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地理志》记载当时豫章、永嘉、建安、遂安等包括现在江西、浙东、闽北等许多地方的风俗说：“衣冠之人多有数妇，暴面市廛，竞分铢以给其夫。及举孝廉，更娶富者。前妻虽有积年之勤，子女盈室，犹见放逐，以避后人。”这里所说的“衣冠之人”，当然是封建地主。他们的妻子不仅是家庭里的奴隶，还要凭自己的劳动收入养活丈夫，一旦丈夫举孝廉，就不管她的积年勤劳，子女满前，一脚踢开。可是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从汉魏以来，一直被看作地方习俗，相沿不改。
到了南宋时期，由于南方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科举名额的扩大，这个问题就更突出了。《赵贞女》戏文是我国文学史上首先把这个东南地区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通过舞台艺术形象反映出来的，它受到东南地区广大观众的欢迎，同时为统治者所禁止，就毫不足怪了。
《南词叙录》说南曲的曲调是“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协宫调”，它是运用当时民间流行的词调以及一些新起的民间小曲如〔吴小四〕、〔赵皮鞋〕、〔麻婆子〕等来演唱的。由于它在南方流传，唱时也用南方方音。它分平上去入四声，不象北曲的以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在用韵上也和北曲有所不同，如“居鱼”、“支时”有时合用，“车速”、“家麻”不分。曲调比较轻柔婉转，不象北曲的高亢。伴奏以管乐为主，而北曲则以弦乐为主。剧中各个角色可以分唱或合唱，不象杂剧的一本戏只能由一个主角唱。题材偏于爱情故事及家庭纠纷，演唱历史英雄故事或农民起义战争的戏比较少。剧情一般较杂剧为曲折、丰富，一本戏往往要演几十出，因此情节就不如杂剧集中。
早期南戏除《赵贞女》、《王魁》外，还有《乐昌分镜》、《王焕》等戏文，这些戏文的舞台影响很深远，但剧本都没有流传。这主要由于南宋的封建文化比较发达，程朱理学思想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像朱熹、陈淳等理学家不但直接禁止地方戏曲的演出；在他们的思想影响之下，也使许多封建文人鄙视甚至敌视民间戏曲。
由于憎恨永嘉杂剧的流传，他们甚至把南宋亡国的账也记在它身上，说“若见永嘉人作相，国当亡”（见叶子奇《草木子》）。正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当关汉卿、白朴、王实甫等在北方写出大量优秀的杂剧剧本时，南方的学者文人在历史、哲学以及诗文方面虽也写出不少有价值的著作，却始终很少人注意到南曲戏文的加工与创作。《南词叙录》说南戏“语多尘下，不若北之有名人题咏”，这是许多南曲戏文没有流传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传宋元南戏据近人搜辑，有传本的15本，有零星曲子流传的119本。其中出于《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张协状元》是比较可靠的早期南戏剧本。《张协状元》开场时念的〔满庭芳〕词：
暂息喧哗，略停笑语，试看别样门庭。教坊格范，绯绿可同声。酬酢词源诨砌，听谈论四座皆惊。浑不比乍生后学，谩自逞虚名。状元张协传，前回曾演，汝辈搬成。这番书会，要夺魁名。占断东瓯盛事，诸宫调唱出来因。厮罗响，贤们雅静，仔细说教听。
东瓯是温州的旧名，绯绿社是南宋时杭州杂剧演出的组织。作者以“占断东瓯盛事”、“教坊格范，绯绿可同声”自夸，在唱完这段话宫调以后，又在〔烛影摇红〕词里说：“九山书会，近日翻腾，别是风味。”而九山又是永嘉西城的地名，是南宋以来热闹的市区。根据这些情况推断，可以认为它是南宋时期温州杂剧的底本。
《张协状元》写书生张协在五鸡山落难时与贫女结婚，富贵后忘恩负义，同《赵贞女》、《王魁》是同类的题材。但在贫女经宰相王德用收养为义女之后又同张协重圆，已表现了阶级调和的倾向。全本都用南方流行的词调和民间小曲演唱，开场时由说唱清宫调引入，以后是主角到了哪里，戏也跟到哪里，而且有许多同剧情不大相干的插科打诨，这些都表现了初期南戏的特征。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里的《宦门子弟错立身》，写金国河南府同知的儿子完颜寿马和走江湖的戏班女艺人王金榜的爱情故事，题材和石君宝的《紫云亭》相似，从内容到形式都看得出杂剧的影响。另一种《小孙屠》里出现的南北合套曲，说明南戏已注意吸收杂剧的乐曲来丰富自己。
在元灭宋以后，杂剧在随着北方的政治、军事的势力传入南方时，以其新鲜的内容和精炼的形式盖过南戏，使南戏一度趋于衰落。虞集《中原音韵序》说；“自是北乐府出，一洗东南习俗之陋。”徐渭《南词叙录》说：“元初，北方杂剧流入南撤，一时靡然向风，南词遂绝，而南戏亦衰。”都说明了这情况。到了元末，南戏既在同杂剧的接触过程中汲取它的部分成就，逐渐显出它的优越性；而随着南方农民大起义而来的新的政治形势也有利于南戏的流行。这样，南戏才重新趋向兴盛，产生了高明、施惠等优秀作家，《琵琶记》、《拜月亭》等著名剧本，并为明清以来的传奇戏奠定了基础。
南戏的形式在元末明初逐步定型下来。一般先由副末开场，报告演唱宗旨和全剧大意。从第二出起，生旦等重要角色相继出场，逐步展开情节，并经过种种悲欢离合，以生旦团圆终场。南戏称一场为一出，每出例有下场诗，重要人物上场时先唱引子，继以一段自我介绍的长白，叫作定场白。曲词的组织，一般有引子、过曲和尾声。这是从元末明初到清中叶戏曲创作的主要形式，也就是后人用以区别于杂剧的传奇戏。
元代民间歌谣
元代民间歌谣流传下来的很少，目前能收集到的约有20多首。它们是在元代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产生的，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战斗性。
