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代，唐诗的发展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充满蓬勃向上精神的浪漫主义的诗风是这时期诗坛的主流。以高适、岑参为主，并有王昌龄、李颀等人共同形成了边塞诗派，这是浪漫主义中一个重要流派。他们的诗表达了将士们从军报国的英雄气概，不畏边塞艰苦的乐观精神，描绘了雄奇壮丽的边塞风光，也反映了战士们怀念故土思念家乡的情绪，揭露了将士之间苦乐悬殊的不合理现象，使唐诗增加了无限新鲜壮丽的光彩。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诗派，受佛老消极思想影响较深，在政治失意后过着退隐生活。他们的作品以描写悠闲宁静的山水田园生活为主，思想虽然不高，但艺术上很有成就。他们的诗使晋宋以来形成的田园、山水诗更加丰富，在文学史上也具有一定的地位。
伟大的诗人李白，具有进步的理想，宏伟的抱负。但他生活在唐代统治阶级开始走向腐化，社会各种矛盾逐渐显露的时代，理想无法实现。他写出许多热烈追求光明理想，猛烈抨击黑暗现实；极度蔑视腐朽无能的权贵人物，勇敢冲击封建礼教制度的光辉诗篇，表现出强烈的叛逆精神。他的诗风壮浪纵恣，摆脱拘束，丰富多彩，千变万化，不愧是屈原以后另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生在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在天宝年间，他已经密切注意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专横骄奢、穷兵黩武以及贫富对立的黑暗现实。安史之乱发生后，许多盛唐诗人的浪漫豪情消失了，对动乱的现实也很少反映，杜甫却和人民一起经历了一段饥寒流浪的生活，写出了很多惊心动魄的诗篇，愤慨外敌的入侵，期待国家的中兴，描绘了人民深重的灾难。他的诗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赢得了“诗史”的称号。宏深博大的思想内容，海涵地负的艺术才力，“转益多师”的学习态度，“毫发无遗憾”的严肃创作精神，使他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人的伟大代表。
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次动乱虽然最后被平定，但国家元气已经大伤。原来存在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日趋尖锐。首先，王朝统治的力量衰微了，无力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这些藩镇拥有土地、人民、甲兵、财富，“喜则连衡以叛上，怒则以力相并”。王朝权力所及的地域大大缩小，百姓们饱受他们的屠杀掠夺。在王朝内，宦官也掌握了军政大权，任意废立皇帝，政治极度腐朽混乱。在官僚中，旧门阀世族的代表和新科举出身的代表又分成两派，势同水火，这就是所谓“牛李党争”。这一斗争一直延续到晚唐，对许多文人的生活也有很大影响。宦官和官僚之间，有时互相勾结，有时又彼此对立，使中唐以后中央政权长期处在动荡不安的局面之下。帝国的边患，也日益严重，使唐王朝疲于应付。
为安史之乱所破坏的社会经济，虽然到贞元、元和时代逐渐恢复，但整个北方已今非昔比，经济重心逐渐转向南方。德宗时权德舆说：“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新唐书·权德舆传》）南方的扬州、苏州、杭州、广州、鄂州、洪州、成都等城市比以前更加繁华，歌楼妓馆，更加发达。但是这种畸形的繁荣，更助长官僚、地主的享乐欲望。
安史之乱后，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地主的庄园经济日益发展。以前的许多均田户，逐渐沦为庄园地主的佃户，有很多农民则流亡道路，衣食无着。王朝的税收办法，也不能不适应土地兼并迅速、无数田园易主的形势，在德宗建中元年，改祖庸调为两税法。这个新的税法解除了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的负担，一度保证了国家财政的收入。加以航运的恢复，江淮物资能够顺利北运。宪宗时，国家实力有所增强，曾经先后平定了剑南、淮西两个藩镇，其余藩镇也开始表面上归附中央。这就是史家所谓的“中兴”，对中唐文学的繁荣有很大的刺激作用。但这个局面没有维持很久，随着政治的日益腐败，两税法的弊端百出，人民的负担又越来越加重了。到穆宗时，人民的赋税负担比德宗时增加了3倍。其他杂税徭役，更有增无已。皇帝公开奖励各地官僚进奉“羡余”，立“月进”、“日进”等名目。各地藩镇官僚更借进奉为名，残酷搜刮，“唯思竭泽，不虑无鱼”。
