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郭路生也仍有诗作发表，如《疯狗》、《热爱生命》、《人生舞台》等。出版有诗集《相信未来》（1988）、诗合集《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1993）和《诗探索金库·食指卷》（1998）。他用得最多的诗体是四行一段的“半格律体”，但他具有强烈的叛逆精神，敢于表达真实的情感和体验。因此，这些诗在当时同样处于困惑的青年中引起震动，也对后来的青年诗作者产生过重要影响。
《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写“知青”离开北京“上山下乡”，火车开动的那种“强烈晃动”的心理反应。《相信未来》中，对“未来”的理想主义的确信，是出于对现实生活的悲剧性质的批判。郭路生的这些诗，当时以手抄方式流传。它们在刊物上刊出，是在“文革”结束之后。
1969年以后，一批北京的中学生，先后到河北安新县境内的白洋淀地区（或毗邻地区）“插队”，他们中有根子（岳重）、多多（栗士征）、芒克（姜世伟）、林莽（张建中）、宋海泉、方含（孙康）等。
另外，还有一些北京、山西等地的青年，与他们关系密切，互相交流看法和诗艺，如北岛（赵振开）、江河（于友泽）、严力、郑义、甘铁生、陈凯歌等。这些“知青”原来大多就读北京有名的中学，出身于知识分子或“高级干部”家庭，有比较广阔的阅读范围。“文革”中，广泛涉猎当时属于“禁书”的中外文学、政治、哲学等方面书籍。他们的写作，不可能获得认可，也没有公开发表的可能，甚至会带来风险。他们这一时期的诗作，有对于现实生活的批判的主题，也写下他们生命的受挫过程，表达自身对于时代的迷茫和痛苦的体验。
在艺术方法和表现形式上，借鉴了中国现代诗歌和外国诗中的优秀元素。诗中描述的情景，许多来自他们读到的诗、小说，而与作者当时生活环境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由于心理上和在实际生活上的普遍被放逐的感觉，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抒情方式上更倾向于俄国诗人（如普希金、叶赛宁、茨维塔耶娃等）。白洋淀诗群（以及存在于别的地区的诗歌写作圈子）的诗有特定的“发表”和传播方式。他们的作品主要靠小圈子传看、传抄的阅读方式传播。
白洋淀诗群的主要作者有芒克、多多、根子等。芒克1969年16岁时，与多多“同乘一辆马车来到白洋淀”，并在这里生活到1976年初。他的代表作有：1973年前后写的《天空》、《秋天》、《十月的献诗》；1989年出版有《芒克诗选》。
他的诗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然，一方面表现为诗人与大自然的接近，或对自然的融入；另一方面表现为诗质的“直接性”。如“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肉感的，野性的”，体现了一种自然风格。
诗人根子也是1969年赴白洋淀“插队”的。他在1971~1972年间，写有《三月与末日》、《白洋淀》、《橘红色的雾》、《深渊上的桥》等八首长诗。目前见到的只有《三月与末日》和《白洋淀》的残篇。
白洋淀诗群的另一重要诗人是多多。多多说他是在岳重的诗的“刺激”下开始写作的。他白洋淀时期的作品尚存40余首。比起芒克等人来，他的抒情有着较多的“现代”意味，带有一种对世界、自我的审察和思考的倾向；在1988年，他获得今天文学社的“首届今天诗歌奖”，他出版的诗集有《里程》、《行礼：诗38首》。
“文革”期间的“知青”诗歌，尤其是“白洋淀诗群”的创作，所采用的艺术手法和表现的诗歌主题，有的在“朦胧诗”中得到发展，而有的则并未得到有力的承续。由于这些作品大都处于秘密状态，造成的影响非常有限。真正在文革时期掀起波澜的诗歌则要算有划时代意义的“天安门诗歌”了。
“天安门诗歌”
1976年1月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了。噩耗传来，举国上下，万分悲恸。然而当时身居高位的王、张、江、姚“四人帮”却欣喜若狂，他们不择手段地压制和阻挠人们的悼念活动，并且肆无忌惮地散布流言蜚语，继续陷害周恩来同志，而在这些罪恶活动的背后，他们加快了篡夺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面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3月底，南京首先出现了反对“四人帮”、保卫周恩来的大幅标语。接着，郑州、福州、西安、太原等地，也开始以各种方式公开悼念周恩来同志。4月5日前后，北京数百万群众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用泪水、黑纱、白花、诗词、挽联、花圈、誓言、讲演、血书……表达对人民的好总理的刻骨铭心的哀思，怒斥和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那几天，天安门广场变成了庄严肃穆的奠堂和营垒分明的战场，久蓄在人们心中的爱与恨，像火山熔岩一样迸发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四人帮”为了挽救自己的厄运，运用国家机器对这次运动进行了镇压。作为“四五”运动的重要表现形式，诗歌是人们的主要战斗武器。在“四五”的那些日子里，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张贴了成千上万首诗词。这些诗词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普普通通的工人、学生、农民、战士、干部……他们以不可遏止的激情，在自己诗词中表达了对周恩来的深沉的爱和对“四人帮”的无比的恨。当时有一首诗歌是这样赞美这些诗词的：