元代民间歌谣，有一部分是揭露黑暗政治和鞭挞贪官污吏的。由于元朝政治的黑暗，官吏的贪赃枉法，引起人民强烈的反感。统治者为缓和人民的反抗，常派“宣抚使”、“肃政廉访使”去纠察贪暴，问民疾苦，实际上他们和地方官吏狼狈为奸，反而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19“拦驾上书”条中收有3首民谣，对此作了深刻的揭露：
九重丹诏颁恩至，万两黄金奉使回。
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
百姓却啼天哭地。
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
这些描写是生动逼真的，那些所谓“宣抚使”、“廉访使”与地方官吏“上下交征，公私朘剥，赃吏贪婪而不问，良民涂炭而罔知”的罪行以及“阎闾失望，田里寒心”（引文均见《辍耕录》同条）的激愤情绪可以想见。叶子奇《草木子》卷4还有这样两首民歌：
解喊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
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
前一首叶子奇点明也是嘲讽“廉访司官”的。它通过解贼与迎官仪式的对比，揭露了官吏们的“赃污狼藉”，表现了人民对他们的无比的憎恨和蔑视。后一首更进一步指出官吏们作弊徇私无法无天的情况，不仅直呼他们为“强盗”，而且把他们看成祸国殃民扰乱天下的罪魁。在这些民谣中，人民戳穿了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欺逛和剥削的实质，是人民教育自己的生动教科书。
元代民间歌谣，还有一部分反映了元末顺帝（1333~1368）时，在天灾人祸威胁下人民反抗一触即发的形势。《元史·五行志》中有一些附会自然灾害的歌谣：
苇生成旗，民皆流离；苇生成枪，杀伐遭殃；李生黄瓜，民皆无家。
作品反映了人民流离失所和苇丛里出现旗枪等现象，正是他们走向反抗的前奏。另一些民谣则反映了汉族人民的民族反抗意识：
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
塔儿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
后者杨慎《古今风谣》作：“塔儿白，北人是主南人客；塔儿红，南人来作主人公。”不知是否别有所本，但似更能表达人民要求摆脱民族压迫的强烈愿望。《元史·五行志》所载末句，想是史官修史时为附会朱氏当兴，以迎合明朝统治者的心理而修改的。正是在这样民心思变的形势下，“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石人谣》出现了（见权衡《庚申外史》及《元史·五行志》）。还有一首《树旗谣》：
山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黄溥《闲中今古录》
它是写在浙东一带人民起来反抗时所树的大旗上的。短短的四句却说尽了老百姓的心曲，调子是激昂的。“由是谋叛者各起，黄宕方国珍因而肇乱江淮，红巾遍四方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它所起的作用。红巾军的浩大声势，严重地打击了统治阶级的气焰，伸张了人民的正义，因而获得了人民的拥护，《松江民谣》就是一首对起义军热情的颂歌：
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
——《辍耕录》卷九“松江官号”条
这里洋溢着人民胜利的欢笑，也嘲笑了统治阶级的无能。人民是无敌的，元朝的统治就在这人民强大的进军声中灭亡了。
元代小说
元代小说是承袭六朝以来两种小说体制而发展起来的，主要成就在话本小说方面。
一种是沿袭六朝志怪、志人及唐代传奇而出现的文言小说，多见于杂抄稗贩、琐闻笔记中，如陆友的《砚北杂志》、杨瑀的《山居新语》、吴元复的《续夷坚志》等。这类作品多为见闻条录，夹叙鬼神怪异事，情节简略，内容单薄，思想贫乏，影响不大。
一种是沿袭末代话本发展起来的通俗小说，可分为两类：短篇的小说话本；长篇的讲史话本。
小说话本作者据载有汴梁（今开封）人陆显之，编有《好儿赵正》；杭州人金仁杰，编有《东窗事犯》。此外，可能属元人作品的还有《裴秀娘夜游西湖记》、《钱塘梦》、《王魁》、《绿珠坠楼记》等。这些作品反映的社会面比较广阔，表现了广大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思想，又用通俗口语写成，影响颇大，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开了新局面。
讲史的长篇小说，今存有元代刊刻的《全相平话五种》15卷。它们是：《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平话》、《全汉书续集》、《三国志平话》各3卷。这些是供阅读的本子，但保留了民间讲史话本的原貌，显示了元代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阶段。
这些讲史小说又可从内容、格调、写法上的不同而分为两类：一类为《武王伐纣书》与《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既演述武王伐纣、燕赵争战的历史故事，又大量附会鬼神，穿插妖术怪异情节，荒诞不稽而与史实相悖；一类为《秦并六国平话》、《三国志平话》等，所写大体忠于历史事实，有的兼收野史杂传与民间传说。但很少采入无稽妄说和怪异传闻。
讲史话本虽然故事简单，结构松散，文辞粗疏，却为明代长篇小说的产生和发展积累了艺术经验，提供了创作的基础，其成就是不能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