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帝七年（前188）八月，惠帝死，无子，吕后乃取惠帝宫人幼子，谓为惠帝子，杀其母而立为帝，吕后临朝称制。高后元年（前187）冬，吕后议欲立诸吕为王，征询右丞相王陵意见，王陵回答说：“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⑦吕后不悦，又问左丞相陈平、太尉周勃。陈平、周勃回答说：“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⑧吕后喜。罢朝后，王陵责备陈平、周勃不应违背刘邦誓言在吕后面前“阿意背约”。陈平、周勃说：“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刘氏之后；君亦不如臣。”⑨十一月，吕后拜王陵为少帝太傅，用明升暗降之术，夺去王陵相权。遂以左丞相陈平为右丞相；以其亲信审食其为左丞相，令监宫中，如郎中令，公卿奏事皆通过审食其作出裁决。然后又布置党羽，培养亲信，乃大封吕氏，立兄子吕台、吕产、吕禄及吕通（吕台之子）四人为王，封诸吕凡六人皆为列侯，追尊其父吕公为吕宣王，兄周吕侯为悼武王。同时还封其所爱后宫美人之子强为淮阳王，不疑为常山王，山（《汉书·高后纪》作弘）为襄城侯，朝为轵侯，武为壶关侯⑩。在一切布置停当之后，乃开始向诸侯王进攻。高后七年（前181），吕后先后杀赵王友、共王恢及燕王建子，而以吕氏代之。
吕后称制凡八年。当病笃时，为了实现其生前未能完成之计划，又作了一番最后安排：任命吕禄为上将军，居北军；吕产为相国，居南军。并郑重地告诫吕产、吕禄说：“高帝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为防范拥刘大臣夺取中央政权，吕后叮嘱吕产、吕禄要“据兵卫宫，慎毋送丧”，言罢死去。
吕禄、吕产专兵秉政，自知违背高帝誓约，恐为大臣及诸侯王所杀，因图谋作乱。其时，刘悼惠王子朱虚侯刘章在长安，其妻为吕禄之女，因得知吕氏阴谋。刘章恐事发牵连自身，乃秘密派心腹告知其兄齐哀王，欲使其发兵西向，刘章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为内应，诛杀诸吕而立齐王。齐王乃与其舅父驷钧、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阴谋发兵。可是齐相召平反对，竟发卒围王宫。魏勃诓召平说：“王欲发兵，非有汉虎符验也，而相君围王固善。勃请为君将兵卫王。”召平信以为真，魏勃既掌握兵权，遂指挥部队包围了相府，召平被迫自杀。于是齐王以驷钧为相，魏勃为将军，祝午为内史，征发国中全部人马，诛讨诸吕。同时，齐王又使祝午东向欺骗琅邪王（刘泽）说：“吕氏作乱，齐王发兵欲西诛之。齐王自以儿子，年少，不习兵革之事，愿举国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将也，习战事。齐王不敢离兵，使臣请大王幸之临菑，见齐王计事。”琅邪王相信祝午之言，乃西行见齐王。齐王因而扣留琅邪王，而使祝午征发琅邪国全部兵马，与其本部人马合兵一处，统领西进。琅邪王向齐王建议说：“大王高皇帝嫡长孙也，当立。今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泽于刘氏最为长年，大臣固待泽决计。今大王留臣无为也，不如使我入关计事。”齐王同意，乃备车送琅邪王。齐王遂率兵马西攻济南（吕氏封地），并致各诸侯王书，列举诸吕罪行说：“诸吕擅自尊官，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矫制以令天下，宗庙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吕产、吕禄闻齐王兴兵，乃遣大将军灌婴领兵迎击。灌婴进至荥阳，乃与部下计议说：“诸吕拥兵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今我破齐还报，此益吕氏之资也。”乃驻兵荥阳，派使者通知齐王，欲与连合，等待吕氏有所举动，即共同发兵诛讨。齐王得报，乃还兵西界待时进讨。
太尉周勃因诸吕擅权，不得掌管军队，乃与丞相陈平商议：曲周侯郦商老病在家，其予郦寄与吕禄友善，可令人劫持郦商，然后令其子郦寄去至吕禄住所，劝其之国守藩（吕禄封赵王），“归还将印，以兵属太尉；请梁王（吕产），归相国印，与大臣盟而之国，齐兵必罢，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吕禄准备接受郦寄建议，欲归还将印，同时将此事告知吕产及诸吕老人，诸吕意见不一，吕禄同郦寄一起出外游猎，中途路过其姑吕媭住所，将上述决定告知吕委，吕媭听后大怒说：“若为将而弃军，吕氏今无处矣！”于是尽将其所藏珠玉宝器投掷堂下，说：“毋为他人守也”。
是年九月，平阳侯曹窋（zhuó茁，曹参之子）代行御史大夫事，前往面见相国吕产议事。适值郎中令贾寿使齐归来，尽告灌婴与齐楚联合欲诛诸吕情状，因责怪吕产说：“王不早之国，今虽欲行，尚可得邪？”乃催促吕产迅速入宫。曹窗听后，将贾寿与吕产谈话驰告陈平和周勃。周勃欲接管北军，但无天子符节，不得人。时襄平侯纪通为符节令，乃使周勃诈称天子之命进入北军。周勃又派郦寄和地客（九卿之一，掌宾客朝觐之事）刘揭劝说吕禄“急归将军印辞去，不然，祸且起”。吕禄以郦寄为好友，不会欺骗自己，遂解下印绶付与典客，而以兵权交给太尉周勃。周勃进入军门后，向全军发布命令说：“为吕氏右袒（脱衣袖而露肉也），为刘氏左袒。”军中将吏皆左袒，表示拥护刘氏。周勃因得掌管北军，成为北军的真正统帅。当时南军尚在吕产手中。丞相陈平乃召朱虚侯刘章协助周勃。周勃命令刘章监守军门，令曹窋通知卫尉，不许吕产进入殿门。吕产此时还不知吕禄已离开北军，欲率兵进入未央宫作乱，为卫殿武士所阻，徘徊不得入。曹窗将此情况急告周勃，周勃尚恐不胜诸吕，未敢宣布下令讨伐。便急遣朱虚侯刘章立即入宫保卫少帝。刘章率兵千人，进入未央宫掖门（旁门），望见吕产在廷中徘徊。等到申时（下午三至五时），挥兵向吕产进攻，吕产退走，值天空大风骤起，吕产部下慌乱，无心战斗，刘章追杀吕产于郎中府吏厕中。
刘章已杀吕产，少帝命谒者（郎中令属官，掌宾赞受事）持节慰劳刘章。刘章欲夺节信，谒者不肯，刘章乃与谒者同乘一车，因节信驰入长乐宫，斩长乐卫尉吕更始。然后回到北军，向太尉周勃报告。周勃拜贺刘章说：“所患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遂遣人分头尽捕诸吕男女，不论老少全部诛杀。吕禄被捕斩，吕媭被笞杀。然后周勃又派刘章将诛杀诸。吕满门事告知齐王，令其罢兵回藩。灌婴亦从荥阳撤兵回朝。诸吕之乱至此彻底平定。
