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寓言是指先秦时代诸子散文、史传著作中的寓言故事。它在原著述中并不独立成篇，而只是作为论证手段之一，借助于带有劝谕或讽刺性质的简短故事来阐明一定道理。但因它自身具有高度的文学性而独立流传，对后世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
“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它产生自民间，是从比喻中发展起来，并在战国时代盛行。《庄子》一书，寓言共有200多个，《韩非子》中达300多个，其余著作中也不少见。它或是来自民间流传的故事，或是历史传说，或是作者创造的故事，大多瑰丽奇特，富有文学色彩。
就其作者而言，运用寓言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说明作者的观点，或者作为比喻，或者作为寄托，或者作为论证，以便阐发自己的主张，即庄子所说“以寓言为广”。
从内容方面看，先秦寓言中，一种是以寓言的具体性和形象性，来帮助人们理解和接受比较抽象以至深奥的哲理，如《孟子》的“揠苗助长”阐明他的养气说；《庄子》用“望洋兴叹”来阐释他的“道”的无与伦比，以“庄周梦蝶”来说明人生如梦。一种是以寓言来帮助阐述政治主张，如《韩非子》中的“郑人买履”、“守株待兔”说明“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是愚蠢的；《吕氏春秋》中的“刻舟求剑”，也是指责不顾时代变迁仍搬用旧法令的保守派人物。一种是阐明道德修养的，如《庄子》“庖丁解牛”喻养生之理，“佝偻承蜩”喻专心致志之道；《孟子》的“齐人乞墦”，讥讽追求富贵利达而不顾廉耻的人，“二子学弈”也阐明，学习须专心致志才能有所成。此外，还有用以阐明纵横策略的，多见于《战国策》中，如《魏策》中季梁以“南辕北辙”劝阻魏王伐赵，《齐策》中陈轸以“画蛇添足”劝止昭阳攻齐。
寓言引用者用寓言阐明论说的主旨，但寓言本身形象具有客观意义，它同引用者的理解可能一致，也可能有差异。此外，寓言还有自身的价值，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社会的面貌，包括当时社会的本质、人情世态，具有很高的社会认识价值。
先秦寓言的艺术成就也很高，特别是作者通过丰富的想象，虚构的情节，塑造出许多生动的形象，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这在《庄子》中尤其突出，如斥鴳讥笑大鹏（《逍遥游》），盗跖怒斥孔丘（《盗跖》）等，故事千奇百怪，但都寓庄于谐，具有典型意义。夸张是先秦寓言常用的手法。拟人化也是常用手法，作者赋予大量动植物以人的性格特征，借以反映社会生活，如《战国策》中的“狐假虎威”、《庄子》中的“鸱得腐鼠”等故事，借狐的狡猾、虎的凶猛、鸱的丑陋，讽刺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类人物的性格与灵魂。
先秦寓言想象丰富，形象生动，夸张和拟人化手法的运用，以及一般结构简洁，语言简练与口语化、个性化，所具艺术价值也很可贵，不仅直接影响唐代、明代的寓言创作，而且自身起着上继神话，下启小说的作用。先秦寓言中简单的故事情节，个性化的对话启发了后代小说的产生；其中不少寓言，可看作魏晋杂事、志怪小说的雏形。
汉赋
汉赋是西汉流行的赋文体。赋作为一种文体，战国后期已产生。《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旧说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高唐赋》、《神女赋》（有人疑为伪托）。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楚辞的产生，促进赋体的进一步发展。与汉代社会变化密切相关，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时期从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当时文化思想比较活跃，其辞赋主要继承《楚辞》的传统，称为“骚体赋”，内容大都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代表作家有贾谊与枚乘等。贾谊的《吊屈原赋》，悼念屈原借以自喻，抒发愤慨之情；《鹏鸟赋》则是用主客问答体以寓志遗怀，散文的气味浓厚。枚乘的《七发》通过太子与客的问答形式，批判了统治阶级的腐化享乐生活，结构宏大，辞藻富丽。
第二时期从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之间，共约200年。《汉书·艺文志》著录这一时期汉赋有900余篇，作者60人。其中的西汉中叶90年间为鼎盛期。这一时期是汉帝国经济大发展、国力最强时期，特别是汉武帝向北抗击匈奴，向南讨伐部族，成为文人眼里的“盛世”；而武帝本人又好大喜功，雅好文艺，提倡辞赋，招纳文学侍从，因而产生了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这些辞赋成为一种宫廷文学，其中一类作品支持汉武帝的政治、军事行动，歌颂他的武功；一类作品专供宫廷娱乐，专写天子游观之乐；也有一类作品因一些作家对自己作为文学侍从似俳优的地位不满而流露了感慨身世与对皇室奢侈生活加以讽喻的思想。