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由于不顾流俗的訾议，抗颜而为人师，在当时就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知名古文家如樊宗师、李翱、皇甫湜、李汉、沈亚之等，或为朋友，或为授业弟子。而孙樵则为再传弟子。他们或者趋尚艰涩，或者唯能平易，或者只求奇异，一般成绩不大。诗人张籍、元稹、白居易等在文章方面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韩愈和古文运动的影响。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的讽刺小品，文学价值较高，则显然是在韩柳古文影响下的一个发展。
中唐时代，传奇小说和古文并兴，二者是互为影响的。古文运动解放了文体，使着意好奇的传奇家，得到更自由的表现形式，因而促进了传奇小说的发展；传奇小说的题材和表现方法，也给古文家以借鉴，因而也有利于古文运动的推广和成功。韩愈、沈亚之都是把二者统一起来的。他们既提倡古文，也写作传奇小说。
但是，从晚唐五代到北宋初，古文运动实际趋向衰落，骈文恢复了统治地位。原来古文运动，就形式说，是对骈文的革新运动。但是骈散文之间并无绝对严格的分界线。韩柳古文并未废除骈词俪句固不必说；在韩愈提倡古文，反对“俗下文字”的当时，裴度就持反对的意见，以为“文之异在气体之高下，思致之深浅，不在磔裂章句，隳废声韵”（《寄李翱书》），就是说，文章重在思想内容，不在骈散的形式。完全从形式着眼来反对骈文，意义是不大的。裴度还批评韩愈“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同上），就是从韩愈古文的内容来批评的。古文运动当时所以发生广泛的影响，是和韩柳文内容的深广有密切的关系的。韩柳以后，社会矛盾进一步发展，不仅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无法挽回，而且爆发了农民大起义，道统的宣传既无补于统治阶级的没落和崩溃，士大夫振作有为和希望，也渐趋破灭，后起的古文家乃不得不把古文引上狭小、琐细的道路，古文便成为少数隐者之流的抒写生活情趣的工具。这些古文虽然也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内容，但毕竟不够深广，不足以振奋人心，因而也就自然地不为人所注意了。这样，形式主义的骈文就轻易地恢复了统治地位。
北宋初期，柳开、王离偁、姚铉、穆脩等，都标榜韩柳古文，反对晚唐五代的浮靡文风；到了中叶，在新的现实条件下，以欧阳修为首，再一次掀起了古文运动。由于欧、曾、王、苏诸古文大家在创作上的努力和成功，从此韩柳古文遂成为新的传统。明代唐顺之、归有光等的古文和清代“桐城派”的古文，都是以韩柳为首的唐宋古文新传统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这个古文新传统，支配中国文坛1000多年，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才被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语体散文所代替。
古文运动提倡“道”和“道统”，维护封建统治，为历代统治阶级及其文士所利用，这使古文即散文蒙上浓厚的封建说教的色彩，逐渐走上陈陈相因，腐朽僵化的道路。但是韩柳的创作实践，不仅是为了“传道”或“明道”，更重要的还是以古文鸣不平，反映一定的现实社会内容，这样就起了积极的影响。韩柳以后古文有了更广阔的园地，许多古文家用它来叙事、写景、抒情和议论，为日常生活所必需，而且也使之成为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一种重要的形式。
古文运动的理论，特别是韩愈所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论点，指导了后来无数古文家的写作。直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唐代传奇
中国小说发展到唐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鲁迅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
唐人小说之称为“传奇”，始自晚唐裴铏的《传奇》一书，宋以后人遂以之概称唐人小说。对于小说，历代正统文人总是采取鄙视态度的。《汉书·艺文志》固然摒之于九流之外，唐人也“每訾其卑下”。但是实际上，当时参加传奇小说创作的人，却有不少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家或诗人。李肇说：“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唐国史补》下）这说明唐人传奇由于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在思想艺术上都取得新的成就，已经逐渐改变了人们的传统看法了。
