐们全娇俏地笑起来。
跟高贵的小姐们讲文学——这是开玩笑么？还是侮辱？
晚上妻说：“今天教得怎么样？”
“哈！教得怎么样么？我坐在沙发上，喝着红茶，抽着雪茄，屋子里水汀，有可爱的小姐们，她们身上有着清幽的香味，她们问我：‘韩先生你的小说里边都是你自己的故事，可是真的么？’哈！这样的文学教师！”
“那不是很有趣味么？”讲出那样讽刺的话来。
“不是很有趣味么？被人家当新奇的刺激而玩赏着！”
“而且是被五位漂亮的小姐玩赏着！”
对于那样一点不能了解我的愤慨的，嫉妒的话，真使我异样地忧郁起来。在外面奔波，受别人侮辱，不全是为了家么？如果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不会在生活和贫困前面弯下腰来的受了侮辱回来，一点不体谅我的心境，还说出那样使人灰心的话来！我便故意说了使她难堪的话：
“是的，五位漂亮的小姐！”
于是，妻伏在床上，呜咽起来。
我忍不住大声地吆喝起来：“怨命么？你一开头就错了，谁教你嫁了我那样的贫士呢？哭吧！大声地哭吧！”
十二月九日
早上起身，看见痰盂里有一点血丝。妻像有一点寒热，脸泛着桃花色。我摸了下她的前额，烫手得很。
“又来了么？”
她不作声，把被往脸上一蒙，又悄悄地哭起来了。
十二月十日
没有太阳。
妻静静地躺在床上，不说话，也不吃东西。一定近她身边就把被蒙了脸很伤心地抽咽起来，接着便咳嗽吐出血丝来。
十二月十一日
天气阴沉得很像要下雪。
小姐们今天穿得特别华丽，在这些飘逸的裙角和精致的鞋跟前面，想起褴褛的，憔悴的妻，心脏古怪地痛楚着。
上完了课跑出来，外面在下着霏霏的雪珠，那些潮湿的细雨和雪珠浸透了我的薄棉袍，湿透了我的肌肤，直刺到我的骨髓里边。咬着牙走回家，只见二弟也回来了。见我棉袍全湿了，便把他自己的丝棉袍脱下来，道：
“快穿了我这件袍，把棉袍脱下来，搁在椅背上晾着吧。”
妻在房里听见了，跑出来道：
“贱人，你穿叔叔的棉袍，叔叔又穿谁的袍呢？”
我不由笑了出来。
“还不跟我来。”
跟她跑进房里，她叫我脱了袍睡在床里，找些旧报纸和硬柴搁在炉子里烧，把袍给烘着。
我躺在床上问道：“今天好了些么？”
她不理我。
这时我忽然想起不知哪里看到的一句联语，便说道：“至亲至疏夫妻，夫妻真是冤家！”
妻把烘干了的棉袍往床上一晒，眼泪像断了串的珠子似的挂下来。
十二月十二日
起来时二弟已经走了，把他的一件丝棉袍放在我床上，把我的旧棉袍穿着走了，妻瞧见了，指着我的鼻子说：
“你瞧，叔叔怕冻坏了你，情愿自己冷，穿你的旧棉袍，把他的丝棉袍给你穿。天下就是你一个人是没良心的！”
没有良心么？天良和同情，善和智慧是从贫穷产生的，而我们都是穷乏的人呵！
十二月十三日
上午给《自由谈》写了一篇文学上的感情与想像，写完时已经十二点三刻了，便匆匆地吃了饭，赶去上课。没起来吃饭，躺在床上的妻见我出去，在鼻子里冷笑了一声。妻的心眼越来越多，气量越来越窄狭，我真不懂怎样伺候她才合式。回来时还没坐定，她便冷冷的说道：
“做文学教师，跟小姐们谈谈笑很有味吧？”
“薇，你这话怎么讲呢？”
“不是吗？你不是连饭都来不及吃吗？”
“好的，既然你这么多心我便写信去辞了吧。”便赌着气写了封辞职书，贴上了邮票，拿去寄了。
寄了信回来，看见妻已经哭肿了眼，觉得痛快起来，索性再刺她一句道：
