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一说：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窃国者侯窃钩者诛。政治角逐、战争冒险，最大的错误不过是失败。亡国之君，夏桀殷纣，钉上历史耻辱柱；开国英主，商汤周武，百代以下备受钦仰。秦始皇创建帝国不料二世而亡，焚书坑儒、长城筑怨，被口诛笔伐至今；清兵入关，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碧血未干墓草未覆，亿万民众已在山呼康熙皇帝万岁万万岁。道德评判或历史裁决，其严肃性和权威性又在哪儿呢？
然而，经历了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的苦难磨炼的全球民众到底日渐进步、日渐明智起来。人们不要弱肉强食，否决优胜劣汰，公理和正义的旗帜迎风飘扬，和平与进步的号角响彻环球。举其大者，凶悍的伊拉克鲸吞科威特之强盗行径便受到武装干涉，仿佛吞噬了小鸟的毒蛇在皮鞭抽击下不得不吐出腹中美味。小事一桩，则有印第安人门楚女士呼号奔走多年，申雪家人民族被迫害的冤仇，竟尔获得诺贝尔和平大奖。即使是曾造成中世纪黑暗的罗马教廷，数百年之后也能洗心革面，勇于代前人受过，重翻历史旧案，为伽利略恢复名誉。
历史早已逝者如斯夫。重新评判旨在当今。在人类文明的途程中进化了的新世纪主人乐于塑造自己的崭新形象。而中国历史悠久漫长，与之相伴生的文学史学典籍汗牛充栋，我们的历史研究和文学史撰着面目如何？学富五车的高级教授，堂而皇之的高头讲章，有什么新鲜货色拿来上市？如果中华民族的历史之悠久不输于世界上任何民族的话，那么作为悠久历史滋养至今的当代国人乃至国人中专司文史研究的学者通人，有没有无愧历史的研究？有没有自立于当今世界民族之林的学术境界和文化眼光？有没有超越前人的见识？有没有启范后学的建树？
先是在1984年春，我考入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读书深造，既而又于1986年秋转插北大中文系作家班。表面的原因，似乎为着求取文凭，而文凭对卖文为生的作家不值一张手纸钱；内心之向往，则在于开一回眼界，长一截见识。鲁迅文学院教书原非其所长，延请许多教授来作讲座式的教学，难有什么系统。读书听课，难免充耳皆是老生常谈。嚼了数十年的老棉花套子翻出一套又一套，这也罢了。及至进了北大作家班，心中自然存了许多敬畏、怀了不少向往。虽然过了读书的年龄，但也抱定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态度，听若干高论在耳中，也不枉胡子拉碴荣幸地作一回北大学子。
且说课程中安排了唐代文学，有着名教授袁行霈先生讲授。先生风度娴雅，才华过人，声腔浑厚，板书漂亮，全体女学生以及大部分男学生都爱听先生的课。包括先生的为人品格，大家无不钦佩；包括我们毕业时袁先生向大家赠言“唯俗不可医”，同学们无不谨记在心。然而，也许是天性爱挑毛病吧，听过了几堂课，我却渐渐有些失望了。堂堂北大，着名教授，前有建校数十年学术自由之风气熏染，后有思想解放运动以来种种新思潮之推动，学术体系之陈旧、立论纲鉴之因循，达到超乎想象的地步！
