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和杨绛是幸运的、乐观的。他们没有被巨大的风雨影响到。外界雨声越是激烈，他们的心中便越是澄净。或许在这样鲜明的对比下，才能够看出渺小的人可以拥有的心的强大。钱钟书和杨绛相互扶持地活着，亦是因为，他们还有活下去的理由，生命那样宝贵，他们必须安静走完全程，哪怕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历史的洪流
一九四九年五月，春夏交接的时节。蝉声细微，流淌于荫荫树木间如一缕流水，顶着初露狰狞的日头，一封邀请函辗转南北，送至钱钟书家中。这是一封来自清华大学的邀请函，彼时，北平被和平解放，吴晗已被中央任命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和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他素知钱钟书学富五车，上任之后即刻邀请钱钟书夫妇前往清华大学执教。
时光聚散，恩怨早已远成触不到的往事。对于吴晗的邀请，钱钟书欣然应允。不久后，夫妻两人携女北上，一同坐上了前往北平的火车。车窗外，人声鼎沸，行人来来往往、步履匆忙，太平里的热闹看了，也不觉得令人心烦。因为此时的喧嚣，总是带着一份隐约的欢喜，每个人的行踪，都由自己做主，没有喋喋不休的盘查，也没有诡秘危险的跟踪，所有人都成为了自己的主人，当家做主的喜悦，洋溢在每个中华儿女的脸庞上。
这段北上的旅途，或许使他们都回忆起了当年的情景。那时，他们都还年轻，怀着一颗闯荡的心，自由地奔向梦想的殿堂。一路上风萧萧，绿意如流水匆匆而过，掠过他们青葱的鬓角，谁可想到他们会携着手一同浪漫地老去。时光不曾辜负过他们，梦想已触及，而爱情的结晶也健康地成长着，偶尔俯身过来，在父母耳畔说一句甜蜜的悄悄话。
幸福，不过如是。
八月二十六日，一家三口抵达北平。钱钟书和杨绛重新踏入了清华大学校园。风景依旧，而昨日已成往事。他们在这里相遇，相知，相爱，又从这里走向辽阔世界，十余年后功成名就地归来。像是一个宿命的圆，这里是毋庸置疑的起点，亦是终点。在钱钟书几十年的余生里，除了后来短暂的干校之行之外，他们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钱钟书在清华大学的主要任务是指导研究生，学以致用，这再好不过，而那时，他不过三十九岁，还未到不惑之年。
由于清华大学有规定，夫妻俩不能同时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因此杨绛只能在清华大学中兼任教授，不算正式职工，关于这点小小的不公平，杨绛也不以为意，她像她丈夫一样用一种闲淡口吻自嘲自己是散工，世间任何女子，若是有杨绛那样的豁达心胸，都是十分加分的。夫妻两人都是外文系的教授，两人一同研究学问，夫唱妇随，但杨绛有问题却轻易不会去问丈夫，因为她生怕打扰到他，所以她自食其力，自己去查字典或资料，断然想不出时才找机会问钱钟书，而丈夫的回答，不仅极快，而且头头是道，每次都令她十分崇拜。
清华大学不仅仅是两人的母校，他们的许多老同学老朋友也都在这里。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是叶企孙，文学院院长是吴晗，赵诏熊是外语系主任，都是两人的旧故，而北京城里又有沈从文、张兆和、梁思成等好友。重归这个交际圈，几乎不需要磨合与融入。钱钟书和杨绛都是不爱客套形式的人，偏生新中国百废待兴，自然有说不完的事情，作为清华大学教授，开会是寻常事，钱钟书却对此十分头痛，甚至在给友人的信中发牢骚，抱怨例会之多。
可除了开会，钱钟书对生活是知足的。虽然那时他们生活得十分清贫，远没有在国外时那样悠然自得。他们家中的客厅，连椅子都没有，只有两个竖起来的木箱子，有朋友来了，就请他们坐在木箱子上，招待他们。北方的冬天极冷，可他们也烧不起火，只能挨着冻做学问。条件是非一般的艰苦，可两人还是觉得快活、充实。生活就是需要不断地追求和努力，才不会在灯灭时分觉得空空荡荡，连做梦都不香甜。除了上课和开会之外，钱钟书和杨绛总是借着昏黄的灯火，专心致志地做研究。那时，没有计算机，没有数据硬盘，信息储存和搜索都只能依赖头脑，所幸钱钟书记忆力极好，文史领域范围内的知识，鲜少有他不知道的。
