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明精细，看重利益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背景，造就了“十里洋场”的辉煌，造就了独具魅力的上海商人群落。历史的恢宏大气为上海人争得了骄傲和自豪的资本；与此同时，上海人又过于死抠，这似乎与大气派、大模样形成了背反。在外地人眼里，上海人就是一群“门槛精”。在日常生活中，上海人常常为了一点点小利益而斤斤计较。在生意场上，上海商人更是行家里手，既识货又明理，又敢于和善于据理力争。
然而，上海商人就是在这种‘臂反”中创造着辉煌的业绩。
1．精明自负，做生意死命的抠
精明精细，是上海人给全国人民留下的“美好”印象。传统中国人“轻利重义”，讲究大方豪爽，但经商做生意则讲究精打细算，斤斤计般，精心如心。经商传统的磨练使上海人在传统的中国人之中显得独树一帜。
早在20世纪初，上海的买办便造就了一批精明干练的企业家精英分子。当时，一批批上海人成为外商的打工者，一些上海人成为专为外商跑生意的买办，上海的商业环境便使这一批批与外商天天打交道的上海人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上海独特的商业素质和商业文化，这也是上海人精明的商业意识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强化力量。如今许多台商到大陆做生意，对上海人的评价常常是“太精了”。
1905年，上海商人、大世界的创建者黄楚九在其法租界汉口路的“中法药房”推出保健口服液“艾罗补脑汁”，药瓶的商标上印着洋人头像，标着“Dr.T.C.Yale”字样，暗示此药为洋博士所制，并附有英文之功效说明，一时销售供不应求。不料，有一个外国盲流找上门来，自称是艾罗（Yale）博士之子，指出黄楚九侵其父专利权并以此牟利，要跟黄楚九对簿公堂。黄楚九是何等精明的商人，立即公开认错，广泛宣传，付专利费数千元，变敲诈为做托，大炒一把，使其“艾罗补脑汁”销路广开，上海人的精明，在黄楚九身上可见一斑。黄楚九开辟的大世界就不必说了，它是乡下人逛上海的必去之地，如同外省人去北京一定要游颐和园一样。
在上海这座城市，你处处可以发现精明、聪明过度的现象。上海人的精明，反映在日常生活中，既包括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更包括对个人权益、利益的维护。该得到的，他们一分也不让。这使得上海人常常为一点点小利益而斤斤计较。在生意场上，上海商人都是行家里手，既识货又明理，并敢于和善于据理力争；上海人的钱不好挣。为此，韩国的一家报刊称：“上海人都是经济里手……外国人很难从上海人口袋里掏出钱来。”
实际上，上海人的精明和仔细也是长期的艰难生活条件“逼”出来的。1949年到1976年近30年间，上海普通居民住的石库门是个什么样子？几乎没有一家人有完整的石库门房子，典型的“七十二家房客”的状态。1949年以后，一套石库门里今天塞进来几家，明天塞进来几家，塞到1976年，一套石库门房子住进了30多家。大家共用过去一个家庭使用的厨房，各种问题就出来了：嘈杂的环境，堆满什物的狭窄楼道，摇摇晃晃的地板，刺鼻的煤饼味或煤气味，光线暗淡的会客厅，局促的亭子间，挺不起腰的三层阁，满是油烟的厨房等等。厨房会有几十个灯头，几十个开关。计划经济时代的艰难生活，不仔细和精打细算行么？当然，今天上海人的生活条件今非昔比，但精打细算的特质依然如故，只是转到了生意场上，变成了经商的精明。
谈到上海人的精明精细，不仅外地人深有此感，连上海人自己也直言不讳，但他们有自己的不同见解。
曾在《城市季风》一书中对比北京人和上海人的杨东平，也是上海人。他认为上海人的精明，包含了精明、精练、精致、灵活、聪明，但在它略含贬义的词义中，实在是指一种基于利益算计的过分的聪明。精明不是一种价值，而是一种素质。对上海人而言，这是在近百年的商业社会中磨砺陶冶出的一种生存能力。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未经算计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它要求每个人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调动各种手段，发挥各种技巧，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个人的智力资源，以取得个人的最大利益。
和旧时那种敢做敢为、吹牛夸口的“海派习气”相反，新流行的“海派”语言很多是嘲讽这种习气的，如“损浪头”、“开大兴”、“做冲头”。因而，精明或“门槛精”作为一种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容易滑落到一种以顺应为主的品格，所谓不当“冲头”、“好汉不吃眼前亏”是一种精明。或者叫“识相”；而乖巧、圆滑、媚上，见风使舵，也是一种处世的门槛。