“现在总可以安心了吧？”
把她气得噤了半天。
十二月十四日
妻坐了一夜，也不说话，也不哭。
下午她静静地跟我说道：
“晓邨，我从认识你到现在，三年里边也没什么亏待你；你穷也穷了很久了，我也不曾说个半句怨言，我总算对得起你了。”
那样没来由的话！
“难道我有什么地方对你不起么？”
“你么？你近来态度变得很利害很容易发脾气，譬如昨天吧，我不过说了两句话，你便把事情辞了。我很明白你是讨厌我，你生怕赚了钱我要你做丝棉袍子……”
听了那样的话，我不由气横了心。“是的，你怨命吧！你哭吧！为了你的墨绿色的丝棉袍子，为了你的每星期六的电影，为了你的每星期日的丰盛的午餐，你哭吧！”
可是出于意外地，她却笑了起来：“哭么？我为什么要哭呢？你这不是明逼我走么？你的母亲年龄也不小了，你做儿子的刚找到一份职业，也应该好好的做，让她也吃得好一点，穿得暖一点，你为了我一句话，便借此辞了，今天还说那样的话——这不是明逼我走么？”说着，她像蹑自己说话似的，喃喃地：“走吧！走吧！我是看错了人。”
我忽然觉得异样地孤独起来。于是我站起来走了出去……
十二月十五日
昨晚醉得太利害，今天还在头痛，在床上躺了一天。
薇是走了！她的消瘦的，憔悴的影子将永远从我身旁消逝了！昨天我回来时，屋子里还是那么静悄而荒凉，家具还是摆着那样发霉的脸色，可是我有一种预感，一种诡秘的预感。
“薇！薇！”绝望地喊着时，妈说道：
“你出去以后，她悄悄地哭了一回，便走出去了——”
“有跟你讲到哪里去没有？”
“没有。”
我惘然地走了出来，走进一家小饭店，我独自地喝着白玫瑰，喝到十点钟，心里还是很清楚，可是回到家里，看见了空着的卧房时，便糊涂起来。
“薇！”
没有人。
于是扑在床上，掩着脸，上阵悲楚涌上来，我便像一个孩子似的，大声地哭起来了。
十二月十六日
记些什么呢？我还有什么话可以写在这里呢？
十二月十八日
给我一支歌，一支愉快的歌吧！
我要唱着这支青春的歌，低声地：
在我忧郁的时候，
在我为了恋思而流泪的时候，
在我为了你而流泪的时候。
薇，给我一支歌，一支愉快的歌吧！
十二月二十七日
今天收到了第一特区法院的传单，是薇请律师跟我提起离婚——为什么一切不幸的事都会压到我身上来呢？
一月四日
今天上法院，薇没有来，据她的律师说是病在医院里。
法官只问了我几句话，就吩咐我们到外面去和解。
一月五日
在薇的律师的事务所等了三个钟头，才会见了他。
他说得简单，很有力。他说：“你的妻子现在病得很利害，住在医院里，没有医药费，她跟你提出离婚，要求一万四千元赡养费，你意思怎么样？”
“你可以带我去见一见她么？”
“有话尽管跟我说，她现在不能见你。”
“薇不能跟我提出离婚，提出一万四千元赡养费的！薇不能的。”
“难道是我诈骗你么？”
“难道薇不知道我穷得一个铜子也没有么？”
“别说废话，你愿不愿意拿出一万四千元赡养费？”
“叫我怎么拿得出来呢？”
“很好，那么我们十一号在法院碰头吧。”便回过头去和别人讲话了，他的态度很严肃，冷静而朴实。我完全给他压倒了，我一句话也没有讲。
一月六日
一万四千元赡养费！薇，那个消瘦憔悴而善良的薇真能向我，向她的丈夫提出这样的要求么？
一月九日
薇是病着，在医院里，黄着脸躺在纯白的床中上，也许她是把被蒙着脸，悄悄地在哭着，而且咳嗽着，从灰白的嘴唇旁吐出鲜艳的血来吧？而我是不能看见她！