唐代传奇的兴起和发展，首先是由于唐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给传奇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它由单纯的谈神说鬼，向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发展。同时，随着商业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兴起，为了满足他们对文化娱乐的需要，产生了“市人小说”，为文人的传奇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方法。而唐代举子们的“温卷”，对传奇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说：“唐世举人，先借当时显人以姓名达主司，然后投献所业，踰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由于名利关系，“温卷”的风气，到中晚唐尤为盛行，这和唐代传奇的发展情况也是一致的。此外，佛道教义、神怪传说的流行，对传奇创作也有相当的影响。
唐代小说的发达，也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的结果。虽说“传奇者流，源出于志怪”，但终与志怪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其他文学体裁对它的影响。唐代传奇作家如王度、沈既济、陈鸿，都是史官。他们利用《史记》以来传记文学的传统经验，使本来只是粗陈梗概的小说，体制更为阔大，波澜更加曲折，人物性格更加鲜明，这是很自然的。其次，唐代变文、俗赋、话本、词文等通俗文学的盛行，对传奇的创作也很有影响。从《游仙窟》、《柳氏传》、《周秦行记》等传奇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变文的散韵夹杂的文体；而《李娃传》更来源于民间的《一枝花话》。最后，唐代古文运动与诗歌的发展，也影响传奇的创作。这不仅表现为一些传奇作家如沈既济、李公佐、白行简、陈鸿、沈亚之等和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的作家有过联系；更重要的是，新乐府运动的现实主义精神既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传奇作家面向现实，而古文运动对文体的解放，又使传奇作家能够充分利用其成功经验，自由地抒情叙事。再则唐传奇如《长恨歌传》、《莺莺传》、《无双传》等，都是小说与诗歌相辅而行，诗人与小说家互相协作，比如白居易写了《长恨歌》，陈鸿就写了《长恨歌传》；元稹既是写《莺莺传》的小说作家，又是写《李娃行》的诗人。正是在各种文学形式的交互影响下，形成了唐代传奇以诗歌与散文结合、抒情与叙事结合的独特风格：既有美妙的意境，又有细致的刻画；既有丰富的想象，又有如实的描绘。因此无论就现实意义或美感价值来看，唐代传奇都超过了六朝志怪小说。唐传奇优秀作品多出于中唐，原因也正在这里。
唐代传奇的思想与艺术
今存唐代传奇小说，数量不少，其中流传较广的有几十篇。这些作品大都收入宋初李昉等编集的《太平广记》里，其他如《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全唐文》等总集类书中也收集了一些。但明清以来，书商以此牟利，“往往妄制篇目，改题撰人”，有许多作品被窜改淆乱。鲁迅为“发意匡正”“斥伪返本”，曾在编成《古小说钩沈》后，选录了《唐宋传奇集》。
唐人传奇根据它的历史发展情况，可分3个时期：
1、初盛唐时期这是传奇小说初步发展的时期。作品数量很少，内容还和六朝志怪小说相去不远，艺术上也不够成熟，但已逐渐注意到形象的描绘与结构的完整。
《古镜记》是现存唐传奇中最早的一篇。作者王度（585？~625？），太原祁人，是初唐诗人王绩之兄。这篇作品“犹有六朝志怪余风，而大增华艳”。故事内容是记述一面古镜降妖、伏兽、显灵、治病以及反映阴阳变化的诸种灵异。它虽在叙述中透露出一些社会动乱和民间疾苦的影子，但主要是宣扬迷信和天命无上的消极思想。作者按时间顺序，将古镜灵异的12段独立故事贯串成章，比起六朝志怪的零篇散录，在结构上有了进步。
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写梁将欧阳纥的美妻被白猿劫走。欧阳纥率兵入山，掩杀白猿，而妻子已孕，生子如猿，聪悟绝人。作品的思想内容虽仍是搜奇猎异，却通过欧阳纥失妻后的悲愤和不避艰险，终于夺回妻子的描写，表现出了他对妻子的挚爱。与《古镜记》相比，它已开始着重描绘人物的活动，情节更为曲折，描写白猿所居环境的幽险也较形象，是一篇粗具规模的传奇作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胡应麟《四部正讹》都认为它是“唐人以谤欧阳询者”。用小说影射真人，以达到人身攻击目的的恶习，很可能就是从此开始的。
《游仙窟》作者张鷟（660？~740？），字文成，高宗调露初进士，颇有文名。他的《游仙窟》久已失传，而唐时即流传于日本，近世始由人抄录带回中国。作品自叙奉使河源，途中投宿仙窟，与神女邂逅交接的故事。其中多通过书信投赠、诗语对答来表现男女调情，实际是轻薄文人纵酒狎妓生活的再现，色情成分极浓。但从作品已基本上脱离志怪而转向现实生活的描写来看，它在传奇发展过程中仍有一定的意义。张鷟在《朝野佥载》中还写了一些小故事，是较为健康的。如《隋文帝狮子骢》，通过狮子骢初到长安时的神骏和后来流落磨坊时的憔悴，寄寓了英雄末路的感慨，故事曲折动人，描绘栩栩如生，和魏晋志怪小说已有明显的不同。