长期生活在上海的著名作家余秋雨，在《上海人》一文中，也深刻地分析了上海人精明精细、严谨认真的心理品性形成的由来。他认为，上海人的这一特点、“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济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一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请上海人办较为合适。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肉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陪着一位外地朋友来显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东方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会认为，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乐意住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如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其实，中国南方商人（如广东商人、江浙商人等）的精明也是有口皆碑的，但是，作为区域整体人群的文化心理素质，上海人整体上被人们认为精明之至，精明已经成为上海商人人格的组成部分。可以说，上海商人的精明是骨子里的。
因为太精明，上海商人做生意很有眼光。但是，由于太精明，上海商人大都十分谨慎小心，他们会注意到太多的细节。在做生意谈判之前，他们多半已事先调查了解好了市场行情、谈判对手情况等。他们的谈判多半是在有了充分的准备之后才进行的。因此，与上海人做生意，常常会因个别小问题争论不休，时间拖得很长，使人们常会感到跟上海人做生意很累。因此，与其做生意时必须要有充分的耐心。
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认为，外地人不愿意和上海人做生意，主要是嫌上海人小气、精明，但是上海人履约程度高，他们守规矩，法制观念强，不像北方有些地方的人，喝起酒来乱侃胡吹，听上去很热情，过后什么都忘了，说话算数的约束力很差。杨东平认为，上海人的精明有进取和退守的两个方面。前者以智取胜，知大局求大利；后者算小账图小利。外地人关于上海人“精明不聪明”的议论，主要是指上海人难以合作，往往锱铢必较，因小失大。
有人抱怨说，上海人“很挑剔”，有点“吹毛求疵”和“鸡蛋缝里挑骨头”的意味，言下之意是不欣赏。人们只看到上海的主妇们，在菜市场与小贩们砍价，斤斤计较，买东西时挑选半天，认真到了极点，很有耐性。上海人买菜，都是算计好的，每次只买“一点点”，正好够吃。凡此种种，让外地人觉得上海人太琐碎，太小家子气，有浓厚的“小市民气质”。
但是人们没有意识到，正是这种挑剔的观念和眼光，使上海的工人成为全国素质最高的技术工人和技师，有大批上海师傅被全国各地的企业高薪聘请做技术顾问。也正是这种挑剔眼光和认真态度，使得长期以来上海产品的质量一直过硬，为全国人所喜爱。
所以，有人开玩笑地说过一句话：“上海产品质量过硬，上海的主妇们有一半功劳。”的确，没有她们的不断挑剔，就不会有产品质量的不断改善和提高。
同时，上海人的自负是众人皆知的。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说：“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看上海人。”这话大概就是对于上海人的自负的一点感慨。上海人的自负感，源自上海在中国首屈一指的地位，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上海对全国工业贡献最大，尽管上海的人口也最多，但是，全国人民都认为上海人工资高，是有钱人，上海人也以此为傲在良好的自我感觉之中，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在上海，“外地人”这个概念显然带有贬义，或者带有对其文化不以为然的意思，起码也表现了上海人的一种文化优越感。有人戏称：“在北京人的心中，外地人都是小地方的人；在广州人的心中，外地人都是北方人，而在上海人的心中，外地人都是乡下人。”因此在上海，能操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就像获得当年租界的领事豁免权，又像今天推行的银行金卡，将会获得众多优惠。这使得上海人以自己的身份为荣，不愿离开上海，人称的“恋沪癖”成为上海人的一种文化心理特征改革开放后，上海发展更快，上海有强大的工业技术基础，全国最高的人才素质及富有传统的工商金融文化意识，上海成为中国的一颗“东方明珠”