人民起义反抗的浪潮，此伏彼起，终于在侯宗乾符元年在山东爆发了王仙芝、黄巢的大起义。这支势力雄厚的起义军，风驰电掣般地扫遍了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的各个地区，诛杀贪官、摧毁暴政，并攻入长安，沿途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起义虽然被唐王朝和藩镇的联合力量镇压下去，但唐帝国也终于在藩镇割据势力更加猖狂的火并中灭亡了。
初盛唐文学主要是诗歌，中晚唐文学却有多方面的发展。除诗歌风格流派更加复杂多样而外，古文运动在这时期取得了胜利，传奇小说也发展到了全盛的时期。变文等通俗民间文学也有更大的发展，从民间诞生的词，也逐渐转入文人手中成为新的诗歌形式。
在社会矛盾复杂尖锐的形势下，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潮流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局面。安史之乱后，元结、顾况等揭发社会矛盾的诗歌，成为杜甫的同调。中唐时代，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更继承杜甫的传统，进一步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掀起新乐府运动。他们的新乐府诗揭发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残酷剥削，对人民的深重疾苦表示同情，对国势的削弱也深感不安。他们的诗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除了以白居易为首的现实主义诗派而外，中唐时代诗歌的风格流派比盛唐更多了。大历年间，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李益、卢纶的边塞诗，都是盛唐诗风的余响。贞元、元和之际，韩愈、孟郊以横放杰出的诗风，开创了奇险生新的新风格。青年诗人李贺，更融合楚辞、乐府的浪漫幻想的传统，以浓丽的色彩，出人意表的想象，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苦闷和追求。刘禹锡的学习巴楚民歌，柳宗元的借山水以抒幽愤，艺术上也有独到的成就。
晚唐诗歌，随着国势的衰危动乱，风格面貌也有很大的变化。杜牧、李商隐的诗歌，在艺术上有一些新的发展，但无论写忧国忧民，或写爱情生活，都有相当浓厚的感伤情调。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在黄巢起义前后写的一些揭露社会黑暗的诗篇，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的传统，但感情更愤激，批判的锋芒也更尖锐，从他们诗里，我们看见了唐朝国势摇摇欲坠的景象。
古文运动的胜利，也是中唐文学发展的重大成就。六朝骈文统治文坛的局面，虽然自隋代李谔、王通，到初唐陈子昂、盛唐李华、萧颖士等都曾经努力反对，却一直很少改变。到中唐时代，由于社会矛盾的发展，政治思想的斗争趋于尖锐，骈文已经无法适应这种要求。韩愈首先发起了复兴儒学的运动，幻想通过加强儒家思想的统治，遏制佛老思想的流行，加强中央集权，并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
在文章上他也反对六朝骈俪的文风，主张恢复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他的政治主张虽然受到一些人拥护，并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在文体改革上，却得到和他政治见解颇不相同的柳宗元等人的支持，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古文运动。韩、柳二人除写了许多政论外，还写了不少传记、杂文、寓言、游记之类的文学散文，以深厚的功力，独特的风格，锤炼精粹的语言，显示了散文在艺术表现上的优越性，终于使骈文在文坛上失去了统治的地位。
