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文革”记忆的作家，尚有从维熙、李国文、张弦等。李国文在“文革”后的主要作品有短篇《月食》，短篇系列《危楼记事》，长篇《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等。从维熙“文革”后的小说引起注意，很大程度上来源对监狱和劳改队的状况的题材的选取。从维熙的这一期间的大部分作品，都与受难的知识分子坎坷的生活道路有关。它们是《大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孔》、《燃烧的记忆》、《泥泞》、《遗落在海滩上的脚印》、《远去的白帆》、《雪落黄河静无声》、《断桥》、《风泪眼》等。其中有些小说，故事就发生在劳改队和监狱大墙里面，再加上《大墙下的红玉兰》这样的题目，因此，有人称这类小说为“大墙内”小说，或“大墙文学”。从取材上说，读者容易联系起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古拉格群岛》等小说。但它们在视角、思想立场和审美意向上，却大有不同。从维熙继续了中国传统戏曲、小说的历史观，即把历史运动，看作是善恶、忠奸的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较量的过程。从而决定了从维熙的小说形态：人物被处理为某种道德的化身，着力刻画的“正面人物”；复杂的生活现象，被条理、清晰地化为两种对立的道德之间的冲突，并以此构造小说的情节。比较而言，在涉及知识分子的苦难历史这一主题上，他的纪实性回忆录《走向混沌》则更应得到重视。作品以作家自己在1957年及以后几年的遭遇为主线，内容多涉及当时北京文坛的状况，而环境和人物的处理不再被抽象化、理念化，对“受难”知识分子自身也有了反思，由此提供了对当时情景的较为可信的陈述。
知青小说
在80年代，“知青文学”或“知青小说”是对一种文学现象的描述。当时的评论界较普遍的说法是，第一，作者曾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第二，作品的内容，主要有关知青在“文革”中的遭遇，但也包括知青在后来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情感，如他们返城以后的情况。与“伤痕文学”等一样，“知青文学”专指某一类别的创作。“知青文学”在“文革”期间已经存在，但直到80年代才被提出，这就说明了它作为一种文学潮流出现的时间。另外，这里并不特别强调“知青作家”的提法，是因为许多“知青”出身的作者，后来的写作变化很大，难以一概而述。但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的潮流，“知青文学”却无可置疑地存在过。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写作知青题材小说的作家有孔捷生、郑义、叶辛、张承志、梁晓声、张抗抗、柯云路、李锐、肖复兴、史铁生、张炜、韩少功、竹林等。
与50年代遭受挫折的“复出”作家的作品相似，知青文学也常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所不同的是，50年代反右派运动的受难者，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公众心目和自我意识中，他们被当作“文化英雄”看待。而“知青”这一代人在“文革”中的生活意义，不论是自我评价，还是社会评价，都是可疑和模糊不清的。这样的不同点就构成了推动知青那种持续不断为一代人的青春立言的动力。比起“复出”作家来，通过个人命运以探究历史，对历史事件做出评判的创作动机，在知青作家的思想里要较为淡薄，而对寻找“这一代人”失落了的青春和理想则更为他们所关心。另外，他们和50年代初的复出作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多的是自我体察，少的是社会灌输。这样，知青小说创作在小说形态上和内在情绪上，有别于“复出”作家的创作。他们的作品中，有较多的惶惑，有较多的产生于寻求中的不安和焦虑。
由于“文革”后知青的历史位置与现实处境的含糊不清，因而，知青的那段生活，便成为他们为确定现实位置而不断挖掘、重新审察的对象。这种记忆的挖掘的方式和价值取向，既与时间有关，又和作家个人经历的独特性相连。因此，知青小说对于历史的叙述，一开始就表现出体验和阐释的多向性。早期的知青小说，更着重于对“文革”悲剧的感伤的揭露和控诉：他们的青春、信念的被埋葬，心灵的受扭曲。在卢新华的《伤痕》，陈建功的《萱草的眼泪》，郑义的《枫》，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竹林的《生活的路》，老鬼的《血色黄昏》等作品中，有对生活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和真诚信仰被愚弄的愤怒，和回首往事的悔恨和悲哀。随后的一部分创作，则在视点、情感处理和叙述方法上出现了变化。这一变化，与“知青运动”事实上已结束有关，也与大批知青返城后的处境有关。城市对于这些人的态度是复杂的，但无论如何，它绝不是原先所企望的理想的“天堂”。城市既提供了开拓新生活道路的可能，也有事先没有料到的推拒，还有上学、就业、住房、婚姻、人际关系等的困扰。即使具体生活问题得到解决，已破碎的生活信念、价值观，也不一定能得到修复或重新被确立。在新的环境下，过去的生活将会在记忆中重现。
