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变革风生(1980-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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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1980年(9)

为了加强和统一对改革试点的领导,1979年7月13日,国务院下达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关于开征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税的暂行规定》、《关于提高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的暂行规定》和《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的暂行规定》。这5个文件要求地方、部门,按照统一规定的办法选择少数企业试点。随后,全国有26个省、市、自治区在一些工业企业里进行了试点,再加上有些省市按自定办法试点的企业,共达2100多户。这批试点企业的利润约占当时全国工业企业利润的35%,产值约占26%。同年年底,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多个。到1980年底,除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区参加试点的国营工业企业已发展到6600多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数的16%,产值占60%,利润占70%。在企业增产增收的同时,国家也增加了收入。据对5771个试点企业(不包括自负盈亏的试点企业)的统计,1980年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6.89%,实现利润增长11.8%,上缴利润增长7.4%,上缴国家的利润占全部实现利润的87%,企业留利占实现利润的10%,其余的3%用于归还贷款和政策性补贴等,增长利润的大部分也归国家。通过企业扩权,使企业改变了只按国家计划生产,不了解市场需要,不关心产品销路,不关心盈利亏损的状况。开始建立和增强了经营观念、市场观念、服务观念,企业之间开展了社会主义竞争。

试点中开始形成的新型的商品经济关系,是以国有制为其形式的。在以国有制为形式的商品经济中,国家把生产的物质手段交给企业去实际占有和使用。企业既然是占有者,它也是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是商品生产者。试点中形成的新的经济关系,之所以具有强盛的生命力和活力正是因为这种经济形式符合于现阶段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我国实现现代化所必须采取的、适当的经济形式。

从1981年春开始,工业企业又开始实行经济责任制。它使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前进了一步。这一改革最早在山东省的企业中试行,主要通过承包划分国家同企业之间、企业同职工之间的责权利的关系,贯彻联产承包、按劳分配的原则,进一步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在增收节支、财政收入等方面,颇有成效,因而对全国工业企业影响很大。1981年10月,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制定了《关于实行工业生产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国务院将这一文件转发各地区各部门,要求各工业企业进行研究执行。文件提出实行经济责任制要抓好两个环节:一是国家对企业实行的经济责任制,处理好国家同企业之间的关系。二是建立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处理好企业内部的关系。其目的是通过经济责任制,把企业和职工的经济利益同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和实现的经济效果联系起来,使广大职工以主人翁的态度用最少的人力物力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使得企业在完成包干任务后可以取得剩余利润的大部分,职工也可以多劳多得。由于措施得当,深受企业领导者和职工的广泛欢迎,到1982年,经济责任制很快推行到全国36000多个工业企业中去,并涌现了首都钢铁公司等一批先进企业。首钢上自公司、厂矿,下至车间、班组个人,层层包干,责、权、利相结合,有高标准地要求和考核奖惩办法,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成为全国推行经济责任制的先进典型。全国工业企业学习首钢经验,使经济责任制有了新的发展,从单纯重视抓生产转向重视经营和经济效益,重视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

在试点和局部探索的基础上,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国有企业有以下权利: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自行安排,增产社会需要的产品;自行销售企业分成产品、超计划生产的产品、试制的新产品、购销部门不销的产品;规定自销产品的价格;选择国家统一分配物资的供货单位;自行支配企业利润留成基金;出租和有偿转让闲置资产;在上级确定的编制范围内自行确定企业内机构的设置;任命厂内中层行政干部;选择工资形式、分配形式和分配由利润提成形成的奖励基金,有权参加跨部门、跨行业的联合。