注释
①《汉书》卷九七《外戚传》上。
②《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③《汉书》卷一《高帝纪》下。
④⑤⑥《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⑦⑧⑨⑩《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八年。
《史记》卷五二《齐悼惠王世家》。
《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八年。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汉书》卷三《高后纪》。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文景之治
出于秦朝统治的残暴和秦末连年战争，西汉建国之初社会经济凋敝不堪，史载当时“白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①。汉高祖采用道家“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实行“与民休息”的无为政治。惠帝、吕后时期（前194—前180）丞相曹参沿袭萧何辅佐汉高祖的成规，“举事无所变更”②。到了文帝、景帝时（前179—前141）继续“与民休息”，使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文景之治”。
刘恒，刘邦中子，高帝十年（前196）立为代王。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人平定诸吕叛乱后，为了恢复政治局面的稳定，宗室大臣们经过反复慎重谋议，决心迎立“仁孝宽厚”的代王为帝，是为汉文帝，“天下诸侯万民皆以为宜”③，可谓是众望所归，刘恒在位凡二十三年。刘启（前189—前141）文帝太子。公元前157年即位，是为汉景帝，在位十六年。
汉文帝即位后，结束了诸吕篡权所造成的混乱状态，在高、惠着力恢复农业生产，安定社会秩序的基础上，采取“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措施。
一、减免田租算赋。秦时，收大半之赋，文帝实行“减省租赋”④。文帝前二年（前178）和前十二年曾两次实行减收“今年田租之半”，即由汉初的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从文帝十三年以后直到他死前的十一年间，又下诏完全免收田租。景帝元年，复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税一；并明文规定田租为三十税一，以后相沿不变。文帝时，算赋（人头税）也由每年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
二、减轻徭役。文帝二年下诏“务省繇（同徭）费以便民”⑤，把原为一年服役一个月，改为“三年而一事”⑥。同年诏令列侯之国，因“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令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国，可减轻关东漕送京师之苦。又可减少地方徭役、卫卒。景帝二年（前155），又将秦时十七岁傅籍为公家服徭役的制度改为二十岁始傅（著于《汉律》的傅籍年龄为二十三岁，是武、昭时事）。
三、提倡节俭。史称“孝文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饰，无所增益”⑧。“损食膳，不听乐”，⑨，欲建一座露台，召来工匠估算，需用黄金一百斤。文帝认为“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⑩！遂取消营建计划。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平时身着黑色厚缯，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
四、重农抑商，人粟拜爵。文帝对发展农业生产非常重视，曾经多次发布诏令劝农说“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道民之路，在于务本”，“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治理国家没有比它更重要）。具体办法是“驱民地着”，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严格户籍制度，不许迁徙。同时实行贵粟政策来打击商人、高利贷者对农业经济的破坏。他接受政治家晁错“贵粟”的主张。为了提高谷价，不使谷贱伤农，晁错向文帝提出“人粟拜爵”的建议，准许富人（主要是商人）用粮食换取国家的爵位。晁错认为，这一办法实行后，边境和郡县的积粟（粮食储存）都可以得到充足保证，这样就有条件免除天下田租。人粟拜爵办法的实行，使农民的处境可以暂时得到改善。
五、平狱缓刑。在恢复经济的同时，“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施行“约法省禁”的政策，废除了一些沿袭秦律的严刑苛法。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者处死，轻者没人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元年下诏废除。又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其少女缇萦上书曰：“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联接），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妾愿没人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文帝怜悲其意，下令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时又减轻笞刑。文帝时许多官吏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但责大指，不求细苛，因此有“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措之风”，及“平狱缓刑，天下莫不说（同悦）喜”，“犯者寡”之说。