一月十一日
今天在法院里还是看不到薇。
他们不让我跟薇说一句话，就判决了我跟她离婚，判决了我负担一万四千元赡养费。
我一句话也不说，在法庭上我沉默着，我不提出抗议——抗议么？向谁抗议呢？向命运提出抗议么？
一月十三日
我怀念着薇！
一月十七日
过去了的，黄金色的，春花春月的好日子呵！
一月十九日
后天是付款的日子，我只是静静地躺在床上等着，等命运把我送到监狱里去。
我不再为生活而忧虑！我是在享受可爱的怀念，和一个饥饿的身体，一个空洞的心脏一同地。
一月二十日
母亲为了我一夜没有睡，我听着她躺在床上反覆着身子。
是的，我是一个没用的人，一个穷困而被命运愚弄着的儿子，而她是一个老年的，有着凄凉的暮年的母亲。
一月二十一日
母亲把二弟叫了回来，陪着我一同上法院去。
十点半，庭丁点了我的名字。我走了上去。
法官问我：“把钱带来了没有？”
“没有。”
“为什么不带来？”
“没有钱。”
“几时可以有呢？”
“一万四千元！几时才能有呵。”
这时薇的律师站起来道：“被告有意狡懒，请堂上押追。”
法官又问我道：“你还是愿意出钱？还是愿意坐监。”
薇能做这样的事么？那是法律，保护我们的人权的民主国家的法律做的事。
法官看我不说话，便拿起笔来一面批，一面说道：“那么只好押起来了。”
这是完全在我意料之中的，可也是完全为我所不能了解的，庭丁：“先生，请你跟我来吧。”那么地说着时，我便茫然地跟在他后面，走出了法庭。在走廊中，在数不清的，好奇的眼光中走着。我一点感觉也没有，没有哀怨，也没有羞辱，只看见庭了的阔大的，穿了黑色制服的背脊，送葬者的背脊在我前面摆动着。而母亲却从我后面哭着嚷起来：
“晓邨，我五十开外了，还要瞧你坐监么？我为什么要生你出来呵！”
真的，为什么我要被生出来呵！
一月二十二日
二弟今天跑来看我，说母亲回去就发寒热。
一月二十七日
到这里来已经七天了，二弟那天来了以后没来过，母亲的病不知怎么样。
在这里我还要被羁押五十三天——五十三天，这悠长的岁月！
一月二十九日
二弟来了，这十天他人瘦了一大半。他说母亲病得很利害。他没说第二句说话。我懂得他的沉默。懂得他的沉默里边的愁虑和悲郁，因为我自己也是时常沉默着的。
二月五日
今天早上九点钟的时候，二弟跑了来站在栅门外面，脸色很难看。他的嘴像在抽搐着。他望了望天又望了望我的脸，终于说道：“母亲昨天晚上四点钟没有了，还没收殓，我现在还要去张罗钱。”说着递给我两道纸头道：“这是律师送来的，早几天因为母亲病得利害，所以没拿到你这里来，——而且拿给你也是没法子的。”
我看那两张纸时，一张是薇的律师写的：
“尊夫人于本月一日病故于闸北平民医院，请即前往收殓。”
一张是医院给律师的通知单：
“三等十四号病房陈小薇女士于三月一日病故，请希前来收尸。”
我把两张纸扔了，没说一句话。
二弟又看了看我的脸，看了看天，道：“我去了。”
我望着天，不说话。
在天边照耀着的不是圣洁的晨阳么？
二弟去了。
我掩着脸走进去，在木板床上坐下了。
下午五点钟的时候，我站起来，走到小方窗前，抬起头来，从铁栅中望出去，在外面的自由世界里是静谧而温柔的黄昏，可是不知从哪里，无边无际的寂寞掩进来，充塞了这寒冷的水门汀监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