为解决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无人负责问题,从1984年开始,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实行厂长负责制,厂长(经理)对企业的生产、行政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全面负责,行使生产经营的决策权、指挥权和行政干部的任免权。厂长(经理)直接向国家负责,同时要向党委和职代会报告工作和听取意见。到1987年上半年,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已达32587家,占同类企业中的63.9%。绝大部分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从一开始到全面推开,其间都遇到了种种障碍和困难,这是旧体制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矛盾的反映,它要求扩大企业自主权必须同其它方面的改革措施相配套进行。从1980年开始,我国就在计划体制、价格体制、财政体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从而在根本上触动了旧的经济体制,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进行。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

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团结的重大方针。陈云、邓小平等先后在会上讲了话。

在这次会议召开前,11月2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9次会议。主要议题是中央政治局准备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中央政治局最后通过三项决议:(1)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2)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3)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这样,才有利于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搞好当时的国民经济调整。

粉碎“四人帮”后的几年里,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急于求成,提出了一些过高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和目标,把已经超过国力的基本建设规模又搞大了,致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1979年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到1980年12月,虽然经过近两年的调整,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有必要对经济进一步作出调整。为此,中共中央召开了这次工作会议。

会上,陈云作了题为《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共十四点,主要内容是:(1)“资金不够,可以借外债”。“这是打破闭关自守以后的新形势。愿意借外债给我们的国家纷纷到来。打破闭关自守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条件下,还可以借些不吃亏的外债。引进有利的技术,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对这些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毕竟外国资本家是以获得利润为目的的。我们要把钱用在最关键的项目上。(2)现在经济形势很好,但也要看到不利的一面。许多商品都在涨价,影响人民的生活。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3)经济体制改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各地区盲目地重复建设,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对这些缺点,中央正在采取措施予以纠正。(4)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是一种好现象,但是,我们国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因此对许多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5)目前对国营企业产品、集体企业产品的价格至少要冻结半年。在这个半年内研究各种经济问题,并且做出初步的结论。这表面看似乎不合经济规律,实际上合乎经济规律。(6)今后若干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在开支方面都要大大紧缩。地方财政结余,要由中央财政借用,财权仍归地方。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7)好事要做,但要量力而行。(8)一切引进项目,都必须有专家参加,必须是领导干部和专家共同商量。(9)要节省外汇。(10)我们要发展经济作物,同时必须保证粮食的逐步增产。(11)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12)四个现代化如何实现?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超英赶美等等。现有工业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现有技术人员是我们知识力量的基础。要不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13)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14)同意赵紫阳同志领导的财经小组提出的调整计划。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

月25日,会议的最后一天,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这次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一些生产条件不足的企业要关、停、并、转或减少生产,行政费用要紧缩,使财政收支、信贷收支达到平衡。生产建设、行政设施、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量力而行,量人为出。这次对经济作出进一步调整,是为了站稳脚根、稳步前进,更有把握地实现四个现代化。下决心这样做,表明我们真正解放了思想,摆脱了多年来“左”的错误指导方针的束缚。邓小平解释说:“这次调整,并不是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而是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正确方针、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是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纠正’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的进一步贯彻。”邓小平强调指出:为了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进行,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一切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要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和完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

邓小平在分别论述了上述问题后,专门谈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做好宣传工作的问题。他指出:经济调整是一个很艰巨、很复杂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必须有效地加强和改善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各级党组织、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如果一时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至少也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上,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

邓小平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了安定团结的极端重要性,指出了为此而应该做的大量工作,他指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继续巩固还是遭到破坏,是这次调整成败的关键。现在有的地方已经发现,一小撮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正在用“文化大革命”中的办法进行煽动和闹事。对此,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阶级斗争虽然已经不是我们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但是它确实仍然存在,不可小看。如果不及时地、有区别地给以坚决处理,而听任上述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蔓延汇合起来,就会对安定团结的局面造成很大的危害。因此,必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坚决打击和分化瓦解各种破坏安定团结的势力。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全国人民的愿望。需要向广大人民群众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动员和组织他们自觉地、积极地行动起来同各种破坏安定团结的势力进行有效的斗争。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了30多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纠正了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对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端正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进一步搞好经济调整、更好地发展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