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政
郑孝胥是清末民初饮誉海内的诗书名家，与于右任并称”北于南郑“，也是晚清同光派的两大代表诗人之一。他曾参与戊戌变法，领导预备立宪公会，是中国清末民初的政治、文化舞台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风云人物。但是，到了晚年却误入歧途，担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大节未保，堕为汉奸。
在1906年到1909年中国公学的早期历史上，郑孝胥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名字。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中国公学。
一辞官归隐后力助办学
郑孝胥，字苏戡，一字太夷，别号海藏，1860年5月2日生于苏州胥门，因而得名。1903年6月，受到两广总督岑春煊的青睐与举荐，郑孝胥督办广西边务，靖吏治、办教育、兴洋务，风生水起，声名远播。但就在此时，郑孝胥却萌生致仕退隐之心。在1905年2月5日这一天的日记里，郑孝胥道出了如此选择的初衷：
吾今年四十六，得弃官归田，便可作一生收束，列传、行状皆可预作。从此以后，若中国迄无振兴之日，则终老山林，不失为洁身去乱之士；倘竟有豪杰再起，必将求我。虽埋头十年，至五十六岁出任天下大事，依然如初日东升，照耀一世。是吾以一世之人作两世之事，岂不绰然有余裕哉！
郑孝胥素以”卧龙“自喻，退隐显然是为了今后有更大的作为。这年10月，他以”病难支持“为由，正式递交辞呈，打点行装，回到上海，开始”寓公“生涯。据《郑孝胥日记》显示，此后他至少有三次外出做官的机会，但均予以谢绝，而将精力更多地投向了预备立宪公会运动，并极力支持中国公学的兴办。
在广西督办边务期间，郑孝胥就异常重视兴办现代学堂。1904年12月14日，他奏请光绪皇帝”开办边防将弁学堂，并就地添练洋操新军旨下练兵处知之“，并积极推动促成青年人出国留学。1905年5月，他送出八名广西子弟东渡日本学习农工，而后三个多月的时间内，他又送出多人到日本留学。直到他离开广西前的一个星期，还在为出洋学生的经费而奔走劳神。
而就在此时，日本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中国留学生反对”取缔规则“风潮。风潮起始于一个误会。1905年，中国在日留学生达到八千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以第十九号令的形式公布《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其中第九条规定：”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其令清国人学生宿泊之寄宿舍或属于学校监督之旅馆，须行校外之取缔。“”取缔“两个字，深深刺痛了中国留学生脆弱的自尊心。他们可不管日文中的”取缔“其实可译作管理、监督之意，纷起抗议，并提出罢课返国。
风潮一开始，郑孝胥就颇为关注。1905年12月13日，郑孝胥日记载：”夜，应麦鸿钧惠农之约于一家春，与菊生、季直议电询日本学生罢学事。“几天之后，他与上海友人聚于聚春园，再次谈及此事，”夜，雨，伯潜钞示江督、闽督三电，为日本留学生事“。很显然，身在上海的郑孝胥对于发生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罢学风波，一直心有牵挂。
到1906年初，已有两三千名中国留学生陆续归国，”归国学生之中，有不少人发誓以后决不再踏足日本国土。他们在离开日本之前，已考虑用自己双手在中国兴办学校“。这就是后来的中国公学。
留学生们原本指望清政府能够拨付派遣留学生的费用作创校经费，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天真的幻想，清政府根本就不愿意搭理他们。万般无奈之下，他们想到了一向以开明重教著称的郑孝胥。
