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血型发现之前，中西方都已经认识到了血液对人体和生命的重要性。说血为生命之源，一点都不过分，这是因为血液中含有维持生命体新陈代谢的基本的营养物质（我们所吃的任何东西在被胃肠吸收之后最终都溶化到了人体的血液中，或者说都变成了血液物质的一部分，然后血液沿着血管、毛细血管流动，便将它所携带的营养物质传输到了人体的各部分），而且我们的肌肉和骨骼也是由血液中一部分营养物质转化形成的（这也是缘何在牙齿、指甲、头发里都能找到血液痕迹、血型物质的原因）。可以说，人体的一切都是由血液制成的，也正因为如此，人类迄今发现的一切疾病症状都与血液有关或可以通过血液这一媒介来治疗，比如最基本的吃药、打针、输液就是将药剂溶入血液中发生作用的。另外，血压的高低、血液质量的好坏都会对人体产生影响，如一个人失血过多或血液停止流动（如心肌梗死），往往意味着一个人生命的终结，包括白细胞和红细胞数量的消长也会导致许多症状，贫血病患者常常脸色苍白、萎靡不振就是一个例子。
曾有动物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
将一群鸽子分为二组，一组喂素食，一组喂肉食，最后发现喂肉食的鸽子要比喂素食的鸽子更具有攻击性、更凶狠好斗。
表面上看这一实验是在证明不同材质的食物会对鸽子的性情产生不同的影响，但实际上却间接证明了血液中物质成分的变化会对动物的性情产生影响。因为鸽子所进肉食在胃液消化之后也是通过血液这一媒介传送到大脑进而影响大脑活动的，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一过程看做是鸽子的血液中物质成分发生了变化（临时性变化）。换句话说，就是鸽子血液中的物质成分的变化引起了它们外在性情的相应变化。
再一个例子就是运动员服用兴奋剂之后精神会处于亢奋状态，这也是由于血液中物质成分的变化——兴奋剂成分增加影响到了大脑的活动。
不论是用肉食喂养的鸽子也好，还是服用了兴奋剂的运动员也罢，可以肯定，是他们血液中物质成分较原有血液中的物质成分出现了一定的差异而影响了大脑的活动状态进而影响到了外在的精神状态。
这种精神状态的临时性改变实质上就是性格和气质的临时性改变。既然这种血液中物质成分的临时性变化或差异都能影响动物或人的精神状态（性格和气质就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精神状态），那么在血型物质成分方面天然就存在差异的不同类型血液必然也会对人的精神状态产生影响，又由于存在差异的血型物质成分是恒定的，所以它们对人的精神状态的影响必定也是贯穿生命始终的。
事实上，对于血型性格的科学性，西方心理学家早已“歪打正着”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那就是关于双胞胎性格所做的测试。测试结果表明：同卵双胞胎即使从小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家庭环境之中，性格和气质依然会表现出惊人的相似。而异卵双胞胎即使生活在同样的家庭环境中，性格都可能出现明显的不同。这个测试意在向世人证明，相同的遗传基因对相似性格的产生有着重大的影响。殊不知，同卵双胞胎在基因上的一致性恰恰是以血型上的完全一致性为前提的（不仅仅是大类的一致，而且是血型所有分类上的一致），如果心理学实验能够证明：遗传基因对人的气质性格有重大影响，那么就没有理由否认血型基因同样也会对人的气质性格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实验的着眼点如果是血型基因的话，同样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即血型基因完全相同的单卵双胞胎比血型基因不完全相同的异卵双胞胎在气质性格上会有更多的相似之处。这同时也对同类血型（但细分差异很大）会出现性格上的差异作了很好的诠释，这是因为除了单卵双胞胎拥有完全一致的血型基因外，任何一种血型（按ABO系统分类）在具体每一个人身上都是有差异的，而这种差异性可能正是同样一种血型的人性格却不尽相同的根源所在。但作为一种大的分类系统，同一种血型的人（尽管细分的话不尽相同）还是比其他血型的人具有更多的一致性，犹如苹果中的“国光”、“富士”尽管口味不尽相同，但它们之间的趋同性要远比与它们同是水果的梨的趋同性要明显得多。
“共性”的悖论——血型学说为何迟迟得不到主流的认可？
血型性格的科学性已是毋庸置疑的，但血型性格说为何迟迟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呢？
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人们在认识事物的方法上的局限。传统教育模式对左脑理性的过度开发所导致的创造性思维的不足，使人们总是自觉和不自觉地运用数理式的思维方式去考察和看待万事万物，而这进一步限制了需要感受性的科学的生存与发展。