城内的朋友时常同钱钟书与杨绛联络，城外的朋友也会来探望他们，定居上海时的好友傅雷便曾来清华大学探望他们。傅雷是著名的翻译家，尤其精通法语，吴晗得知傅雷将要来清华大学，很是心动，打算将他留在清华大学任教，然而傅雷对教授法语毫无兴趣，反而愿意成为美术评论的教授，然而当时清华大学并没有开设这门课，无奈之下，吴晗只好放人回上海。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央宣传部打算将《毛泽东选集》翻译成英文，为此，中宣部特意成立了一个英文编译委员会，至于人员组成，英文讲得炉火纯青的钱钟书自然名列其中。然而，对于这桩差事，钱钟书心知肚明，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专心学问，却并不是书呆子，自然明白政治的危险性。他甚至同杨绛说，这桩差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要能平平淡淡地过去就好。他心里再不愿意，却也无法将此回绝，在他答应前往工作的那天，在外交部工作的清华大学同学乔冠华特意赶来祝贺。虽然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可钱钟书的心里，却是沉甸甸的。
钱钟书离开之后，家中只剩下杨绛一人。当时，阿圆已经在城里的寄宿学校读书，除了节假日很少回来。杨绛牵挂着丈夫和女儿，便养了许多猫，来排解寂寞。其中有一只叫作花花儿的小猫，很是得钱氏夫妇的钟爱，杨绛曾为了这只小猫特意写了一篇《花花儿》，就连钱钟书也给这小猫写过诗。这样的殊荣，就算是人，天底下都没有几个，可以说，这当真是天下最幸运的小猫了。
社会秩序的新建，必然有人无法适应，但是在历史的洪流之下，个体的悲欢忧惧是渺小的沧海一粟，任是谁都无法违背历史逆流而上，因此，人们只能调整自己，去适应和迎接新生的挑战。
在一片"红流"中白了发
人，究竟有多渺小呢？在茫茫的宇宙里，在浩瀚的尘世里，在望不到尽头的人海里，人是多么轻微的存在啊。宛如一颗沙砾，宛如一片轻鸿，宛如一缕烟雾，仿佛一瞬间就能够消散得无影无踪。这样轻微渺小的存在，或许只要历史一根手指头，就可以将它碾碎成粉末。在漫长的历史中，有太多太多这样的小人物，浩荡的云烟，由他们的笑容和眼泪组成，最后他们却被历史伤害或遗忘，像无心丢弃的玩偶，多年后都不再提及。
幸而，钱钟书和杨绛是幸运的、乐观的。他们没有被巨大的风雨影响到。外界雨声越是激烈，他们的心中便越是澄净。或许在这样鲜明的对比下，才能够看出渺小的人可以拥有的心的强大。
一九五二年，清华大学各院系响应国家政策，对各院系进行了调整。当时，国家提倡经济发展，对理工科也就相应重视，文科相对而言有所忽视。而钱钟书夫妇都是外文系的教授，如此一来，未免有些"多余"，加之外国文学在中国一向是不被重视的，于是他们便退出了外文研究所。对于这样的命运，他们并无怨言，国家的方针政策，不是一人一言就可以改变的，他们唯有顺应历史的发展。但那时，他们并未想到，这只是一个开始。
《毛泽东选集》出版之后，政府开始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早在一九五一年的九月，周恩来总理便在京津高校教师学习会上，做了一份《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知识分子被要求站在人民立场上，认真学习，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让自己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战士。
在当时，这场运动是受到不少知识分子的欢迎的。他们真心地热爱着这个国家，认为自己确实应该受到革命的洗礼，应该让革命的红色热流洗涤自己的灵魂。时间日久，他们终于发现，当初的炽热其实有些偏激，他们应该用更加平和公正的态度去看待这一切，包括后来对这场运动的评价。不是对错的分别，在那个年代，当人心被高高激荡，思想和领悟都并不是在平静状态下产生的，他们只是追随着心的方向，去思考，去奔跑，等到停下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跑到无人的旷野。
在红色激流的席卷下，清华大学也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它被改名为工科大学，文科部分被并入北京大学。钱钟书夫妇则被派往新成立的文学研究所，隶属北京大学。这个文学研究所的所长是著名的作家郑振铎先生，他还兼任古代文学研究组组长，或许是出于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他十分赏识钱钟书，甚至将钱钟书从外国文学研究组调到了古典文学研究组，自此之后，钱钟书再也没有回到外国文学研究组中去进行过他的工作。
气氛日益紧张，一向醉心学问的钱钟书也感受到了这种凝重的气氛。他虽然不参与政治，但他熟读历史，对于历史的演变，他本能地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于是，他变得小心翼翼，拿出十二分精神来，应付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再小心谨慎，也难以逃避被"批斗"的命运。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夫妻、父子、师生，所有的道德关系都被打乱，群情激奋的红卫兵们打着"革命"的旗号，在这片沉重的土地上到处横行。那时，批判是唯一的主题。
