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电影文学来说，“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十年之久仅仅拍摄了不到30部故事片。主观臆造、歪曲生活、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非常严重。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创作上，也表现在改编上。《第二个春天》、《艳阳天》、《激战无名川》、《火红的年代》都是根据同名的话剧或小说改编的。这些改编的电影文学作品，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把原作中好的东西给改掉了，使之失去了描写生活的真实性与深刻性。
比较好的电影文学作品有《创业》（集体创作，张天民执笔）、《海霞》（黎汝清原着，谢铁骊改编）和《闪闪的红星》（李心田原着，集体改编，王愿坚、陆柱国执笔）。《创业》以激情澎湃的艺术描写，塑造了石油工人和他们的领导干部的生动感人的英雄形象，歌颂了我国石油战线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海霞》反映的是沿海前线女民兵的成长道路，展现了其保家卫国的战斗英姿。这两部作品搬上银幕以后，受到观众的欢迎，但由于它们的拍摄和上映都得到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在艺术上又触犯了“四人帮”的一些禁忌，因而遭到疯狂的围剿。《闪闪的红星》真实感人地描写了红军时代一个少年儿童的生活命运和成长道路。此外，反映解放战争时期粮食战线斗争的《难忘的战斗》，也是一部基本上没受“四人帮”创作“理论”影响的较好影片。
电影《创业》，以大庆石油会战为题材，真实而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引下，以无比的革命英雄气概进行艰苦创业的生活画面。剧本以昂扬的基调，浓重的色彩，豪放的笔触，强烈的节奏，热情地歌颂了中国人民在严峻的考验中迸发出来的发愤图强的时代精神。
剧本的作者张天民，河北省涿县人。他解放初开始创作，1954年后一直任电影编剧，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有《鸿雁》、《路考》等。
《创业》的突出成就，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周挺杉和华程这两个英雄形象。
周挺杉是作者遵循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所塑造的铁人式的石油工人的英雄形象。为了揭示英雄性格形成的思想基础，作品横跨新旧两个时代，描绘他从自发反抗到自觉战斗的成长过程。解放前，周挺杉是国民党油矿里的奴隶，残酷的阶级压迫使他心头燃烧着复仇的怒火；解放后，周挺杉做了主人，强烈幸福感使他焕发出建设祖国的热情。
周挺杉带有“火辣辣”的思想性格。迎接解放时，周挺杉面对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诅咒，他奋起反击；60年代初，在我国经济建设面临困难时，他豪迈地说：“一个国家要有民气，一个队伍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志气！”周挺杉的性格，既有雷厉风行的一面，也有深沉、细密的一面。他对秦发愤忍着伤痛跪在钢板上擦机器的行动，看在眼里，热在心头；在给养短缺的困难时刻，他自己吃土豆，把一个个窝头暗中放进战友的饭盒；夜深人静，他挑灯给战友缝补衣衫……这些细腻的描写表现了他对同志的关怀、爱护，使周挺杉这个人物形象显得更加饱满。
作者塑造周挺杉的形象，既从大处落笔，通过惊心动魄的场面描写展示他的英雄行为和优秀品质；又从小处着墨，通过典型细节表现他的英雄性格和心理。比如，用蹾碎一个茶杯、“抢”走一本《列宁选集》等动作，以及在情节发展的关键处，多次用“一双愤怒的眼睛”的特写，渲染人物的情绪，揭示人物的心理。这些恰到好处的艺术处理，给读者和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华程是作者塑造的另一个艺术形象。他经历过解放战争的洗礼，在进入新中国的工业建设以后，他把党的优良传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战斗作风，都带到新的工作中来。他既善于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把党的思想化为群众的行动，又具有无产阶级企业家的胆识，雷厉风行地率领群众冲锋陷阵。华程代表了战斗在工业战线上的党的工作者，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大公无私，对群众平易近人。
华程这个成功的艺术形象的出现，从政治上看，当时正是“四人帮”炮制“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谬说甚嚣尘上之时，《创业》却敢于通过华程的形象讴歌革命的老干部，实在是大快人心。从艺术上看，作者没有按照当时风靡文坛的“三突出”模式去处理华程和周挺杉的关系。在剧中，华程不是周挺杉的陪衬，而是引路人——一位良师益友。《创业》的这种艺术构思，对“四人帮”的“三突出”无疑是一个反叛。