讲元稹的《会真记》，作为唐宋传奇中如许瑰丽的篇章，格外强调男主角张君瑞的始乱终弃；讲杜甫的着名诗篇，则突出分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等连小学生都听腻了的个别句子，不厌其烦重复阶级压迫、贫富悬殊的陈词滥调。余生也晚，不可能有机会聆听世纪初荟萃北大的大学者们的教诲，不知那时的文学史是如何样子的一个体系。而面对丰厚的文学遗产，一味寻章摘句以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注脚，这样的说教我却是从读小学就听得腻腻的够够的了。
抛妻别子，进京赶考，原来还是这一套！能不令人失望、灰心、懊恼、气闷、三尸暴跳、七窍生烟吗？
中国古来并无文学史之类课程，正如从不曾有逻辑学、修辞学、叙述学，读书人是在读范文中学会了作文，在通读古来文学作品的基础上把握了文学史。西学东渐，专设课程文学史，洋为中用，或无不可。从此方便了教授们着书立说、评职称、得学位，也方便了学生们鹦鹉学舌、照本宣科、应付考试、求取文凭。
教授们果真开山立宗，自成一派，文学史研究领域也算不无建树。生搬一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所谓革命学说体系，武断地以此体系去肢解割裂完整的历史，省事固是省事，安妥也算安妥，从实际出发再得出结论的唯一正确研究方法便也本末倒置。农民起义失败，就说是历史之局限；农民起义成功，则说是被地主阶级窃夺了胜利果实；如此信口雌黄，哪里还有半点研究的学术性、哪里又有一丝治学的严肃性！
汉人而唐人，大汉风范、盛唐气象，这些常说的话是怎么来的？汉也唐也，那是华夏民族历史上最辉煌、最富朝气的朝代。丝绸之路打通欧亚，中央帝国的势力影响远达葱岭以西，驱逐匈奴，统领西域，文治武功，直达巅峰。无盛唐气象，必无唐诗之极大繁荣；汉赋唐诗博大雄浑，也必然地反映了当年盛极一时的社会主导风貌。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唐代边塞诗中出现这样的句子，何其壮美！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没有开拓疆界开发蛮荒的伟业，上哪儿去营造这般瑰丽的意境？令人堵心气闷的恰恰是战士死生、美人歌舞这一千古难得的奇丽诗句，被断章取义当作口实，拿来做了“阶级压迫”的图解工具。横里比较，世界上据说是有三分之二人民未解放；竖里追溯，数千年文明史一片黑暗。唯有国朝河清海晏、国泰民安，独是吾皇万岁万万岁。如此玷污历史，学者教授从旁喝彩，丝毫不脸红吗？
唐代着名边塞诗人高适的《燕歌行》，历来有研究家论证是指斥讽喻当时的一场始胜后败的战役的。作者不满阿功邀虚的官场现实，有感而发，自然十分可能。或者说，以诗议政，贬责时弊，说明作者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同时，也说明了当年创作环境之活泼自由。而一代大诗人的产生，他的创作风格之建立，必然依赖了那一时代；他的诗歌风貌，字里行间流露的气韵，反转来也必然地折射着那一时代。高适的诗是奇伟壮美的，我们说有唐一代中华民族曾经是奇伟壮美的大约不为牵强。
即便是“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这一被寻章摘句老雕虫随意曲解的句子，我的解读也偏于壮伟。
设想两军阵前，鼙鼓动地、杀声震天，马鸣风嘶、大旗落日，杀强寇何惧马革裹尸，建功立业舍我其谁？忘我搏战，一往无前，那是何等壮观的场面！最为妙绝者，有美人劳军于帐下，轻歌曼舞，身姿袅娜，银喉婉转，长袖飘逸。军前和帐下，壮美与幽雅，两相辉映。前方有健儿，美人歌舞能不轻松；背后有美人，军前战士哪个又不是呼啸搏击舍死格斗？能想象有战士畏缩不前，背后中了敌伤吗？能以为美人颦眉蹙额以泪洗面吗？那样想象，是对一个正当盛年自信满满的民族的侮辱！
