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揭露“文革”的历史创伤的小说大量涌现，如：《神圣的使命》（王亚平），《高洁的青松》（王宗汉），《灵魂的搏斗》（吴强），《献身》（陆文夫），《姻缘》（孔捷生），《我应该怎么办》（陈国凯），《记忆》（张弦），《铺花的歧路》（冯骥才），《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重逢》（金河），《枫》（郑义），《一个冬天的童话》（遇罗锦），《生活的路》（竹林），《罗浮山血泪祭》（中杰英），《天云山传奇》（鲁彦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等。
“伤痕文学”最初带有批评性和贬斥的含义。这些作品的感伤的、悲剧性的情感基调，揭露性的取材趋向，在一些批评家看来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等文学倾向在80年代的重演。因此，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围绕《伤痕》等作品，评论界发生了热烈的争论。评价上的分歧集中在作品的意识形态含义和社会功用上，否定者认为，“伤痕”暴露太多，“影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志”。肯定者从“接受”的角度，认为它们可以发挥“使人警醒起来、感奋起来”的社会功能。这一争论被看作是40年代初（延安）和五六十年代有关“歌颂”和“暴露”，有关“写真实”等争论的延续。
继“伤痕文学”又产生了“反思文学”。这两个概念的出现略有先后，各自指称的作品，大体上也可以按时间加以排列。但是，在特征上两者的界限并非十分清晰，有的作品，也很难明确它们的归属。即使那些具有鲜明的类属特征的作品，也并不一律按时间的先后呈现。这些复杂的情况表明，它们只是对这一时期创作的一种大致的描述。一种说法是，“伤痕文学”是“反思文学”的源头，“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
相对于“伤痕小说”，反思小说对问题的提出有明显的变化。小说的主题动机和结构，表现了作家这样的认识：“文革”并非突发事件，其思想动机、行动方式、心理基础，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与民族文化、心理的“封建主义”的积习相关连。对于“文革”的性质，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及“责任”，作家以对现代化国家的热切追求出发，来表达他们的相当一致的思考。
在这方面，同时出现的“改革文学”也有着相同的思想基点。反思文学揭露、思考“文革”对现代化的阻滞和压抑，改革文学则面对“文革”的“伤痕”和“废墟”，呼唤改革。蒋子龙在这个时期，对这一题材特别关注。他1979年发表的短篇《乔厂长上任记》，被看作是“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属于此类的作品，还有《沉重的翅膀》（张洁）、《龙种》（张贤亮）、《花园街五号》（李国文）等。“改革文学”或“改革题材小说”既贴紧现实要求社会进步，又能平衡“文革”、“伤痕”，因而受到指导创作的部门的重视和提倡。
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文学潮流，“伤痕”和“反思”文学在1979年到1981年间达到“高潮”，此后势头减弱。
艺术形态的生成和特征
在80年代，小说文学对“文革”的叙述，一开始表现得有些“杂乱”。大多数作品侧重个人的经验，在思想意识上表现多面性。这种情况，在要求规范思想观念和叙事艺术的文艺界看来是不成熟和危险的。而此时，得到具有强烈启蒙意识的作家的呼应。文学的选择和规范，在80年代表现为更多样的方式。
文学批评自然承担着将文学作品导向正确的思想政治方向的最重要任务。例如，对于电影《苦恋》、小说《飞天》、《在社会的档案里》等的讨论和批判，给批判性主题创作提出所应依循的边界。《爱，是不能忘记的》的讨论，质疑了个人生活、情感表现的价值。
以文学方式反思“文革”，其实在“文革”还未结束时就已开始。60年代末以后的处于“地下”状态的青年诗歌，以及后来的一些手抄本小说等，就写下了作者对“文革”的情感反应，以及他们对“文革”的怀疑和批判，并表达了他们的精神向往。这些指的是郭路生、芒克、多多、根子、北岛等的诗，以及《公开的情书》、《波动》等中篇小说。
那时，反思性的写作并未形成潮流，再加上当时社会的复杂，因而，作者的体验和思考，表现出较明显的多向性。“文革”后“伤痕”、“反思”、“改革”小说的反思性创作，表现了作家不同的思想艺术造诣。但是，多数作品有相近的倾向。其相当一致的看法是，“文革”是历史的倒退，是“野蛮代替文明、迷信代替科学、愚昧代替理性”的蒙昧时代。作家基于启蒙理性的信仰，把当代中国和“文革”的社会矛盾，概括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