司马相如是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子虚赋》、《上林赋》二赋（近人考定二赋或本为一篇，即《天子游猎赋》）是其代表作，用夸张的笔法描写诸侯、天子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借以歌颂汉帝国的强盛与汉天子的尊严。华丽的辞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成为铺张扬厉的汉大赋的奠基之作。这期间的汉赋作家还有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后期100年间，作品尚有特色的作家有扬雄和班固。扬雄作为西汉末代表作家，以其《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著名。作为东汉前期代表作家的班固，则以《两都赋》著名。
第三时期从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因国势转弱，社会动荡，以歌功颂德、铺张扬厉为特点的汉大赋转为以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兴起。张衡的《二京赋》、《归田赋》是代表性赋作。前者除了铺陈帝都形势、宫室、物产外，还写了民情风俗；后者则以清新的语言，描写自然风光，抒发自己不愿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情志。张衡的作品使赋从内容、体制到风格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汉赋是两汉400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其中作为正宗的大赋虽有较大的思想上、艺术上的局限，但它对都市、宫廷的描写，对语言辞藻的锻炼，技巧的追求，特别是因辞赋的出现促进文学观念的形成，使它在中国文学史上仍然占有一定地位。
两汉诗歌
《两汉诗歌》，指的是西汉至东汉历时400年间的诗歌创作。包括民间歌谣和文人创作两部分，以两汉乐府民歌和东汉后期文人五言古诗的成就最高。
秦末汉初，盛行楚声短歌，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为其代表。武帝时正式建立乐府机构，担负搜集整理民间歌谣，制定乐谱，教习乐工的任务。这些乐章、歌辞即为“乐府诗”，简称“乐府”。
西汉采集民歌的规模不小，东汉仍然沿袭了下来。两汉乐府民歌大多已亡佚，今存总共50首左右，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是收集乐府歌辞最完备的一部总集。
这些乐府民歌多为“街陌”之间的产物，出于社会下层群众之间，表达了劳动人民的心声。思想内容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一是反映民间疾苦，抨击统治者对人民的奴役和掠夺。如《战城南》传达了人民反对战争和徭役的呼声；《东光》表现了对劳师远征的抱怨；《十五从军征》反映了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痛苦与破坏。
二是反映人民的贫困境遇和漂泊生活。如《妇病行》中描写一个贫民家庭的悲惨景象，《古歌》、《悲歌》写出“游子他乡”的流荡漂泊生活的悲痛和愤激。
三是反映上层社会生活，如《陌上桑》、《鸡鸣》、《相逢行》，或揭露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或暴露他们的生活的奢侈享乐。
四是表现爱情和婚姻的诗作，如《有所思》、《上邪》、《上山采靡芜》等，或表现对爱情的执著追求，或抒写夫妇离别的哀伤，或表达弃妇的哀怨。诗作《孔雀东南飞》，通过一对恩爱夫妻的婚姻悲剧描写，控诉了封建礼教的罪恶，是东汉时期最杰出的长篇叙事诗。
总的来说，仅乐府民歌以其反映社会现实的广阔与深刻，叙事与描写的成功，比兴手法的灵活运用，四言、五言、杂言等多种形式的采用，而有珍贵的价值。它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宝库，也促进了文人诗的发展。
五言诗是汉代诗歌精华之一，它在西汉歌谣中已流行，到了东汉乐府民歌中得到发展。文人创作的五言诗，更使它的发展进到新的阶段。
班固的《咏史》是今存最早一首文人五言诗。以后又有张衡《同声歌》、秦嘉《赠妇诗》、蔡邕《翠鸟》、郦炎《见志诗》、赵壹《疾邪诗》和孔融的《临终》等诗，有的抒写了真挚感情，有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且五言诗技巧也臻于完善。此外，还有一些无名氏诗作，包括收入萧统《文选》的《古诗十九首》和被后人称为苏武、李陵作的“古诗”。这些文人五言诗抒发了下层文士伤时失志、离愁别怨和愤世嫉俗的思绪，表达了他们向往仕进，渴望爱情和友谊，以及悲叹人生无常的情怀。“古诗”大多语言自然、简洁、生动，深挚的感情在平淡而含蓄中道出，耐人寻味，作为古代抒情诗，其艺术成就较高。
两汉诗歌继承、发展了《诗经》、《楚辞》的优良传统，反映了两汉的社会生活与人民的思想感情，而且使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对后代诗歌艺术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