2、中唐时期这时期作品空前增多，是传奇小说的黄金时代。从内容上说，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占据了主要地位，即使谈神说怪，也往往具有社会现实内容，如《枕中记》和《南柯太守传》。
《枕中记》作者沈既济（750？~800？），苏州吴（今江苏吴县）人，曾任左拾遗与史馆修撰等职，并撰《建中实录》。《枕中记》是受了刘义庆《幽明录》“焦湖庙祝”的启发，借以表现唐代官场的现实。作品写卢生在邯郸逆旅中，借道士吕翁的青瓷枕入睡，梦中经历了他生平热烈追求的“出将入相”的生活。一旦惊醒，还不到蒸熟一顿黄粱饭的功夫。于是他大彻大悟，万念俱息。《南柯太守传》的作者李公佐（770？~850？），字颛蒙，陇西人，尝举进士，今存所作传奇4篇，而以《南柯太守传》成就为最高。作品除受“焦湖庙祝”的启示外，还受《搜神记》“卢汾梦入蚁穴”的影响。它写淳于棼醉后入梦，被槐安国招为驸马，出任南柯太守，廉能称职，深受百姓爱戴。后因与檀罗国交战失败，公主又随之谢世；于是宠衰谗起，终被国王遣送出郭。淳于棼醒后惊异，寻踪发掘，始知所谓槐安、檀罗国者，原来都是蚁穴。从此他深感人生虚幻，乃栖心道门，不问世事。
这两篇作品都曲折反映了一般封建士子热衷功名富贵的思想，也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场的险恶和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丑态。但因作者受道家影响过深，对现实矛盾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作品的思想性也就不高。他们越是渲染卢生、淳于棼的飞黄腾达和身受排挤，也就愈发加强了作品所宣扬的“人生如梦”的主题。然而这两篇作品都能融合寓言与志怪的表现手法，具有讽刺文学的某些特色，在艺术上是有价值的。《南柯太守传》穿插颇多而结构严整，情节丰富而脉络清晰。结尾尤为成功。鲁迅说：“篇末命仆发穴，以究根源，乃见蚁聚，悉符前梦，则假实证幻，余韵悠然，虽未尽于物情，已非《枕中》之所及矣。”（《中国小说史略》）李公佐还有一篇《古岳渎经》，写楚州刺史李汤于龟山水中见一怪物而不识，后作者泛洞庭、登包山、入灵洞，得《古岳渎经》第8卷，乃知其物为淮涡水神无支祁，禹治水至桐柏山，加以降伏，镇锁龟山足下，使淮水安流。这个神话反映人民战胜了水灾，创造了一个“神变奋迅”的神猿形象，它和《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是不无关系的。
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如《任氏传》、《柳毅传》、《霍小玉传》、《李娃传》、《莺莺传》等，在唐传奇中成就最高。它们大都歌颂坚贞不渝的爱情，谴责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对妇女的迫害；并且经常运用写实手法来刻画人物性格和环境气氛，创造了一系列优美的妇女形象。这些作品从男女双方的自身条件出发，以“郎才女貌”为理想的爱情标准，比之当时要求“门当户对”的婚姻，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作品所虚构的美满结局，也反映了人们争取幸福婚姻的善良愿望。然而有的作者把高科及第当作解决矛盾的出路，则表现了他们庸俗的封建思想。
《任氏传》和《柳毅传》都是具有神怪色彩的爱情小说，而充满人间社会的清新气息，是对六朝志怪传统的大革新。沈既济的《任氏传》写富公子韦崟的贫友郑生与狐女任氏相爱，韦崟惊羡任氏的美艳，欲施强暴，为任氏以大义所折服。任氏又为郑生划策，谋取厚利。后郑生远出就职，任氏预知此行不吉，拟不从行，为郑生强邀而去，途中果为猎犬所害。整个故事缠绵悱恻，委婉动听，既有现实生活基础，又富于浪漫主义精神。作品塑造了一个动人的狐女形象。她纤丽多情，聪明勇敢，因为对郑生无比忠贞，才能以一弱女子抗拒韦崟的无礼，揭发他“忍以有余之心，而夺人之不足”的不义行为。然而作者让她用诱窃美女的办法来报答韦崟的恩义，未免有损这一形象的完美。作品写郑生两次遇见任氏和任氏抗拒韦崟强暴的情景，有许多精彩生动的细节描绘。任氏的形象实际是概括了教坊中妇女的性格特征。作者写她能够“遇暴不失节，狥人以至死”，表明他是看到这些市井人物性格健康的一面。
李朝威，陇西人，生平不详。他的《柳毅传》写落第书生柳毅途经径河，遇见洞庭龙女牧羊荒郊。龙女自述在径河夫家备受虐待，要求柳毅传书至洞庭。柳毅慨然允诺，入洞庭龙宫。洞庭君弟钱塘君闻讯大怒，凌空而去，诛杀径河道龙，救出龙女。后经许多曲折，龙女终于和柳毅结成美满婚姻。作品中的龙女是反抗夫权压迫、追求幸福爱情的妇女形象。父母包办的婚姻给了她无限的痛苦和折磨。但是经过她的坚决反抗，终于和柳毅结成夫妻。柳毅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书生。他的传书，纯系激于义愤，没有个人企图，因此当钱塘君酒后逼婚时，他竟毅然拒绝。他后来爱上龙女，也不单是爱色，而是感于龙女的深情。作者对火龙钱塘君的描绘，有声有色，在他出场前，就借洞庭君之口加以渲染；并通过洞庭君的软弱谨慎，陪衬出他那烈火般的刚强性格。他的对答简短干脆，与个性完全切合，所以着墨不多而形象鲜明。总之，《柳毅传》的人物描写相当成功，全篇荡漾着诗意的想象，浪漫色彩非常浓厚，情节也离奇曲折，富有戏剧性。它比较典型地运用了通过幻想反映现实的表现方法。《全唐文》编者以为“猥琐”而并删《柳毅》与《霍小玉》二传，则恰好说明了它们反封建的鲜明倾向和细节描绘的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