这期间，反思“文革”和表现社会改革的“问题小说”，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中颇为发达。对“文革”期的反思，和现实社会问题的性质、根源的深究，是这些作品的创作动机，并成为它们的形态特征。许多小说使用了围绕所提出的问题而展开分析、证明的结构。在叙述方法上，借助人物、或叙述者的议论，来表达对当代社会政治和人生问题的见解。
不过，“新时期”觉醒的作家一方面坚持对问题的披露，一方面尽力避免陷入当时老套的演绎观念。他们以人物生活为中心来联结中国各时期的政治事件，并从人物的命运给予历史反思。这种处理方式，几乎囊括了所有看作反思小说的那些着名作品，如短篇《内奸》（方之），《李顺大造屋》（高晓声），《“漏斗户”主》（高晓声），《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鹃），《月食》（李国文），《小贩世家》（陆文夫），《我是谁》（宗璞），《小镇上的将军》（陈世旭），中篇小说《布礼》（王蒙），《蝴蝶》（王蒙），《人到中年》（谌容），《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河的子孙》（张贤亮），《洗礼》（韦君宜），《美食家》（陆文夫），长篇《芙蓉镇》（古华）等。
小说的主人公通常在一种沉郁的氛围中出现，他坎坷的人生与社会政治的重要事件相连，其坎坷曲折的命运往往令人感叹。通过这样的描写和框架结构来体现出反思小说的艺术价值，从而表现出作家独到的感性体验和对历史的思考深度。
历史创伤小说
“历史记忆”的主要书写者，是在50年代受到打击、有过20余年苦难生活经历的一批作家，如王蒙、张贤亮、刘心武、陆文夫、高晓声等。这些作家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社会急剧转折时期确立他们的政治信仰、文学立场的。他们接受了“阶级论”和“集体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也接受了文学对于政治的“服务”的文学观。不过，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仍在他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痕，有时会成为他们思想情感中的主导因素。由此他们“复出”之后，20余年的创伤记忆，很自然地成为小说取材的中心。在有些作家那里，甚至成为难以逾越的取材区域。
王蒙在八九十年代特别多产。除小说创作外，还发表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创作谈，批评文章，以及一些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论文。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伤痕”、“反思”小说时期，王蒙的涉及“文革”的作品，很快就离开那种揭露、控诉的题材和情感方式，也离开当时普遍采用的历史事件的结构框架。作品更多表现对出人的心灵现实的关注，和对历史理念、逻辑所作的哲理思辨。这些作品的基本主题，是个体与他所献身的“理想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小说的主人公一开始都具有独特年代所赋予的理想化信念，并热情参与对“新世界”的创造。但“理想社会”不仅没能有力实践这一信念，反而使献身者受到伤害和陷入精神上的迷误。在探索这一历史现象时，他的小说表现出一种“辩证”观点。他不把历史的责任归于某一或某几个人，也不想以某种僵硬的伦理观来裁决人事。他竭力从混乱中寻到秩序建立的可能，从负有责任者那里发现可以谅解之处，也会在被冤屈、受损害者中发掘其弱点，和需要反省的“劣根性”。在一些作品里，历史和个人曲折命运会被归结为某一浮浅的政治命题，但在同一作品或另外的作品中，又有深沉的人生感悟浮现，并接触到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些基本主题。对于历史和自身的反省态度，使他的小说避免了普遍性的感伤，种种的矛盾和复杂性，是他的小说的内涵，也同时存在一种对历史和精神含糊不清的态度；而“辩证”观点与精神上的暧昧关系，也常常令人分辨不清。《活动变人形》是具有执着反省精神的长篇。它写倪吾诚的人生的失败，试图在东西文化冲突中，表现知识分子身心的困窘处境。作者曾说，这部小说他写得十分痛苦。这种痛苦可能不只是来源于认识到的文化矛盾，更可能与作者设身处地的切肤之痛有关，作品流露出深刻的精神上的失望。在这部长篇中，“封建文比”的残酷、野蛮由一组女性体现。缺乏谅解的深层的记忆，使这些女性的“恶魔”性格，被毫不留情地刻画出来。
王蒙在小说艺术上，作了多样的探索。80年代初的《布礼》、《蝴蝶》、《春之声》、《夜的眼》，采用了“意识流”方法，以主要人物的意识流动来组织情节、架构作品。这引起了读者的惊喜，并引发了有关“意识流”问题的争论。在《名医梁有志传》、《来劲》、《球星奇遇记》和《坚硬的稀粥》等作品中，运用的是戏谑、夸张的寓言风格。这时，他似乎有意离开了“写实”的路子，放弃了典型情节的构思和人物性格的刻画，而更关注于心理、情绪、意识、印象的分析和联想式的叙述。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流动的叙述方式：词语的组合变化，连续展开的句式，夸张、机智、幽默的充分运用，等等。当然，当叙述者有时过分迷醉于在叙述中体现的智力优越感时，也会走到缺乏控制的“滥情”中去。
