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汉“复出”后首先是发表写于“文革”期间的作品。这些诗“大都写在一个最没有诗意的时期，一个最没有诗意的地点”，却“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痛苦而崇高的精神面貌”。它们多借助自然界的物象，来寄托他的性情和感慨。枯枝、荆棘和芒刺所筑的巢中诞生的鹰（《鹰的诞生》）；荒凉山丘上，被雷电劈掉了半边，却仍直直挺立着的树（《半棵树》）；受伤，但默默耕耘的蚯蚓（《蚯蚓》）；囚于笼中，却有破碎滴血的趾爪和火焰似的眼睛的华南虎（《华南虎》）；美丽灵巧、却已陷于枪口下的麂子（《麂子，不要朝这里奔跑》）……作品所表现是一种倔强不屈的精神和品格，是对于陷入困境的美好生命的悲愤和忧伤，而且，有着咏物诗的传统表现方式。而在作者的另一些作品中，则注重的是一种悲剧性情绪的表达。在这些作品中诗的情感，与作为情感、经验的寄托和映象的自然物之间，有了一种超出简单比喻性质的关系。《悼念一棵枫树》，写高大的枫树在秋天被砍倒，于是，家家的门窗、屋瓦，每棵树，每根草，蜂、鸟，湖边的小船，“都颤颤地哆嗦起来”，整个村庄，都弥漫着比秋雨还要阴冷的清香。在这里，高贵的生命的死亡、毁灭的悲剧，由于它美丽的内质得到释放而得以强化。
郑敏（1920~）1955年从美国回来后，并没有继续她40年代的诗歌写作。1979年秋天，在参加了辛笛、曹辛之、唐祈、陈敬容等为编辑诗合集《九叶集》而举行的聚会后回家的路上，构思了她的沉默20多年后的第一首诗：《如有你在我身边——诗啊，我又找到了你》。郑敏在80年代初期的诗，虽有一些佳作，但总体上没有多少超越。
80年代中期以后，郑敏的写作发生重要变化。她清理那些“反弹在愚昧野蛮的意识之壁”的无孔不入的语言，而企望“将纯洁展示给世界”（《你是幸运儿，荷花》）。原先诗人与有生命的自然、与人的真实的生活之间的敏锐和默契，得到“修复”；对感觉的重视，对事物探究的兴趣，战胜了狭窄的视境和意识逻辑的演绎方式，建立了由细致的感觉所支持的平静的抒情格调，一种冥想的哲理氛围。在她写作的较后阶段，黑夜、深夜等，是诗的重要意象，而死亡更成为她所最关心的题材。从《晓荷》、《心象组诗·那个字》、《每当我走过这条小径》、《流血的令箭荷花》等作品中可以看到这点。这显示了她对人的意识的深处的兴趣，也是对未被中国现代诗人充分开掘的生命过程的探索。组诗《诗人与死》是郑敏90年代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诗的写作，缘于唐祈在1990年的去世。这位一生钟情于诗的现代诗人的悲剧生命，不仅只具个体的意义，而且是对一个时代的群体的象征。因而，这首长诗不只是单纯的悼亡诗，还有许多的情感和思考需要它来表达。对于特定社会历史情景的批判，对于亡友的真挚的悼念，对于死亡的探询和与死亡的对话，这一激烈而又痛苦的主题，在诗中得到时而沉静，时而澄澈的展示。
80年代的散文
散文创作概况
散文发展到80年代，已有的文体模式变成了障碍。作家们摒弃了五六十年代的文体模式，代之以60年代初散文“复兴”时的文体创作模体，以及采用更加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日常心态的创作方式。80年代初期，巴金、孙犁、杨绛等老作家和张洁、贾平凹、王英琦、唐敏等中青年作家，更侧重自我描述，从对社会主题的呼应转向对个人情绪、心境的表达，语言和语言方式也更追求作家的“个性”。80年代中期以后，刘烨园、赵玫、周佩红、黑孩等散文作家，使散文的“自我表现”更加深入，方向直指人的感觉、情绪、意识流领域，极力表现现代人复杂的内心世界。此时的作品被称为“新散文”或“朦胧散文”。
80年代的散文文体“窄化”日趋明显。所谓“窄化”即将报告文学等叙事性形态和杂文等议论性形态从散文中加以分离，重新提出了“抒情散文”、“艺术散文”或“美文”等概念。报告文学、回忆录、史传文学等，也不再被放置在“散文”的范畴里。尤其是报告文学，80年代初期的《哥德巴赫猜想》（徐迟）、《大雁情》（黄宗英）、《船长》（柯岩）等，以及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轰动一时的大批长篇社会问题“报告”，基本上已不再被作为散文看待。与此同时，对一些散文与别的体裁相渗透而形成的混生性文体的命名成为规范散文文体的参照。如汪曾祺、何立伟、张承志等融会了散文的某些因素的小说，构成“小说的散文化”或“散文化小说”。
80年代初期，散文创作主要以老作家巴金、孙犁，杨绛、陈白尘、黄裳等为代表。他们描述个人的亲身感受和经历，回忆旧友和亲人，批判“文革”历史暴政造成的伤害。一些中青年作家如张洁、宗璞、贾平凹、韩少华、唐敏、王英传等，则从儿童视角，抒发一种温馨、感伤而清新的感情，展现“人性”中朴素的一面。这些作家的创作，可以看作是对“五四”散文的回应，虽强调自由书写心灵，但“模式”仍受60年代的影响。
在80年代，由于散文的状况呈现出相对于诗、小说、戏剧的平淡，从而引出了批评家们在1986~1988年间的“散文解体”论。接着散文发展与革新的讨论连续不断。
进入90年代以后，散文突如其来地繁盛起来。在图书市场上，各种散文选本和散文集开始畅销；专发散文的刊物如《散文》、《散文选刊》、《散文百家》等受到读者欢迎；一些杂志如《十月》、《收获》等也开辟散文专栏；一些报纸的副刊腾出版面来发表散文和随笔。“散文热”出现了。在各种散文作品中，20年代至30年代写日常生活、提倡闲适情调的散文小品被重新发掘。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以及40年代的张爱玲、钱钟书等的散文集，不仅有极大的销量，而且也引导了90年代散文的重要写作方向。当然90年代的“散文热”现象，与市场经济下的文化消费取向有着密切的关联。相比而言，即使是“闲适”，90年代的散文小品与二三十年代的散文小品也存在着很大的区别。30年代林语堂等人的“闲适”被称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在看似闲适的表达中，包含了作家的现实对抗立场和文化姿态；而90年代许多散文中的闲适，则更多表现为对世俗的认同，是对社会的物质化需求和消费性的文化需要所作出认同。因此，有人将报纸副刊上的散文称为“文化快餐”文体。
90年代的大量作者往往身兼数任，许多学者、小说家和诗人参与到散文写作中来。这种现象显示了90年代散文文体发展的新趋向。对于散文“规范性”的强调的声音减弱了；而散文文体的宽泛性和平易性则显现出来。由此，散文的议论性与抒情性被突出了。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学者的介入，加重了散文的知识品位和文化分量，使得“随笔”成为散文形态中的主体。张中行、金克木、余秋雨、史铁生、张承志、韩少功等的作品，从个人感悟出发，引入关于文化和人生哲理的思考，被称为“文化散文”或“大散文”。这种散文与刻意追求散文“窄化”的做法相反，并不过分关心散文的“文学性”问题，而是将这种文体作为作者表达现实关注的一种重要方式。它们的出现，开拓了散文写作的新路，加强了散文写作的思想哲理和人生体验的深度，并在文体、语言中孕育着创新。
散文创作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