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词家集中在南唐首都金陵，重要作家有冯延巳、李璟和李煜。冯延巳留词100多首，为唐五代同人存词最多者。多写闲情、春愁，语言清新流转，继承温庭筠婉约词风并有所发展，对宋代晏殊、欧阳修等人有很大影响。
李璟遗词4首，具有浓厚的感伤情调。李煜原为南唐国君，初期词多写宫廷豪华生活，降宋后所写词大多为家国之恨，感慨极深。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等，艺术上以白描取胜，语言明净，意境优美，以鲜明生动的形象言怀述志，抒写特定的生活感受，一改花间词人镂金刻翠的词风，对词的创作积累了新经验，开拓了新境界，在词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唐代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运动指的是中唐时期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由诗人白居易、元稹等人倡导。所谓“新乐府”，是指唐人用新题而作的乐府诗。从初唐诗人至杜甫、元稹、韦应物等人，都有新题乐府之作，可算作乐府运动的先驱。作为运动，发生于唐安史之乱后的贞元、元和年间，在唐王朝正走向衰落，社会各方面矛盾加剧的社会背景下，一些统治阶级中有识之士，希望通过改良政治，使唐王朝中兴。
因此，在文艺领域，便有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白居易、元稹倡导新乐府运动、后者首先由李绅、元稹写了《新题乐府》，互相唱和，后来白居易写了《新乐府》50首正式标举。
张籍、王建等人都写了大量体现革新方向的新题、古题乐府诗，从而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诗歌运动。
白居易、元稹分别在他们的书信、诗文中，阐述了新乐府运动的理论，其要点是：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为创作基本宗旨，主张诗文要反映时代与社会现实；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与“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白居易《与元九书》）为创作目的，强调诗文要服务于政治；以“惟歌生民病”（白居易《寄唐生》）、“但伤民病痛”（白居易《伤唐衢》）为诗歌的内容，指出诗文要表现人民的生活。
同时，他们阐发了诗歌的特性，指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白居易《与元九书》），要求诗歌内容（“情”与“义”）和形式（“言”与“声”）统一，用“质而径”、“真而切”的言辞，“顺而肆”的体式反映民间疾苦和社会弊端，使诗歌具有巨大感染力，让人易于接受。
他们的乐府诗作如《卖炭翁》（白居易）、《田家词》（元稹）、《野老歌》（张籍）、《水夫谣》（王建）等，比较广阔地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揭示了当时社会面临的藩镇割据、宦官擅权、贫富悬殊、战祸频仍等尖锐问题，针砭现实，指斥时弊，以比较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思想倾向，平易通俗和直切明畅的艺术特色，实践了他们的现实主义的理论主张，并展示了运动的实绩。
由于新乐府诗的创作对权势者的触犯，以白居易为首的诗人先后遭受贬斥，运动逐渐衰落下来。但是新乐府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后世诗歌创作与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五代文
隋唐五代是由骈体文向散体古文转变的时期。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最终摧毁了骈文的统治，完成了文体的革新。东汉以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统治文坛达数百年之久。
隋统一中国后，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广阔和复杂，骈文越来越成了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的桎梏，随之产生了文体改革的要求。隋文帝于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直实录”，李谔上书，主张复古。
唐初王勃等主张文章要有儒学内容，陈子昂大张复古的旗帜，虽意在诗的革新，也对文风的转变发生了作用。天宝以后，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继起，提倡散体一反对骈文，以儒家思想为依归，强调文章的封建教化作用，成为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先驱。中唐后期，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强调文道合一，以文明道，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形式服从内容。
韩愈提出文学语言应在继承古代散文传统的基础上有所革新和创造，学古文应“师其意不师其辞”，“唯陈言之务去”，要求“文从字顺”，自然流畅。他的《原道》、《原毁》、《原性》、《师说》、《答李翊书》、《送孟东野序》、《柳子厚墓志铭》、《祭十二郎文》、《进学解》、《送穷文》等，内容复杂丰富，形式多种多样，体现了他的创作主张。
柳宗元的寓言讽刺文和山水记是两类最富创造性的文章。如《三戒》等寓言，讽刺一些社会现象，概括某种普遍的生活真理，锋利简洁，发人深思。他的山水记如《永州八记》，在对自然美的描绘中渗透着自己的感受和情怀，文笔清新秀美，富有诗情画意。其传记散文往往借题发挥，揭露尖锐的阶级矛盾，缜密谨严，条理井然，风格严峻沉郁，如《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等。
