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的努力，得到了学部的正面响应。1906年7月，学部正式批复中国公学上书，给予高度赞许和评价：”该生等悯本国教育之未兴，鉴寄人篱下之非计，纠集同志，建设学堂，毅力热心，远超流辈。外国学风之所盛，实由士民奋发，皆能自坚其力，自善其群。该生等力戒浮嚣，立约自治，尤见深明学旨，志趣不凡。所称‘南京山明水秀，为兴学善地，请商两江总督量拨官地筹款建筑，并谘商各省督抚协力资助’各节，仰候两江总督查明办理可也。“当然，学部的这种答复更像是一种外交辞令，最大的作用是从舆论上暂时缓解了外界对于中国公学的观望、猜疑态度。而中国公学经费困窘难题的真正缓解，是在端方就任两江总督以后。”牵线搭桥“的人，依然是郑孝胥。
在晚清官僚体系中，端方是新式人物的典型代表。1906年9月，端方出洋考察宪政归来之后不久，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而当此之际，郑孝胥正在上海联络各方英杰，筹备预备立宪公会（前身为宪政研究会），积极推行清末新政。这一主张自然与作为晚清政府中立宪派的端方不谋而合。
端方上任不久，就致信郑孝胥，邀他到南京一叙。1907年1月29日，时近农历年关，雨雪。这一天，郑孝胥在日记里写道：”熊秉三来谈，言午帅已允拨中国公学常年经费一万五千两，请余为校长。“午帅即端方。
这个消息来得有点突然，但正是时候。
1906年12月，端方接到了中国公学的上书，内容主要为两点：一是，”若维持现状，必本年先有一万数千两的款，仰蒙指拨，以备明年上学期开学之需，方足以资继续而定人心“；二是，”校长未定，则整理规程无人提挈，干事等既无所遵循，学生等亦多怀观望“。上书说，”此皆公学最为危险之现象也“。
作为一直关注新式教育的官员，端方对于辖下的这所学校当然不会坐视不管。很快，他就酝酿好了基本对策：一是每月拨付常款一千两，并咨商各省允为协助；二是如中国公学所请，聘郑孝胥担任公学监督。
尽管地方财政异常艰难，且清江尚有数百万嗷嗷待哺之民，端方还是毅然决定每年拨银1.2万两，以资维持公学运行。在端方的带动下，两广总督张人骏亦慷慨解囊，在”粤中财力艰难“的情况下拨银三千两，帮助中国公学度过”经济危机“。
据严海建考证，中国公学成立初期，经费主要来源于社会捐款和官府补助。1906年捐款占总收入的近30%。到1907年，官方补助和社会捐款之和已超过总收入的40%，其中1907年官方补助一下子上升至33.57%，成为学校经费中比例最高的一部分。
聘请郑孝胥主持大局，是中国公学师生梦寐以求的事情。此前，中国公学曾屡有所请，但未如愿。这一次，身为两江总督的端方亲自出马动员，且言辞恳切，郑孝胥自然是不能再推辞了。
1907年3月，郑孝胥正式出任中国公学监督，从此结束了中国公学没有校长的”自治“局面。
三渐行渐远的吊诡人生
1908年3月23日，在入端方幕府近一年之际，郑孝胥先后向端方、中国公学校方递呈辞去监督职务的文书。
端方和中国公学的再三挽留，并未让郑孝胥改变主意。此番辞职，他态度坚决，对外宣称的理由是，”因在两江总署襄理军、学务，不能兼职而辞职“。但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自郑孝胥出任公学监督以来，更多是忙于筹措经费、筹建校舍等外务，而对于具体的校务管理并未过多介入，仍交由王敬芳、张邦杰、黄兆祥等三干事处理，因而更像是一位”名誉校长“。
郑孝胥之所以心生退意，一方面可能是忙于襄助端方，确实抽不出更多的精力打理中国公学事务；另一方面，则可能是感觉到中国公学基础薄弱，管理乏力，需要一个真正能够将更多心思投入学校具体管理、规划事务的”一号人物“。
百般斟酌，他想到了好友夏敬观。夏敬观，字剑丞，又字盥人，晚号吷盦，江西新建人。1875年生于湖南长沙，1892年入南昌书院，师从善化经学名家皮锡瑞，后被张之洞看中，出任三江师范学堂提调，负责处理内部事务。
到了1906年，郑孝胥辞官回沪，很快就与同样富有才情的夏敬观结成知己，经常诗歌唱和，渐成”同光体“一派。如此因缘，令郑孝胥在物色中国公学监督继任人选时，一下子就想到了夏敬观。1908年3月，在郑孝胥决定递交辞呈前后，两人在上海、南京两地多次晤谈，具体内容已不可知，但关于邀请夏敬观接任中国公学监督一事，应该是中心话题之一。