上海人因为自信而生的自负，在生意场上，表现为他们对自己提出的做法坚信不移，认为自己的想法、主张是顺应自然，合乎逻辑的，所有的人都应赞同，不愿让步。一位美国商人说：“上海人除了有中国人通常在与外国人交往中所有的那种‘中央大国’的自大外，还有一种傲慢心理，即他们觉得不需要外国投资者。”而中国其他各地商人感觉在上海，好像带来的不是钱而是讨饭碗，个个架子十足，恨不得让你磕头作出乞求。每次做生意，上海人都死命地抠，抠得你无利可图。这种生意谁肯做。
上海人这种自傲自大，招致了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反感，生意场上，外地人对上海人真是又爱又恨。
2．商战硝烟弥漫上海滩
中国近代商业精英云集上海，使他们在大上海各展雄才大略，各占地盘，从而使得大上海的商战十分残酷。正是这种历史背景使得上海商人个个都善于商战。
凡事都有短长，上海人有做大事、创大业的主流倾向，但电有锱铢必较，行商过分小气的一而。事事锱铢必较，是短处也足长处，自幼生存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环境中，这使上海人更懂得怎么通过竞争维护自己的利益或取得利润。
上海这种商业竞争的传统，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形成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市场虽尚小成熟，此时的商业竞争却十分残酷。洋商与洋商之间、上海商人与洋商之间、上海商人之间，竞争都十分激烈。其竞争手段、激烈程度都给人以震撼。上海，商家必争之地，谁能立足上海，就意味着谁拥有财富。
近代上海商人给今天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莫过于商战，他们不仅和外商竞争，同胞之问的竞争也十分激烈，甚至十分残酷。上海著名的“协大祥”与“宝大样”布店的竞争更是你死我活，激烈异常。
上海著名的“协大祥”棉布店，从它开业时就采取全新的经营方式——明码标价、开架售货，一反原先棉布店暗码暗价，随意更换价格、看客下菜的陋习，使企业声誉大振，同时，又实行商品保退保换制度。
协大祥的新颖举措很快在全上海同业中掀起激烈竞争，特别是与直接竞争对手“宝大祥”的剧烈竞争更是你死我活，激烈异常，结果不是两败俱伤，而是共同发展。
1924年7月，双方新房落成，宝大祥抢先一天开门，协大祥迟了一天。宝大祥开业之时，小东门外大街上所有的洋布店，均以大减价作为竞销方法，在店堂内悬灯结彩，有的还在门口装上电灯牌楼，有的在报纸上刊登巨幅广告，招揽顾客，只有协大祥经理不以为然，认为与其花大钱做广告，不如把广告费便宜给顾客，于是普遍降价，还把几种名牌货亏本卖出，使顾客得惠而替协大祥做广告。
宝大祥开张时，以足尺加一为口号，但开业不久，业务仍不敌协大祥，就把足尺加一改为足尺加二来竞争。而协大祥先以老牌自居。以为信誉卓著，按兵不动，但到1926年，宝大样在协大祥对面开设宗大祥南号，1927年宝大样南号又把店基扩大至五开间门面，协大祥业务受到极大影响，协大祥不得不把足尺加一改为足尺加二，同年，宝大祥又在协大祥西边开设宝大祥西号，与南号一起，常以大减价为号召。三面夹攻协大祥。协大祥不甘示弱，也大竖旗帜，上书“价廉物美”字样，悬挂于马路中间示人。刹时间大街上旗幡招展，蔚为壮观。由于两家紧临，双方大旗常被风吹卷在一起，于是，在各自的旗杆顶上，都悬挂了利口剪刀，以割破对方被风吹过来的旗子，时人称“尖刀相会”。因此，双方都备有多面新旗，以备随时换用，这种不太文明的竞争方法成为当时一景。
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这场商战，不仅在上海。甚至在中国现代商业史上也十分有名，至今还被看成是市场竞争的经典案例。
至20世纪末，上海人在全国范围内骤然引发的一场“保暖内衣”之战使人想起半个多世纪前两家“大祥”商号的商战遗风。
1996年，俞兆林发明了导温保暖复合绒，并将这一发明应用在内衣中，于是在1997年的电视广告中，天天可以见到一则以“亲情诉求”为内涵的广告，向国人推销“俞兆林”系列保暖内衣。紧接着，上海又崛起了两家保暖内衣巨头——“北极绒”和“南极人”，广告也铺天盖地，商战自此拉开帷幕。众多企业加入了这一行列，并联手合耍了一记阴招，重拳出击“俞兆林”的死穴——隔层膜。大肆宣扬“俞兆林”的质量问题。一时群雄大乱，最后纷纷降价，争夺市场。2001年事态升级，“北极绒”和“南极人”相继进军羽绒市场，“俞兆林”也随着跟进，在新领域里重燃“烽火”“南极人”率先发动广告战。随之而来的是“北极绒”率先生产鹅绒服，一举打破了羽绒服行业鸭绒一统天下的局面。众多鸭绒厂家又顿生愤怒，群起声讨，从质量上动摇鹅绒服，从此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鹅鸭之争”大论战：直到渡司登公司跟进生产鹅绒产品，一场关于”鸭好”还是“鹅好”的争吵才归于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