作为国内知名的学者，钱钟书夫妇自然无法避开这个主题。一日，也就是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九日，杨绛下班回来，半分苦涩半分调侃地对钱钟书说，今天她被揪出来了，他那里又怎样了呢？钱钟书平静地回答，现在还没有，但或许也快了。他心里有那么一点预知，当身边的人们都被批斗过，被安上所谓的罪名，那么凭什么他钱钟书，就会被命运眷顾，得以逃脱呢？他像是迎接宿命一样，迎接这场批斗，不急不躁，不怒不悲。
那一日很快到来了。他很平静，仿佛被安上罪名，拉出来在众人面前示众的那个人不是自己。他像是在看一场闹剧，剧本是黑色幽默的主题，导演是一群迷失了心灵的年轻人，观众是不敢抬头不敢出声的中国人，而主演，就是他。在这场闹剧里，他被安上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罪名，戴着纸帽子和名牌，接受无产阶级的批斗。而妻子杨绛的罪名则是"资产阶级学者"。其实这个罪名，说来可笑，几乎也是对夫妻俩的一个肯定，一位是学术权威，一位是学者，只不过前面带了资产阶级的字样，就必须被打倒。
他们都不用再去上班，接受改造是他们唯一的工作。有一次，钱钟书被剃了个十字头。这种头型十分可笑，顾名思义，就是头发被剃成了十字。一向乐观的钱钟书对此倒是有点发愁，这种发型出去实在是没法见人。还好杨绛下班回来之后，帮他把所有头发剃掉，虽然成了个"和尚"，好歹还能继续接受"改造"。糟糕的事情当然还不只这个，那段时间，钱钟书的背上经常会被沾上唾沫、鼻涕等脏东西，杨绛的头发也被剪掉，各种奇形怪状的事情层出不穷，仿佛所有的人，都像是在一夕之间疯狂了一样。
钱钟书被剪了个十字头，杨绛则被剃成了阴阳头，当时被打倒的女性知识分子大多遭到了这种待遇，头发一半被剃光。可是杨绛总不能像钱钟书一样当个"和尚"，看到这种情况，一向冷静的钱钟书终于无法冷静了，他像是困兽一样，不断地问妻子，到底该怎么办。这个世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究竟还要多久，它才会恢复原来的模样。
她柔声安抚他，终有一日，总会有那么一天的。看着自己糟糕的发型，她终于想出了个办法，做了一顶假发，出门时总算能遮掩一二。但条件有限，假发做得并不好，走在外面时经常有小孩子跑过来拽头发，无奈之下，杨绛只好买了一顶帽子来戴。可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她只好减少了出门的次数，就连买菜也让钱钟书代劳了。
但这并不是终点。红卫兵们甚至打算给钱钟书安上"轻蔑毛泽东著作"这样的罪名，只因为他曾翻译过《毛泽东选集》。这是钱钟书最为担心的事情，早在他接受这个任务时便心存隐忧，没想到这个担忧竟然成了事实。如果这个罪名被落实，那就不是游街剃头示众这样屈辱却不伤及性命的事情了，等待他的命运将会变得更加黑暗。为了自救，他们写了份小字报，交给有关人员，希望事情的真相被调查清楚。在两人的协力合作下，钱钟书才算是逃过了此劫，但杨绛却因此遭受了牵连，被拉出去游街示众了。
这个世界如此混乱，黑白颠倒，是非不分。人们不晓得这样的日子究竟何时才是尽头。有许多人看不到曙光，苦难消磨了最后的心志，为了保住最后的气节和自尊，他们选择了自我了断，在茫茫的黑夜里，了结了一切希望。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钱钟书夫妇身边就有不少同事、朋友，不堪忍受屈辱，毅然结束了生命。杨绛最害怕钱钟书也这样想不开，虽然事情这样糟糕，可只要人还活着，一切都还有希望。人生最害怕的事情不是身陷绝境，而是黎明即将到来，生命却已经终止。
俗语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人还活着，就不怕看不见明天的阳光。关于这一点，他们就做得非常好。每当心里有所郁结，他们并不是将惆怅困在心里，渐渐堆积，最后难以遏制。他们总是将黑暗的情绪讲出来，彼此安慰劝解，鼓励对方绝对不能轻言放弃。正是因为黑夜里还能够彼此取暖，他们终究没有走上绝路。他们像是对方人生道路上的一盏灯，光芒不够明亮，却可以温暖心头，照亮脚底的道路。
在这场风暴中，为了自保，有太多父子断绝了关系，夫妻离开了对方，朋友划清了界限，甚至是互相揭发彼此。人性的真伪在历史这面镜子之前原形毕露。而钱钟书和杨绛，却始终没有松开彼此的手。不管多么艰难，多么痛苦，他们都守护在彼此的身侧，不曾离去。如果说他们之前的爱情像是一场童话，那么此刻，还有什么童话可以如此壮丽坚贞，生死不渝地握紧双手。经历了这场非难，他们是不幸的，可他们亦是幸运的，因为这场风雨让他们的灵魂更加紧密、完整与自由。
五七干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