1908年4月2日，夏敬观正式出任中国公学监督。初来乍到，需有妙招。推动中国公学董事会建设，就是夏敬观在郑孝胥的建议下烧出的”第一把火“。7月3日，夏敬观邀约郑孝胥、汤寿潜、张謇到一枝香饭店，”为复旦及中国公学开董事会事“，意在讨论筹备中国公学具体事宜，但汤寿潜、张謇均未赴约。
夏敬观并不气馁，继续积极忙于董事会的筹备邀约事务。1908年9月13日，中国公学第一次董事会在上海一品香饭店举行。张謇被选为总董，熊希龄副之。列名董事会的还有郑孝胥、罗焕章、陈三立、马相伯、喻兆蕃、于右任、夏敬观、谭心休、钟文恢、王敬芳、黄兆祥、张邦杰、梁乔山、孙镜清、彭施涤、谭倬云等人。由此名单可见，参与董事会的均为一向关心公学事务的社会名流或早期参与创办公学的留学生代表。
据中国公学董事会章程规定，董事会是学校最高权力机构，有权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监督选聘、经费筹措等事务。强大的校董背景，让在中国公学并无太深根基的夏敬观如鱼得水，踌躇满志，想好好大干一番。
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夏敬观很快就遇到了麻烦事。在他到任之前，由于王敬芳、张邦杰、黄兆祥等三干事执意修改校章，引发学生抗议，最后达成妥协，应允校章可由全体学生修改。结果，新修订的校章却未得到夏敬观的认可。
1908年9月27日，夏敬观贴出告示，否认学生有修订校章之权。校方出尔反尔，学生们自然不肯答应，气愤之下，准备逮住夏敬观，将他痛揍一顿。夏敬观虽然态度坚决，但好汉不吃眼前亏，赶紧请来巡捕，守在学校门口。一时间，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是为新、旧中国公学分裂风潮。
风潮汹涌之际，夏敬观、王敬芳、黄兆祥等人曾多次登门拜访郑孝胥，”谈中国公学事“。夏敬观等人一度打算在报上刊登学生罢学详情，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但遭到郑孝胥的反对。他只同意登一则致两江总督的电文，以示校方态度坚决。
生气归生气，但郑孝胥考虑到，学生闹风潮毕竟是因年轻气盛，过一段时日或许就能烟消云散、握手言和，因此没有必要过于声张。果不其然，167名学生退学另行组织中国新公学后，只维持了一年时间就主动要求重返中国公学怀抱。在各方积极协调下，新、旧中国公学合并后，仍以夏敬观为监督。
只不过，此时的夏敬观已志不在此，而是逐渐向政坛靠拢，寻求仕途的突破。尽管他后来依然长期担任中国公学校董职务，但似乎更多是一种”友情客串“，并未再更多参与校务的具体管理与运作。而其好友郑孝胥的人生轨迹，更是充满吊诡色彩。辛亥革命之前，他基本算得上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物，”沿着正在接受西学、不断吸纳着时代精神的传统士大夫的路走过了这一段生命历程“。接手中国公学，正是他这一时期的”杰作“。然而，辛亥革命之后，郑孝胥却逐渐背离时代的轨迹，以遗老自居，独守”海藏楼“，并经常在日记里大骂革命党人是”失心疯“。对于一直与革命党人关系密切的中国公学，自然也没有兴趣更多过问。
历史的天空，总是波诡云谲，变幻莫测。郑孝胥曾引领的中国公学，是留日学生为雪国耻、挽国权而创办的，但后来郑孝胥为了帮助清廷复辟，竟主动投入日本人怀抱，出任伪满洲国总督理大臣，附逆落水，晚节未保。
当年称疾致仕回到上海前，郑孝胥曾在日记里自期”以一世之人作两世之事“，只可惜，事与愿违。如此人生变局，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吧！
作者简介：章玉政，高级记者，现任新安晚报社首席记者、采访中心主任，安徽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主要代表作有：个人专著《狂人刘文典：远去的国学大师及其时代》《刘文典年谱》《刘文典笔下的日本》《光荣与梦想：中国公学往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