在表现新的生活矛盾与精神困惑上，写于1981年的短篇《本次列车终点》（王安忆）和中篇《南方的岸》（孔捷生），是“知青文学”表现这种转移的最早作品。这两篇小说的题目都具有双重寓意：“终点”与“岸”，都意味着到达和寻得归宿，意味着漂泊的结束；但是，小说中所表达的，则是另一种性质的漂泊无定生活的开始。此后，知青小说在生活评价上开始分裂。或者继续坚持对“文革”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否定，和对生活的荒谬性的冷静批判。或者在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寻找值得珍惜的部分，以维护一代人的尊严。对于知青价值的挖掘，梁晓声的创作是有代表性的。他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雨》、《雪城》等小说中，写到了知青所受的愚弄，但也表达了“我们付出和丧失了许多，可我们得到的，还是比失去的多”的“无悔”宣言。在张承志、史铁生的“知青”题材的写作中，对往昔生活的挖掘，则表现为另一趋向。他们在开始时，已明显离开社会政治视角，而着意挖掘民间的人物性格，并作为自我和社会更新的力量。
“文革”初期与后期的知青，在对生活的看法上，也有许多的变化。王安忆曾对比地谈及六九届初中生的情况，说他们并没有形成如“老三届”那样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观。阿城和李晓的小说虽然也写知青生活，但其视角和题旨，已难以用“知青文学”来概括。阿城和李晓由于家庭等方面原因，“文革”中被排除在“运动”之外，成了“旁观者”，有可能看到置身其中者所难以看到或忽略的事态。李晓的短篇从题材的时间“次序”上说，他首先写的是“知青”返城后的情况。《继续操练》、《机关轶事》、《关于行规的闲话》等，写返城后从事各种职业的“知青”，为权、利等欲望所进行的“操练”——钻营、欺诈和不择手段的倾轧。在这之后，他才回过头来，在《屋顶的青草》、《小镇上的罗曼史》和《七十二小时的战争》中，追叙这些权势场上的“弄潮儿”在“文革”中的经历；这似乎包含着对他们现实行为所作的探讨。他用嘲讽、调侃的“喜剧”方式来处理这些“悲剧事态”，作品的内涵蕴藏着浓重的宿命的悲哀。他关心的是发生在这些为生存而挣扎、搏斗的青年人身上的人性扭曲过程及后果。着力于知青生活题材小说创作的作家，还有叶辛和张抗抗。
“知青文学”作为一种潮流，在80年代中期以后已失去实质意义。当然，这场牵涉到千百万人的命运的运动，留在许多人记忆中的不可能很快消失，它对现实的影响仍在继续。况且，这一历史事件所提供给文学的“资源”，也很难说已经被充分挖掘。因此，这段“历史”还会被不断提起。80年代后期，有关的作品有张抗抗的长篇《隐形伴侣》，陆天明的长篇《桑那高地的太阳》，郭小东的长篇《中国知青部落》，邓贤的纪实性长篇《中国知青梦》，陈凯歌的自传性作品《龙血树》，以及90年代知青的回忆录《回首黄土地》、《草原启示录》、《魂系黑土地》、《劫后辉煌——在艰难中崛起的知青、老三届、共和国第三代人》等。不过，在进入90年代以后，知青由对自身的回顾转化为对现实的成功者的怀旧。在这样的潮流中，陈凯歌的《龙血树》具有特殊的意义。作品既从具体情景上，也从意义的象征上，来试图揭示其中的时代历史和个体命运。
“寻根”文学
在80年代中后期，小说创作出现了另外一些潮流，出于对现实社会的不同认识，小说家们在创作题材与艺术表现形式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比较重要的有发生于中期的“文学寻根”和80年代末的“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等。
在1983年~1984年间，以“知青作家”为主的一些中、青年作家，如韩少功、李陀、郑义、阿城、李杭育、郑万隆、李庆西等，围绕文学“寻根”问题，召开过座谈会交换意见。1984年年初，李陀在一篇文章里，第一次使用了“寻根”这一词语，表达了“渴望有一天能够用我已经忘掉了许多的达斡尔语，结结巴巴地和乡亲们谈天，去体现达斡尔文化给我的激动”的意思。
1985年的夏天，“知青作家”便纷纷在报刊上撰文，倡议、宣扬有关文学寻根的主张。韩少功发表了《文学的“根”》作为这次文学运动的“宣言”。他认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该深置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认为我们的责任，“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民族的自我”。其他相关的文章有：郑万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郑义的《跨越文化断裂带》等。他们表述了同一个观点：中国文学应该建立在广泛而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开掘这块古老土地的“文化岩层”，才能与“世界文学”对话。