纪念碑前洒诗花，诗刊不登报不发。
莫道谣文篇篇载，此是人民心底花。
（《神州正演捉鳖兵》之十）
正因为如此，它们在亿万群众中就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诵者声泪俱下，听者热泪盈眶，读者奔走相告，抄者废寝忘食。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文学现象。
列宁曾经这样赞誉过《国际歌》：“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在“四五”运动中，“天安门诗歌”就具有这样的作用。来自各行各业以及各地的数百万人，素不相识，也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然而战斗的旗帜却那样的鲜明，意志却那样坚强，步调却那样一致，其奥秘就在于“天安门诗歌”中所表现的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精神，深深地拨动着人们的心弦，把人们从思想感情上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对周恩来同志的热爱和对“四人帮”的痛恨，是“天安门诗歌”的主旋律。
“丙辰清明，泪雨悲风。英雄碑前，万众云涌。百花滴血，祭文高诵。怀念总理，天地情恸。”一篇题为《告慰英灵》的四言铭文，对1976年清明节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痛悼周恩来同志的动人情景，作了这样感人至深的描写。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不仅因“马列才略屈指数，治国安邦第一臣”的丰功伟绩受到举世崇敬，而且以“总理一生为国酬，两袖清风无所有”的高尚品德赢得万众爱戴。对这位千古伟人，人民将他比作明月、巨星、大鹏、春风、泰山、青松、栋梁、长虹……表达了无与伦比的敬爱之情。这种敬爱之情，在诗中凝结成了对伟人逝世的巨大悲痛：
天惊一声雷，地倾绝其维。
顿时九州寂，无语皆泪水。
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
听时不敢信，信时心已碎！
还有如：
一身存殁系安危，星陨中天动地悲。
民泣国伤今夜里，山呼海啸唤君回。
（《山呼海啸唤君回》九首之一）
周恩来同志是在国家危难之时辞世的，人民虽然感于前途的变幻莫测而心情格外沉重，但是“天安门诗歌”中并不都是泪，它悲中有愤，有力地道出了人民此时此刻的坚定信念：“挥泪继承总理志，甘洒热血祭英魂。”“总理有知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不尽长江东流水，誓将遗愿得实现。”这是“天安门诗歌”作为悼诗在思想内容上的一个鲜明的特点。
对于“四人帮”，人们则把他们比作蝇蛆、瘟鸡、鼠辈、蟑螂、蜂蝎、毒蛇、妖魔、吕后、慈禧、白骨精等。一首七言诗这样写道；
总理逝世留英名，竟有蝇蛆贬丰功。
排他抬己阴风起，吕后鬼魂逞淫凶。
妖魔啮人喷迷雾，瘟鸡焉敢撼大鹏。
奋起马列千钧棒，痛打白骨变色龙。
（《八亿心红眼自明》十四首之八）
另有一些诗句表现了人们战斗意志：
红心已为山河碎，奸党无端生是非。
中华逢此悲愤事，自有后人斩妖贼。
（《今日举剑斩魔妖》十六首之三）
烈士碑前人如潮，缕缕哀思化怒涛。
东风吹向天地外，荡尽人间群魔妖。
（《今日举剑斩魔妖》十六首之十一）
“天安门诗歌”的另一个异常严峻的主题，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和责任的人民，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持。其代表作是一首自由体诗《要真正的马列主义》：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我们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
在“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握有重权的年代，能够喊出这样强有力的声音，该是何等的胆识！像乌云密布的夜空响过一声惊雷，这首诗震撼着人民的心田，庄严地预示着一个新时期的来临：饱尝十年屈辱和痛苦的中国人民誓将夺回自己地位和权力，扫除一切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妖雾，恢复马列主义的本来面目，在中国实行科学的社会主义。
无疑，通往新时期的道路还充满着艰难险阻，但是，“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我们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这个响亮的回答，表现了中国人民素有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天安门诗歌”中既化为了悲愤的誓言，又凝成了革命的呐喊：
亲爱的同志，
亲爱的战友；
不要过于悲痛，
抬起你那不屈的头；
不要说前面是浩瀚的沙漠，
要知道在浩瀚的沙漠里也有绿洲。
通往那里的路只有一条，
除了战斗，还是战斗。
（《除了战斗，还是战斗》）
正是这种悲愤的誓言和革命的呐喊，使“四五”运动成为中国人民的又一次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的开端。