晚唐骈文虽然继续流行，但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继承韩、柳散文的传统写出了许多富有战斗锋芒的讽刺小品，也显示了散文的艺术力量。
唐代传奇小说，其源出于六朝志怪。初盛唐时期的传奇，作品不多，并且还有六朝志怪的浓厚影响。到了中唐时期，作者增多，创作达到了极盛阶段。由于城市的繁荣，社会生活的复杂，作品也更多地表现社会现实生活，志怪的色彩渐渐淡薄。文人对功名富贵的梦想，文人和妓女的爱情，成为新的题材，有的作品还流露浓厚的市民生活情调。情节的委曲细腻，人物的生动鲜明，也大大超过了初盛唐时期。这是我国短篇小说达到成熟的标志。
由于唐代帝王提倡佛教，当时寺庙中讲唱佛经故事之风相当盛行，于是产生了变文。后来更产生了讲唱历史故事和时事的变文。这种讲唱文学，初盛唐已经存在，中晚唐更为盛行。除讲唱结合的变文外，还有只唱不讲的词文，以及只讲不唱的话本。这些通俗讲唱的文学，故事情节多想象夸张，语言多铺排渲染，艺术比较粗糙。但对后来的白话小说、讲唱文学有较大的影响。唐代民歌流传下来的虽然不多，但形式短小，现实性很强，值得我们重视。
在唐代城市繁荣，音乐发达，歌楼妓馆大量出现的情况下，出现了配合“胡夷里巷”歌曲的曲子词。现存敦煌曲子词，多数是中晚唐时代歌妓们传唱的民间词。内容相当广泛，有歌楼妓女的辛酸，也有征夫思妇的痛苦。中唐时代开始有文人词出现。到晚唐时代，以温庭筠为代表的文人词，内容偏于艳情，成就不大，但艺术上有独创性，影响较深远。
唐亡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延续下来，成为五代十国分裂混战的局面。当时北方战争频繁，文学毫无成就。南方十国之间，虽然也有战争，局势仍相当稳定。南唐、后蜀两国国势较强，历史较久，经济、文化都有所发展。
五代十国时期，词的创作成就有新的发展。后蜀在温庭筠直接影响下，出现了花间派词人。他们的作品绝大多数是绮罗香泽之词，但有少数词人风格颇有变化。韦庄词有较多个人抒情意味，风格清丽疏雅，有一定意义。南唐词人有冯延己和李璟、李煜他们的词内容仍然很狭窄，感情也不够健康，但较少浓艳的脂粉气。李煜在亡国以后写的一些词，能直抒胸臆，写个人国破家亡的感受，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艺术上也有独特的成就，对词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
隋唐五代诗
隋及初唐是诗歌史上的过渡时期。唐代诗歌达到全面繁荣，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仅《全唐诗》所收，就有诗人2200余家，诗作48900余首。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有五六十个，产生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伟大诗人，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高峰。
隋代诗歌，齐梁影响根深蒂固，但隋初诗人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等，他们的一些较好的边塞诗，反映了征人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感情，具有某种清新刚健气息，透露出一点新气象。形式格律亦有进一步的发展，像卢思道的《从军行》、薛道衡的《豫章行》，已初具初唐七言歌行的规模。隋炀帝的《江都宫乐歌》，已接近于唐代的七律。而无名氏的《送别诗》，其声调韵律，已是很成熟的七言绝句了。
初唐诗坛沉浸在“梁陈宫掖之风”里，宫廷诗人如虞世南、上官仪、杨师道、李义府等，诗风淫靡浮艳。沈佺期、宋之问两人虽未摆脱齐梁影响，但他们完成了律诗形式的定型，在声律方面有重要贡献。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积极开拓诗歌的表现领域，从题材内容到格律形式都有新的探索，显露了新的独特风貌。继四杰之后，陈子昂以鲜明的创造革新精神，扫荡齐梁余风。他提倡“汉魏风骨”，以复古为革新。所作《感遇诗》和边塞诗，内容丰富，刚健朴质，现实性很强，实践了他的理论主张，开启了一代新风。