高适当年创作《燕歌行》的目的主旨也许在于抨击现实，他的因时代而形成的创作风格却透露出了别样的消息。唐人的自豪刚健的形象呼之欲出，强盛的大民族独步天下的气概直透纸背。这是宋代以后苦吟“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士子们能够企及的吗？
作为诗歌，它所包含的信息量是很大的。《燕歌行》千百人读，也许便有千百般解。我又安敢以一己之解为正解而否定他人之解。不过，如同所谓的红学家把贾正责打贾宝玉也要曲解为“阶级压迫”一样，“以阶级斗争为纲”来统御文学史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却流毒甚广，遗祸不浅，为害颇烈。数十年奉为圭臬在大学讲堂上扩散传播，却是十分可怕。由大学而中学、由中学而小学，教而学之，学而又教之，牵强的甚或是谬误的论调一传再传，这难得不该深为反省和检讨吗？政治高压和舆论一律的残酷现实，使学术自由成为空话与梦想，这倒是不止北大教授、不止袁行霈先生都曾经为之痛心疾首。然而，因循日久，谬误就果然成为真理了吗？我的这一则《今古奇谈》因而到底不得不发、不吐不快。
《燕歌行》结末两句曰：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莫非唐人也好赞颂古人的吗？这个毛病反正我有。
每读边塞诗，恨不曾生于大唐。
每读北大史，恨不曾二十世纪上半叶就读于斯。
三郎拼命何猖狂
弘扬民族文化，这口号近年甚为响亮。究其实绩，无过乎权力部门和有关媒体对国粹京剧的扶持。我原本喜欢中国古典戏剧，可以大略知道成百折戏文而能够背诵十数台戏剧的唱词乃至念白。当然，如鲁迅先生之喜欢社戏，我更为喜欢的也是地方化、民间化的戏剧及其露天野台的演出方式。这且存而不论。电视的普及使一般家庭取得了有如观赏“堂会”似的奢侈的方便，因而我不免经常欣赏电视上的戏曲节目，尤为关注各种名堂之下的大赛。
因而，注意到荧屏上参加大赛的一折表现女鬼索命《捉张三》的绝妙戏文。
《水浒》小说中，原有宋江杀阎婆惜一段故事。改编为戏剧，则有着名的传统戏文《坐楼杀惜》。宋江杀人，只因梁山强寇写来密信不慎被阎婆惜截获，好比“文革”当中怀有异心的妻子窃夺到丈夫的反动日记要去告密。与其自己杀身之祸临头，不如干脆杀人灭口。这也罢了。但说书人首先就将这阎婆惜写成一个通奸卖淫的女人。奸夫淫妇，官家要杀，替天行道的英雄好汉更要积极主动来杀。何况这女人坏上加坏，卖淫之外还要告密。如此，孝义黑三郎之杀人就显出了辉煌与正义。读书至此，读者击节赞叹；看戏到这一折，观众更其轰然叫妙。
大家屠杀的欲望至此获得了宣泄的满足。然而，《水浒》书中竟是百密一疏，虽是杀掉了可恶的淫妇，却不曾将那偷香窃玉的奸夫小白脸张三郎作一了断。惯于以笔杀人来替天行道的文人学者岂肯善罢甘休，哪里吃得下饭睡得着觉。于是编撰了阎婆惜的鬼魂前来索取情夫性命的好戏，非此难称功德圆满。复有历代演员艺术家精心琢磨表演技法，必欲精益求精、青出于蓝。于是，阎婆惜鬼影飘忽、鬼声凄厉，张三郎投环上吊血舌翠面，现代灯光布景的舞台上呈现给亿万观众一个极其恐怖、令人毛骨悚然的精彩场面。表演艺术家微笑谢幕，现场观众掌声如雷，资深评委严肃亮分，公证官员尽职监督。艺术因而繁荣，京剧因而振兴，民族文化因而弘扬，精神文明因而建设。谁能说创作表演缺少自由呢？谁敢说百花未曾齐放呢？