1906年1月15日，留日学生总会事务所正干事刘棣英、副干事朱剑专程拜访郑孝胥，详述东京罢学始末，并向他报告：留学生们准备在上海创立一个学堂，拟定名”中国公学“，想听听他的意见。郑孝胥向来重视教育，对于留日学生们的这个想法虽感突兀，却未加否定，甚至满口答应”使调查同志人数及能筹款若干，再议办法“。
得到郑孝胥的首肯，留学生们有了更大的信心。两天后，决定公学正式开办的各省代表第三次全体会议正式召开。此次会议选定公学职员，刘棣英任正干事，朱剑任副干事，真正拉开了办学的序幕。
最初的中国公学，全体同学都是发起人，职员由同学推选产生，不设校长，看上去是一种民主自治，但其实更多是一种无奈之举。负责学校具体筹办事务的刘棣英、朱剑等人清楚，如果能在上海寻找一位德高望重的社会贤达担任学校校长，势必能让中国公学如虎添翼，并能迅速赢得主流社会的认同与接受。
郑孝胥，无疑是最佳人选之一。据郑孝胥日记载，1906年1月22日，中国公学正干事刘棣英代表全体师生，再度拜访郑孝胥，邀请其出任公学校长。但郑孝胥以”仆谢病后，不愿与官府往来“为由，婉拒了这一邀请。
尽管如此，他还是慨然承诺捐助1000元，”以表赞成之意“。在中国公学举步维艰、四面楚歌的时刻，这1000元无疑是雪中送炭。事实上，郑孝胥对于中国公学的扶助，远不止于此。从《郑孝胥日记》简略的记录可以看到，每当中国公学遇到经费困难时，他总是不吝伸出援手，甚至当有学生因经费问题不能持续学业之际，他亦会慷慨解囊。比如，1906年3月21日，”陈莲孙来言明日入中国公学，余许垫付半年学费“。同年4月4日，”公学庶务员张邦杰、王敬芳来谈刘棣英辞职事，又言，学费只能支至暑假；余请作下半季预算表，再助设法“。
郑孝胥不仅自己慷慨出手，对于外界是否支持中国公学，亦是特别看重。在《郑孝胥日记》里，记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细节：1906年5月31日，”张邦杰来，言曾少卿不助公学。曾少卿邀饮，不往“。
二为中国公学牵线搭桥
郑孝胥虽然并不直接介入中国公学的校务管理，但却对之热情扶持，出钱出力，献计献策，在所不辞。在《郑孝胥日记》里，经常可以看到他独自一人或者偕同好友张元济、汤蛰先、张謇等人造访中国公学的记录。
中国公学的主事者们更是将郑孝胥视为”当然的校长“，凡学校遇到重大事务、重大决策，必前往报告，寻求解决之道。1906年3月4日，中国公学举办开校典礼，郑孝胥就受邀作为嘉宾到场并发表重要演讲，勖勉在怀。中国公学开办不到十天，发生江苏籍学生闹退学事件，郑孝胥也是颇为关注，在日记里有两次记录。不久后，中国公学又发生庶务员姚宏业蹈江自尽之事，郑孝胥在接到学校职员张邦杰、黄兆祥的报告后，深为痛心，专程前往颐园参加其追悼会。
郑孝胥其时虽已致仕退隐，但多年的从政经历，为他在官、绅、商、学界积累下了较高的声望和丰厚的人脉。他到上海以后，与袁海观、周馥、瑞澂、端方等官方人物来往密切，私交甚笃，经常一起赴宴、赏画，或者共议立宪事宜。他对中国公学的事务给予积极支持，社会各界尤其是官方自然也不敢怠慢，至少不会公开反对。这就为中国公学的创办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郑孝胥与中国公学的密切互动，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官府人物对于中国公学的印象分。对于中国公学的第二次上书，两江总督周馥的态度亦是非常积极，迅速作出批复：”出洋游学，必先通语言文字，具普通学业，始能受益，此一定不易之理。该生请在沪开办公学，作预备游学基础，持论甚正。惟度地筑校、集费定章，事甚繁重，非仓猝所能议成，必须各省众绅公议，候行学务处、上海道察酌会绅，妥议详夺。“尽管无意主持中国公学大局，但郑孝胥对其日常事务却一直亲自过问，积极为之出谋划策，甚至亲自动笔为中国公学拟就上呈学部的文稿，请两江总督量拨官地建筑校舍，并咨商各省督抚协力资助中国公学。郑孝胥事实上已成为中国公学的”官方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