盛唐诗歌发展了各种体裁和形式，风格流派众多，达到全面繁荣的高潮。除李白、杜甫外，出现了以写山水田园闲适生活为主的山水田园诗人和以写边塞征戍生活为主的边塞诗人。
山水田园诗人如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等，语言清新洗练，意境深幽秀丽。但思想内容上带有逃避现实的消极因素。
边塞诗人如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等，把边塞的奇丽景色与建功立业的英雄壮志结合在一起，气势雄伟，情调悲壮，具有奇情异彩的艺术魅力。
李白是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热爱祖国，同情劳动人民，蔑视权贵，追求自由，表现出对封建社会一切压迫和羁绊毫不调和的叛逆态度。诗作想象奇妙，热烈奔放，色彩缤纷，飘逸不群，成为屈原之后浪漫主义诗歌的新的高峰。
杜甫作为现实主义的“诗圣”，关心人民的疾苦，关心祖国的命运，对人民无限同情，对统治阶级的罪恶强烈憎恨。其诗作忧国忧民，沉郁顿挫，饱含爱国激情，具有高度的人民性。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的诗歌对以后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唐大历前后，元结、顾况等人的诗，继承了杜甫同情人民、批判现实的精神，诗风质朴，词意深挚。刘长卿、韦应物主要以山水诗见称，风格含蓄温和，清雅洗练，皆自成一家。当时影响较大的“大历十才子”，内容浮浅，实际成就较差。
贞元、元和年间，诗坛又出现大活跃的景象。白居易、无稹、张籍、王建等倡导“新乐府运动”，继承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而加以发展革新，以批判现实为主旨，写下大量政治讽喻诗。其他诗人如韩愈、孟郊、柳宗元、刘禹锡、李贺等，在艺术上也有各自创造。其中韩孟一派努力探索诗歌的新形式、新风格，或气象阔大，或思力深刻，或奇崛险怪，或笔力峭拔；有的有散文倾向，有的流于艰涩怪诞，对宋诗影响很大。贾岛以“苦吟”著名，李贺则在语言形象上精思独造，形成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在元白和韩孟两派诗人之外，柳宗元的山水诗意境深沉，情致委婉。刘禹锡的《竹枝词》富有民歌风味，开朗流畅，都有鲜明特色。
晚唐五代诗感伤颓废的情调和藻饰繁缛的风气逐渐增浓。杜牧、李商隐的诗忧时悯乱，感叹身世，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感。他们的七律和七绝在艺术技巧上有独特贡献。皮日休、杜荀鹤、陆龟蒙等人的诗，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末的社会动乱和阶级矛盾。五代诗坛冷落，是唐诗的尾声。
唐诗完成了中国古典诗歌各种形式的创造。古体诗的五言、七言、乐府歌行，近体诗的五律、七律、五绝、七绝、排律，无不齐备，这些形式，上承风骚，下启词曲，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流传最普遍、影响最深远的诗体。唐诗的成就空前绝后，成为以后各代诗的榜样。
唐五代词
词是唐五代兴起的一种配合音乐歌唱的新诗体。现传最早的唐代民间词是在敦煌发现的曲子词。文人词始于中唐，传为李白所作的《菩萨蛮》、《忆秦娥》，张志和的《渔歌子》，韦应物的《调笑令》，白居易、刘禹锡的《忆江南》等，是较早的作品。初期文人词题材较广泛，形式较短小，一般都具有清新、明朗、活泼的特色。
词至晚唐，作者渐多，艺术上趋于成熟。以温庭筠影响最大。温词题材偏于闺情，内容娇娆柔弱，词句过于雕琢。如《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望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等。
五代时赵崇祚编《花间集》，以温庭筠为首，西蜀词人为主，内容多闺情离愁，形式上追求藻饰。唯韦庄词语言清丽，稍有内容，如《思帝乡·春日游，杏花吹满头》、《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等。另有牛希济、李询的词，也给人以清新开朗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