比之于宋江杀惜，武松杀嫂更要着名得多，也精彩得多。说书人有专说“武十回”的，表演家也有格外擅长妆演豪杰武二郎的。盖叫天先生因而号称江南活武松，名声煊赫不亚于袁世海号称活曹操、叶盛兰号称活周郎。奸徒恶霸西门庆伙同王婆、马泊六策动淫妇潘金莲杀害武大郎，真个罪不容诛，所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那潘金莲或有命运悲惨、情义无价、追求解放、冲破禁忌种种可圈可点之处，谋杀亲夫到底令许多惯作翻案文章的学士通人百口难辩。武松始而告官诉诸法律，无奈官场黑暗门难进而脸难看，继而才不得不手刃仇雠，便也合乎情理。合于情理，到底还是艺术本分。
而比之于武松杀嫂，拼命三郎石秀杀嫂更其精彩怪异得多，也悖于情理得多。不写一则今古奇谈不足以揭示其精其彩，不抒发一通议论为这丧心病狂的拼命三郎把把脉，算我反而有病。
石秀绰号拼命三郎。街头卖柴时路遇杨雄被一群无赖围攻，因而扑上助拳，石秀出场之初有点拼命的样子。除外，整部《水浒》中，唯有营救卢俊义时“劫法场石秀跳楼”才又有石秀的一段功夫片上演，但也仅说是杀人如砍瓜切菜而已。这个位列三十六天罡的人物，光辉不甚灿烂。石秀给读者留有深刻印象，值得我们为他花费笔墨进行心理分析诊断者，恰恰在于他的杀嫂。
《水浒》全书故事进展到“三打祝家庄”前夕，中间插入杨雄、石秀包括时迁上山入伙一段情节。交代这几个人的来历，安排几页文字插叙倒叙，无可如何。而十分过细地描写和尚裴如海与杨雄老婆潘巧云偷情成奸，至少在结构上讲是相当累赘了。就其偷情成奸的内容而言，历来俨然人面的大教授评论家乃至德高望重的大作家老前辈，都爱指责一句“自然主义”。其实，自然主义究竟是什么，许多人根本解释不来。凡是多少涉及了两性纠葛有些许床上镜头者，一律名之曰自然主义，这一主义给我的感觉就是一根大棒。这根棒子我们先将它立在墙角，冷落它一阵。单说和尚偷情与女主角勾搭成奸一段枕头戏，平心而论写得也还引人。奸情的进展由一个不相干的小叔子细细从旁窥看的角度加以描写，石秀料到一分两分直至十分光景，渐次揭开奸情的同时也渐次入木三分地勾画出好汉石秀那性窥探者的面目。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的高超技巧与才华功底。
且说石秀出场街头助拳，他相助的是当牢节级看守所长，而不是饱受官法摧残的街头痞棍，我们能说石秀不聪明吗？助人为乐之后，也未曾不留姓名仅仅回家写日记，当场他就结拜了兄弟，搬进杨雄大哥府上再不必叫卖柴火，这一通拳脚可就打出多多的利润来了。如此之拼命，我们也干得；这样的好汉，我们也当得。
再说杨雄号称病关索，却不知是哪儿有病。在牢里经常值夜班，下班后偏又喜欢打熬功夫不怎么亲近女色。不近女色何不干脆打单身？却是耐不得寂寞还专要娶一房年轻貌美、天性风流的老婆。娶了她偏偏不去亲近她，岂不是有病！以皇帝老儿为首，有钱而有权便要尽可能多地去占有女人，好比不惜巨资收集古玩名画的富豪。但古玩可以把玩甚至锁进保险柜不玩，名画能够独自观赏甚至如同李世民一般将兰亭帖随他葬入陵寝，反正不许他人觊觎；而女人毕竟不是一件古玩砚台鼻烟壶之类，兼有七情并六欲。比如这杨雄的老婆，嫁了一个黑了上班明了练拳的汉子，练得肌肉饱绽健美比赛得冠军，这冠军不和她上床只是担个名分足以阻挠她与别人上床，这女人还不够倒霉吗？更其倒霉的是那病关索自己当看守所长还不放心，又从大街上领回一名眼线干脆把暗探摆在家中。这暗探年轻力壮眼睛贼亮亮地喷火，偏生只爱偷看女人裙底双钩后腰前胸，色胆如豆顶多夜里失眠来一番意淫。潘巧云碰上这样一对子天罡星，不给逼疯了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