大猩猩六、改革吏治，任用贤良。文帝主张用廉者、长者为吏，从中央到地方，从大臣到一般官吏，多用长者廉者为吏。文帝时大胆起用有胆识、有能力的新人，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对张释之、周亚夫的任用。张释之，初以赀为骑郎，十年不得调。后因论述“秦失汉兴”显出其政治见解；面折廷争，执法不阿显出其政治品德而受到文帝赏识，被提升至廷尉，成为“天下名臣”。而周亚夫，原为河内守，为防备匈奴被任命为将军驻军细柳。文帝劳军时，见其治军严明，赞叹为“真将军”，临终还对太子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不出文帝所料，景帝时吴楚七国叛乱，即由亚夫平定。文帝还广泛吸收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参与管理政事，他即位第二年，即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以后又诏举贤良文学士，并亲览对策。他还防止宠臣弄权和外戚掌权。他任用贤良这就改变了一代吏风，使他的各项措施得以顺利实施。
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户口繁殖如此迅速，而粮价亦大大降低，“谷至石数十钱，上下饶羡”。经过劳动人民几十年的辛勤劳动，到景帝末和武帝初，国家已较富庶，“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可见文帝、景帝在治理封建国家中是有业绩的。封建史家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价。司马迁说“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班固说“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风流笃厚，楚罔疏阔”。司马光说“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其实质是为了保护地主阶级长治久安而采取的一种调节政策，是地主阶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农民实行的一种权宜之计，客观上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农民进行生产的要求，因而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注释
①《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上。
②《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
③《汉书》卷四《文帝纪》。
④《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⑤《汉书》卷四《文帝纪》。
⑥《汉书》卷六四《贾捐之传》。
⑦⑧⑨《汉书》卷四《文帝纪》。
⑩《汉书》卷五一《贾山传》。
《汉书》卷四《文帝纪》赞。
《汉书》卷四《文帝纪》。
《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汉书》卷五一《贾山传》。
《汉书》卷五○《张释之传》。
《汉书》卷四○《周亚夫传》。
《汉书》卷四《文帝纪》。
《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
《太平御览》卷三五引桓谭《新论》
《史记》卷三○《平准书》。
《史记》卷二五《律书》。
《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资治通鉴》汉文帝后七年。
吴楚七国之乱
吴楚七国之乱是西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诸侯王国的叛乱，究其性质，则是地方割据与中央集权的斗争。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集中力量击溃强大的项羽势力，被迫分封了一批异姓诸侯王。刘邦称帝后，共有异姓王七人，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敖、韩王信、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异姓诸王据有关东广大地区，拥兵自重，专制一方，成为统一的隐患。为巩固汉朝的统治，刘邦采取果断措施，逐一铲除异姓诸王，他先后消灭了韩信等六个诸侯王。只有长沙王由于其封国僻远，又处于汉与南越的中间地带，可以起缓冲作用，所以直到文帝时才由于无后而国除。
在消灭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刘邦以“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割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①。诸侯王国封域范围十分广大，辖地共达三十九郡，约当于战国后期的关东六国故地，其中“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②。而当时中央直辖领地则“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③。中央辖郡范围，约当于战国后期的秦国。其东、南、北三面，均为诸侯王国封域，形成“诸侯比境，周匝三垂”之势，依旧是树弱枝强的局面。为了控制诸侯王国，汉政府规定中央派太傅辅王，派丞相统王国众事；诸侯王必须用“汉法”，不得擅为法令；没有皇帝的虎符、诏书，诸侯王不得擅自发兵；不经皇帝准许，诸侯王不得擅自赐爵、赦死罪。但是王国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官吏，自征租赋，自铸货币，自行纪年，实际上仍然处于半独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