在理论阐述中，一些体现这一观点的早期文学作品被作为范例列举。汪曾祺发表于80年代的，取材于家乡（江苏高邮地区）市镇旧时风情习俗的短篇《受戒》、《大淖记事》等。贾平凹从1982年起发表的有关陕西商州地区的创作，以及稍后李杭育的“葛川江小说”系列（《沙灶遗风》、《最后一个渔佬儿》等），也都被指认为是体现“文学寻根”的成果。
此后，文学界对这一话题的讨论逐渐展开，影响也迅速扩大。
文学“寻根”的提倡，既得到热烈欢迎，也受到非难和批评。批评的主要根据之一，是指责它表现出的“复古”倾向，会导致批判性反思的传统文化的回归。在文学取材和主题意旨上，则担心可能使创作过于脱离实际生活状态，而忽略对现实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揭示。
在文学“寻根”的主张发表三年后，发起者之一的李庆西撰文，指出他们当初的主要意图，是在于“寻找民族文化精神”，以获得民族精神自救的能力——实际上回答了人们有关他们脱离现实的责难。从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当时的文学状况等方面考虑，文学“寻根”的提出，应该说有一定的必然性。
重提科学、民主的口号，向西方学习，反思传统以走向未来，是当时主要的社会思潮。与此同时，80年代东西方文化“碰撞”，使文化比较和不同文化的价值观的评价重新凸现。一些作家猝不及防地遭遇到“现代化”进程和“文化冲突”所产生的令人困惑的难题，他们认为，将寻找自我和寻找民族文化精神联系起来，将能为社会和民族精神的修复提供可靠的根基。
文学“寻根”的提出，还存在着文学本身的更为直接的动机。80年代的不少作家，认为可以通过借鉴西方现代文学，来解决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难题。一时之间，出现了关注西方文学的热潮，引起了文学观念，方法上的革新。在对于西方现代文学历史和作家的状况有了较多了解之后，作家们意识到，追随西方某些作家、“流派”，即使模仿得再好，也不能成为独创性的艺术创造。只有从中国文化中寻找有生命力的东西，才是中国文学“重建”的可行之路。只有将自己的文学创造，植根于悠久而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中，以中国人的感受来改造西方的观念和形式，才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作为一种文学主张，文学“寻根”对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对于风俗、地域文化的兴趣，是这期间小说创作开始出现的重要现象。在这一时期，受到普遍认可的小说观念则是，特定地域的民情风俗和人的日常生活，是艺术美感滋生的丰厚土壤，并有可能使对个体命运与对社会、对民族历史的深刻表现融为一体。那些以激进的历史观、更多从政治观念和阶级意识去构撰作品的作家，受到了冷落，而50~70年代被湮没的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及“京派”而日益受到重视。
在80年代，小说家们加强了对传统生活方式的了解。有的甚至细致考察某一地域的住居、饮食、衣着、言语、交际方式、婚丧节庆礼仪、宗教信仰等等，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作者的创作视野。汪曾祺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民俗对于小说情调、氛围、人的心理表现起着重要的作用。倡导或同情文学“寻根”的作家，如韩少功、贾平凹、郑义、郑万隆、李杭育等，也都表现了强烈地关心创作中的地域文化因素的倾向。贾平凹的一系列散文、小说，就是对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陕南山区自然和人文景观的描述。李杭育的一组小说，着重对浙江“葛川江”流域风情的考察。其他如郑万隆写黑龙江边陲的山村，乌热尔图写鄂温克族的生活，都汇入“寻根”所诱发的重视民俗表现的潮流中。
而“地域小说”的追求，在邓友梅、冯骥才、刘心武那里有更自觉、持久的表现。刘心武的长篇《钟鼓楼》、《四牌楼》等，通过对北京城区普通市民的生活状况的刻画中，来表现社会变迁与文化变迁的关系。邓友梅的写北京的小说和冯骥才的“津门系列”，对于京津的风俗和生活于其间的普通市民的言语、心理、情感和行为方式，都有细微、传神的刻画。
比起“伤痕”、“反思”小说来，带有“寻根”特征的小说，在思想倾向和价值判断上，显然表现得复杂而暧昧。倡导“寻根”的那些“知青”出身的作家，他们在“文革”中度过青少年时代。在有可能系统获取传统文化知识之后，他们便惊讶于过去的无知，产生了“感到自己没有文化，只是想多读一点书，使自己不致浅薄”的冲动。不过，如韩少功、郑义、李杭育、阿城等，对于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规范”的传统文学，持更多的拒斥、批判的态度；而认为更多的文化精华蕴含在野史、传说、民歌、偏远地域的民情风俗，以及道家思想和禅宗哲学中。“文革”后的当代作家，一般会很容易接受“五四”以来对于“传统文化”持激进批判的立场，不过，在东西文化的对话、“碰撞”中，逐渐着迷在悠久而深厚的民族文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