韩愈的学生李翱、皇甫湜、沈亚之等及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等，也是古文好手。另有刘蜕、孙樵、杜牧等人的文章，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各擅其胜。
除新起的散体文外，骈文在隋唐五代依然流行，但已向自由发挥、切近实用方面发展，出现了不少精美的骈文作品。如初唐四杰，盛唐张说、苏颋，中唐陆贽，晚唐李商隐，唐末五代罗隐、徐铉等人，都是骈文名家。
辞赋这一文体在唐代亦有发展，柳宗元、刘蜕、杜牧等人均有佳作，如杜牧的《阿房宫赋》。
唐代佛教盛行，在大量唐译佛经中，也有不少佛教文章具有文学特色并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过广泛影响。
唐宋古文运动及影响
唐以前，在文学上无所谓古文。古文概念的提出，始于韩愈。他把自己的奇句单行、上继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称为古文，并使之和“俗下文字”，即六朝以来流行已久的骈文对立。在唐德宗贞元时期，由于韩愈的努力提倡，古文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人向韩愈请教，一时“韩门弟子”甚众。到了唐宪宗元和时期，又得到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的业绩更加显著，影响更大。从贞元到元和的二三十年间，古文逐渐压倒了骈文，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这就是文学史上的所谓“古文运动”。
但是这个运动，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有其发展过程的。散文的骈俪化，原是两汉以来散文和辞赋发展的结果。六朝时代，士族文人以骈辞俪句掩盖他们生活内容的空虚，骄文逐渐成为文坛的统治形式。但在骈文鼎盛的当时，也就萌发了对立的复古思想。齐梁时刘勰著《文心雕龙》便提出了文学应该“宗经”、“征圣”和“明道”的主张。裴子野的《雕虫论》，也反对骈俪文的“摈落六艺”，“非止乎礼义”。在北朝，西魏宇文泰提倡复古，苏绰仿《尚书》作《大浩》，成为无生气的拟古。北齐颜之推，也认为文章应“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颜氏家训.文章篇》）。隋文帝杨坚统一北中国后，于开皇4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当时李谔上书，同样主张复古（《隋书·李谔传》）。隋唐之际，王通更以排斥异端，复兴儒学正统的继承者自居，他的《中说》，在论文时就非常强调“道”的内容，已初具文以载道的观念。
唐初文风，沿南朝骈俪之习，王勃、杨炯等虽对当时文坛有所不满，但他们还是以骈文名重一时。陈子昂出来，又大张复古的旗帜。他的功绩，固然是在诗的革新方面，但对文风的转变也起了一些促进的作用。“今观其集，惟诸表序犹沿俳俪之习，若论事书疏之类，实疏朴近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9）陈子昂以后，“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旧唐书·文苑传》）但唐玄宗开元时期，苏颋、张说号称“大手笔”，他们虽主张“崇雅黜浮”，而骈文的陈腐习气实际还是很重的。
直到天宝以后，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继起，复古的思潮才进一步高涨起来。他们研习经典，以儒家思想为依归，真正成为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萧颖士以为“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文”；“魏晋以还，未尝留意。”（《赠韦司业书》）李华则认为“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他的文章“大抵以五经为泉源”，“非夫子之旨不书”，是“文章中兴”的开启者（独孤及《赵郡李公中集序》）。元结则从创作实践上，力变俳偶为散体，多记叙山木园亭和表现愤世嫉俗之作。独孤及强调“先道德而后文学”；特别推崇两汉文章，认为“荀、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有以取正，其贾生、史迁、班孟坚云尔”（梁肃《毗陵集后序》）。梁肃文论思想受独孤及的影响，更提出“气能兼词”的论点（《李翰前集序》）。柳冕以儒道为根本的文学思想，更系统，唯不善为文，自谓“意虽复古，而不逮古”；“言虽近道，辞则不文”。
总之，关于文章必须宗经、载道、取法三代两汉的思想，在韩柳之前已提得越来越明显，而且这些主张的基本精神是和韩柳一致的。只是他们在创作实践中，都还未能彻底摆脱骈文家的积习，不能卓然有所树立、改变一代的文风。但完全可以肯定，他们在文论上的主张，或创作中的努力，是为韩柳古文运动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的。
古文运动所以在中唐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发生和发展，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客观的现实社会条件。天宝以来，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等人的复古主义思潮，就和安史之乱的现实有关。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陡然走向了衰落的道路。贞元、元和时期，号称“太平”和“中兴”，实际藩镇割据的严重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而且佛道二教盛行，僧尼道士已成为一种特殊势力，他们“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唐会要》卷47），不但和广大人民有矛盾，而且由于“使农夫士女堕业以避役，故农夫不劝，兵赋日屈”（《唐书·李叔明传》），也和唐王朝的利益发生矛盾。但是贞元时期20年苟安的太平，不仅使摇摇欲坠的唐王朝得到了暂时的稳固，而且在唐王朝的统治区内也恢复并发展了生产，因而也给统治阶级带来了“中兴”的希望。