排除“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是“天安门诗歌”的又一个主题。1975年初，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四届人大的报告中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纲领。这个纲领为中国人民规划了美好的前景。然而“四人帮”却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把“四个现代化”看作是“修正主义”的同义语。人民从自己走过的道路中已经认识到，要不要“四个现代化”，就是要不要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一首词这样写道：
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春夏秋冬四季时，天地长相忆。四个现代化，“两步”走到底。遗愿化为宏图日，国祭告总理。
（《卜算子》二十二首之九）
另一首《献给周总理的歌》还满怀豪情地预言：
试看明日世界，
“风展红旗如画”。
到了公元二千年，
如果我们还活着的话，
我们将用双手
捧起祖国的河水，
我们将用双手
捧起祖国的泥沙，
我们将高声呼唤着你，
——向着过去，
向着未来，
向着海角天涯：
敬爱的总理，
请看看吧：
我们已经实现了
您代表党中央
提出的宏伟规划。
敬爱的总理，
请看看吧：
我们这繁荣强大的
社会主义国家。
“天安门诗歌”的作者大都不是专业诗人，有的从未涉猎过诗歌创作这个领域，甚至当时也不曾意识到自己是在写诗。然而，“愤怒出诗人”，他们完全是出于战斗的要求拿起笔来的。在他们的笔下，语言的锤炼和格律的安排，尽管还远不是无可挑剔的，但是谁也不能否认，那些饱含着人民的血和泪、爱和愤的沉吟与呐喊，确实汇成了人间的伟大诗篇。这些诗篇具有自己鲜明的艺术特点：
人民的总理人民爱，
人民的总理爱人民。
总理和人民同甘苦，
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总理和人民》）
完全以口语入诗，可以说这首诗是个典型。它没有半句雕饰，通篇都是朴实的白描。然而真理本身就是最朴实的，朴实的东西也最有力量。在“天安门诗歌”中，像这样朴素真挚的诗不少，如“总理形象真伟大，人民信仰敌人怕。为何生怕死更怕？只因人民力量大。”“书店没卖您的作品，出版社没印您的诗文，您雄伟战斗的一生，就是一部读不完看不尽的宝贵经典。”等等。人们读这些诗，主要不是作美学欣赏和诗味的品尝，而是在倾听着自己的心说话。就作者和读者如此声息相通来说，“天安门诗歌”是独一无二的。
“天安门诗歌”多为悼诗。悼诗一向以悲感人；然而人们哀念周恩来的诗则悲中有愤。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诗的感情。一首诗这样写道：
今年清明不一般，人人心中都了然。
含泪凝视总理像，更恨妖魔掀狂澜。
小小爬虫不自量，报纸上面做文章。
自吹自擂不要脸，实际是个野心狼！
（《八亿心红眼自明》十四首之三）
这里的爱与恨绝非出自个人的恩怨，而完全基于一种义愤，因此有着巨大的感人的力量。
在那种特殊的政治气氛下，人们采用比拟的手法表达自己的感情，从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坚韧的斗争性格。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扬眉剑出鞘》六首之一）
神州自古多义士，岂容王莽再篡权。
莫道人民见识浅，花开花落看来年。
（《神州正演捉鳖兵》十六首之十二）
作为一种战斗艺术，“天安门诗歌”还巧妙地运用了以谐音达到隐喻目的这一传统民谣、儿歌中常用的表现手法，使之在诙谐与幽默之中透露着机智与锋利，有效地表现了主题。如一首题为《向总理请示》的诗这样写道：
黄浦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
眼看要垮掉；
请指示，
是拆还是烧？
这首诗把“四人帮”几个头目的姓连缀在一起，构成一个人人都能心领神会的丑恶形象，并在揶揄嘲讽中写出严肃的战斗内容，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斗争才能。此外，还有一些“藏头诗”，通过诗句头一个字的巧妙安排，连读起来便构成了诸如“江青靠边”、“迟群早晚得完”等战斗口号。无疑也是作者智慧的表现。
“天安门诗歌”虽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但是，它却为我国文化运动，尤其是诗歌创作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首先，它所以能拨动亿万人民的心弦，根本原因在于它道出了人民的心声。这种属于人民的诗歌，一扫文艺创作十年虚假的恶习，恢复了说真话的现实主义传统。它告诉我们：诗歌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同我们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不相干，一味“歌功颂德”，堆砌“豪言壮语”，是不会有生命力的。其次，它在诗体上是百花齐放的，有诗有词有曲，诗中又有格律诗、自由诗、散文诗。这些诗体形式都很好地表现了它的革命内容。这一点不仅对“四人帮”禁锢文艺创作的那些清规戒律是个彻底的否定，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认识长期以来在诗歌民族形式的探索上所存在的那种独尊一帜、排斥其他的极端作法，也是不适宜的。总之，“天安门诗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为即将到来的新时期的文艺解放开了先河。
样板戏
“文革”期间，“经典”文学作品被大规模颠覆批判，于是，这一时期出现了“样板”这一特定的时代名词。“搞出好的样板”，被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