张贤亮1979年后写作的小说，有一部分表现了8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如长篇《男人的风格》，中篇《龙种》、《河的子孙》，另一部分则以自身近20年“苦难生活”的经历为素材写成的《土牢情话》、《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长篇《习惯死亡》，和出版于90年代的另一部长篇《我的菩提树》（又名《烦恼就是智慧》等。后一部分作品更为评论界所注意，被看作是他的代表性作品。他这些小说，曾在不同时间，在不同的问题上，引起激烈争议。这些争论，涉及《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长篇《早安，朋友》。这使张贤亮在80年代有了很高的知名度。
在他的自叙性小说中，一再出现的主要人物，是被流放、劳改的右派，一个被社会所遗弃的“读书人”。人物在西北贫瘠的荒漠地区经受的饥饿、性的饥渴和精神的困顿细致地展示了知识分子的受难情景和心理矛盾。这里，还为人物提供了肉体和精神的救赎者——泼辣、能干而又痴情的女性。这些女性坚韧的生命力和灵魂的美，抚慰了主人公濒于崩溃的精神，成为他超越苦难的力量。因此，这些小说往往会编织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这些小说对主人公的刻画，无意中显现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潜在意识中那种凭借知识以求闻达的根深蒂固的欲望。这使得有的小说的情节和意识，暗合了中国古典戏曲、小说的“落难公子”的模式。在长篇《习惯死亡》中，“读书人”的苦难经历已成为他无法摆脱的梦魇。写于1993年的长篇《我的菩提树》，通过日记和对日记的注释，纪实地展示劳改生活的可怕内幕。在80年代以来的创作生涯中，那段苦难生活记忆，成为作者再也无法走出的题材的“牢笼”。
高晓声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家。“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1984年成为高晓声小说创作的旺盛时期，每一年都有一本小说集出版。此后，作品渐少。在80年代初，高晓声小说以表现当代农民的命运着称，《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等，是当时较有影响的作品。人物的生活道路与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事件、政策的关联，是作品的基本结构。在这些作品中，引人注目的是对农民文化矛盾心理的揭示。在历史变迁时期，作为一个“文化群体”的农民的行为、心理和思维方式的特征：他们的勤劳、坚韧中同时存在着逆来顺受和隐忍的惰性，以及对于执政党和“新社会”的热爱所蕴含的麻木、愚昧的顺从等等。在探索当代农民悲剧命运的根源上，作品提出了农民自身责任的问题。高晓声的另一类短篇，如《钱包》、《鱼钩》、《绳子》、《飞磨》等，以简单、富于民间色彩的故事，来寓意某种生活哲理。高晓声小说的语言平实质朴，叙述从容、清晰，善于在叙述中提炼有表现力的细节，来刻画人物的心理特征。他的幽默，常以不经意的叙述方式传达出来，对农民的嘲讽中包含着浓郁的温情，有一种将心比心的谅解。
刘心武因在1977年以后发表《班主任》、《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等短篇，提出“文革”在青少年心灵上留下的“后遗症”问题，而声名大噪。《班主任》和《伤痕》，通常被看作是“新时期文学”开端的标志。
在80年代，刘心武以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人道主义的立场，来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状况和处境。80年代后期，以“纪实小说”的形式，发表的《5·19长镜头》、《王府井万花筒》、《公共汽车咏叹调》，写了北京市民的生活和文化状态。80年代的创作，都明确地在作品中提出一个社会问题，并呼吁一种社会解决方式。刘心武用宽广的视角描述了具有特定的风情、习俗、世态的北京市民社会的图景，这些都体现在《如意》、《立体交叉桥》，和长篇《钟鼓楼》、《四牌楼》、《风过耳》中。因此，这些小说，被称为“京味都市小说”。进入90年代，刘心武提出“大众文学精致化，精致文学大众化”的构想，为了沟通两者，写出了通俗小说《一窗灯火》。同时，他在文化讨论中所表达的观点和他的写作实践本身，显示了一部分80年代作家的市民化趋向。不过，正如作家自己所表述的，这种“市民化”有一定的限度。这里反映了作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对自身位置的某种“设计”：即以主流身份去表现和引领大众，以大众的心态阐释和认同转型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