以韩愈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思潮，在贞元时期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想运动，正是从意识领域内来挽救这个严重的危机，促进“中兴”局面的出现，从而加强和巩固唐王朝统一的封建帝国统治。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除军阀大地主外，它确是反映了广大阶层人民的现实要求的。韩愈打着复古的旗帜，主张恢复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反对佛道二教，来整饬社会风尚。他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对儒家所谓“君臣之大义”、“夷夏之大防”发生了动摇，就意味着封建等级制度的破坏，就意味着统一帝国的封建统治走向衰落和崩溃。他所写的《原道》、《原性》、《原人》等篇，就是他所试图建立的理论体系的重要论著。在这些论著中，韩愈着重提出并论述了与佛老尖锐对立的儒家之“道”，这个“道”，是历圣相传、有其悠久的传统的，也就是以孔孟儒家为正宗的封建思想体系。
韩愈要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而六朝以来“饰其辞而造其意”的骄文，已经成为表达思想内容的桎梏，因而自然地需要开展一个文体革新运动，也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古文，指汉以前的散体文，不仅语言长短不拘，抒写自由，便于表达现实生活内容，而且它本来是载道的，因而也便于学习和宣扬儒家之道。所以韩愈提倡古文总是和学习古道联系在一起的。他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显然韩愈学古文是为了学古道，换句话说，要学古道就必须学古文。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内容，文是形式。这就是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的基本内容。
这里应该指出，柳宗元虽也主张文以“明道”，但在“道”的具体内容上，是和韩愈不尽相同的。韩愈所谓“道”，多伦理性质，他的“传道”文章封建色彩较重。柳宗元虽也谈儒道，同样是为封建地主阶级说教，但他的唯物论思想和政治革新的主张却是很突出的。
韩派古文家和柳宗元关于文体革新的理论，是古文理论的精华。他们的文体改革是建立在散文传统的继承和革新的基础上的。韩愈首先强调作家的修养。他说：“根之茂者其实遂”，“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所谓根或气，都是指作家的人格修养。对于文学语言，韩愈重视在继承散文传统的基础上有所革新和创造，坚决反对模拟抄袭的不良文风。他主张学古文应“师其意不师其辞”，“唯陈言之务去”，指出“推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樊绍述墓志铭》）。他还认为运用语言，必须“文从字顺”，即合乎自然语气。而且要从实际出发，“因事陈词”，使“文章言语，与事相侔”；还必须做到“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其事信，其理切”（《上襄阳于相公书》）。
韩派古文家李翱在《答朱载言》书里，透辟地发挥了韩愈反对因袭、主张独创的理论。他认为圣人的《六经》，以及百家之文、屈原之辞，“创意造言，皆不相师”。他以为“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义是共同的原则，也就是道；而意则是各家表现义的具体思想。因此，意是需要各家自己创造的。他以为文章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尚异”、“好理”、“尚对”、“不尚对”、“爱难”、“爱易”等等标准，主要在是否“能极于工”。“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那些“自成一家之文”，“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之文，一定是“文理义”“三者兼并”的。因此，文章之词也必须是独创的。韩派另一古文家皇甫湜也同样主张从意到言的新创。他说：“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富则出众，出众则奇矣。”但他实在已走到了极端，从要求“新富”而竟至要求“奇怪”了。
柳宗元同样提倡文以明道，反对“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道密以为能”的颓靡文风（《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他认为对社会生活作“褒贬”或“讽喻”是文章应有的功能（《杨评事文集后序》）；文学批评必须重视作品的思想价值，那些用美丽的辞藻包藏着错误内容的作品，对读者的危害是更大的。他认为真正优美的作品，不仅应该有完美的形式，而且必须有正确而充实的内容，二者不可偏废（《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对于写作态度、写作技巧等有关作家修养的问题，也都有精辟的论述。
唐代古文运动的胜利，是我国散文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它打垮了骈文的长期统治，开创了散文的新传统。韩愈、柳宗元是司马迁以后最大的散文作家。他们不仅在理论上奠定了散文创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在创作实践上作出了典范。他们开创了一种摆脱陈言俗套、随着语言自然音节、自由抒写的文风。他们不仅恢复了散文的历史地位，而且把散文的实用范围推广了，使散文在传统的著书立说之外，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表现自己的写景、抒情、言志的广阔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