《创业》的精彩的场面描写，增加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与叛徒冯超的较量，是贯串全剧的主要矛盾冲突。剧本着重描写了四场。“裕明别墅”预言着胜利的序幕，它和“我们这里是一片光明”的尾声相照应，有力地烘托了剧本的主题。“牛棚会议”、“库房会议”和“党委扩大会议”这些会议场面，处理得不沉闷、不呆滞。特别是“库房会议”一场戏，作者运用对比反衬的手法，通过比较敌我双方不同的动作表现，构成情节的大起大落，显得很有戏剧性。
由于时代和作者认识的局限，剧本还存在着不甚合理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真实性。此外个别细节描写也欠妥当，如数九隆冬之季，让工人在篝火旁夜读“两论”。
《闪闪红星》是王愿坚、陆柱国根据李心田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作者以昂扬激越的格调，着力塑造了少年英雄潘冬子的形象。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潘冬子的父亲随红军远征，母亲壮烈牺牲，在革命长辈的爱抚下，他在艰苦的游击战争中受到磨炼并茁壮成长。剧本对于“他”的英雄性格的形成作了深刻的揭示：胡汉三打在他身上的鞭痕，白狗子射在父亲身上的子弹，夺去母亲生命的罪恶的火焰，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斩断吊绑他的绳索的红军砍刀，吴大叔细针密线为他缝制的棉衣，人民群众冒着千难万险献给游击队的盐，又让他感受到党的慈爱。正是在这种恨与爱两种感情的交织中，他“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着革命的需要长”，最后英姿勃勃地走入红军的行列。
《闪闪的红星》在塑造潘冬子的形象时，较好地处理了人物之间的关系。作为次要人物的革命长辈，则是教育者。剧本以潘冬子为中心，同时通过对次要人物的描写来突出潘冬子的形象，这样的处理符合生活的本来面貌，使潘冬子既可爱又可信。
浓郁的抒情性是《闪闪的红星》的一个显着的艺术特色。随着剧情的发展，一组组无言的画面构成深远的意境。如：秋高气爽，雄鹰展翅，冬子走上新的征程；湍急的山溪，冬子磨刀霍霍；茂源米店，冬子劈柴铿铿……剧本还以闪闪的红星这个富于象征性的道具作为连缀情节的纽带：从小冬子在解救他的红军战士军帽上看到红星，到父亲临别赠红星、母子长夜盼天明看红星、冬子激流勇进手捧红星走上新征程，再到红星缀在他的军帽上，象征着党的光芒始终照耀着冬子生命的途程。作者对于红星的反复渲染，有力地烘托了剧本的主题。
对于《闪闪的红星》的改编，总的来说是成功的。但是，在塑造英雄人物要“高、大、全”的错误理论影响下，潘冬子形象的塑造明显的带有“成人化”的毛病。如母亲就义时，潘冬子对群众的劝阻。特别是在戏剧高潮中，为了表现英雄性格的形成，轻而易举地让冬子劈死胡汉三。这样的描写显得过于理想化不真实。
湘剧高腔《园丁之歌》由长沙市湘剧团改编。全剧围绕着怎样对待不愿学习文化课的学生陶利，在两个小学教师俞英和方觉之间展开戏剧冲突，赞颂了人民教师光荣的劳动。
这出戏产生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很有现实针对性。首先，它响亮地提出了“没文化怎能把革命的重担来承担”这个尖锐的问题。当时“四人帮”正大肆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不要有文化的精神贵族”的观点。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谁提倡智育，谁就被扣上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帽子，致使我国教育事业遭到灾难性的大破坏。《园丁之歌》通过俞英之口说出了智育对培养青年一代的重要意义，无疑是对“四人帮”否定文化、否定智育的罪恶行径的有力批判。
其次，它挣脱了“四人帮”强加到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的精神枷锁。在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的年代，知识分子在文学作品里多是反面形象，较好一点的待遇也不过是“再教育”的对象。而《园丁之歌》不仅让知识分子作为正面主人公，而且把人民教师赞誉为培育祖国下一代的辛勤“园丁”。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作品敢于坚持真理，不随波逐流，实在难能可贵。
《园丁之歌》的艺术构思比较精巧。全剧以玩具火车为引线展开矛盾冲突和揭示人物精神面貌：陶利拆掉算盘把珠子拿来作火车车轮，方觉用没收玩具火车的办法教育陶利，俞英则能以玩具火车为契机，因势利导，帮助陶利正确认识和处理理想与文化知识的关系。这种精巧的构思给剧本带来了情节紧凑、思想明快的特点。此外，方觉拽掉陶利的纽扣，俞英又给他缝上等细节描写，形象地表现了两种教育方法产生的不同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