殊不知，科学的方法除了归纳和实证之外，还有抽象和演绎，科学精神除了自然科学精神之外还有人文科学精神。而且不论何种科学，人类的感受性（或者说右脑思维）始终都是创造性的源泉，比如“万有引力”和“相对论”等重大科学理论的发现，无一不是从感受性开始的，没有牛顿的好奇和敏感，“几个落地的苹果”难以想象能够引发一门伟大科学。另外，那种强调“直观性”的自然科学验证方式同样也不适用于社会科学，因为自然科学是研究“物”的科学，而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的科学，对物的研究是由表及里的、具体的、可以量化的，对人的研究则是由里及表的、抽象的、很难量化的。
工具理性对人思维的桎梏表现在对血型性格的认识上，最典型的就是人们常爱将血型性格描述与自己的性格“对号入座”，只要发现血型性格与自己的性格不完全一致，就断然否认它的科学性。而实际上，血型性格指的是某种血型的人们在性格上的“共性”或者说是一种性格倾向，并不能覆盖所有人的个性特征，也并不否认每个人的个性。同时，任何必然之中都具有偶然性，即使出现实际性格与血型性格的偏差也不足为怪。工具理性重视直观的特点也往往使人们望文生义，比如，一看到血型决定性格，就会径直想到“血型不是血液类型的‘代号’吗？怎么会与性格拉扯上关系”。实际上，这里所称的血型并不是指血液类型代号，而是血型物质本身，确切的说是血型物质决定了人的性格、气质。另外，出于对血型重要性的强调，血型学家们常爱用“血型决定性格”来描述血型对性格的重大影响，可具有机械思维倾向的人们一联想到基因、后天环境都可能对性格产生重要影响时，又会对血型的重要性不屑一顾，进而导出并不完全科学的评价，认为血型决定性格是夸大其词。实际上，我们说血型决定性格，就好像人们常说的性格决定命运一样，也只是强调血型对性格的重要性或者说主导性而已，并不是说除此之外性格就不受其他因素影响。只是这些影响是建立在血型性格“底色”基础上的，而且外部环境的影响归根到底也是血型环境的影响，因此我们说血型决定性格其实并不为过。凡此种种的误解和偏见，使大多数人对血型性格产生本能的抵触情绪，进而与这门重要而有趣的科学失之交臂。
这门科学迟迟不能为世人认可和接受，也与这门科学本身的不完善有一定的关系。继能见正比古先生之后，日本人在血型学领域再没有“质”的突破，可能也与A型人相对狭隘的知识面有关吧。虽然，他们也尝试着将血型性格与人类文明的一些现象联系起来，但由于缺乏广博的知识、全面的视野以及对研究血型非常重要的具有差异性的血型人文环境而始终没有走出“狭隘血型学”——血型性格学的范畴，在思维和方法上尚没能摆脱实证主义的束缚，在认识上也就不会有质的飞跃。而在铃木芳正那里，传统心理学研究方法被机械地套用到了血型性格的研究上，血型学正被生硬地格式化、教条化而误入歧途（通过铃木测试法虽然会提高诊断血型的概率，但会使研究者由于过度依赖左脑逻辑而逐渐丧失右脑的直觉力以及由此而来的瞬间把握的能力）。科学的发展规律表明，当科学的理性开始奴役人类的感性时，在感性方面所具有的创造性就会被无情地阉割，这时候既成的科学理性便成为人类束缚自己的科学精神的枷锁，成为进一步开拓创新的羁绊。
当我们开始从宏观领域（人类文明）考察血型性格的时候，对血型性格的研究实际上已经告别了狭隘的血型性格学（或人类学）的阶段，进入了一个“血型性格说”与“血型文明说”相得益彰的时代。“血型性格说”与“血型文明说”的历史性的结合，无疑将大大增强血型性格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因为当“血型性格说”真正上升为血型学说时，它的理论体系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和完善。当有人试图用“个别”大做文章时，我们完全可以用“一般”给予有力的回击。因为任何科学都是研究“一般性”的科学，而血型学更是研究一种趋势，而且从来不反对具体血型具体分析。不论从方法论上，还是从科学性上，血型学都具备了为自己正名的实力。
万能与不能——本书的观点
本书对血型重要性的强调，并不是宣扬“血型万能论”，而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血型是决定和影响人类生活乃至社会历史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除了血型之外，还有其他因素也对性格有着重要的影响（比如人的遗传基因和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及饮食结构等），但如果我们能够首先对血型性格有一个整体上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其他一些因素，将使我们在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得到更加接近真相的领悟。换言之，通过对血型学说的研究、学习和认识，一个最直接的价值就在于让我们在观察人类行为、生活和社会历史的过程中，打开一扇新的窗口，拓宽洞察真相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