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婴（约前585~前500年），字仲，谥平，世称晏平仲。关于他的出身，司马迁云：“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今山东高密）人也。”《集解》引刘向《别利日：“菜者，今东莱地也。”《正义》曰：“晏氏，《齐记》云：齐城三百里有夷安，即晏平仲之邑。汉为夷安县，属高密国。应劭云：故莱夷维邑。”《孔子家语》中则直称他为“东夷之子。”其父晏弱为齐国大夫，齐灵公十一年（前571年），晏弱“城东阳”以逼莱人；十五年围莱并灭之。由于这次战功，晏弱得到重用。灵公二十六年（前556年），晏弱病死，晏婴继其父仕于齐。
在先秦齐国历史上，晏婴与管仲齐名，史书并称管晏。二人在各自所处的时代，都为齐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管仲勇于进取，具有开拓精神；晏婴善于守成，握有制衡之术。管仲辅桓公一世，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开春秋齐国首霸之大业；晏婴佐灵、庄、景三朝，委蛇诸大国间，寻隙而立，危而不亡，仍使齐国“垂衣裳朝诸侯”。二人并列齐国名相，同为我国杰出的政治家。
一乱世之秋
晏婴所处的春秋末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当时，周天子的权力和威望江河日下，各诸侯国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间有选择地结成盟国，目的是抑制敌对国势力的发展，维护自己的生存。齐国曾先后同晋、楚、吴等几十个诸侯国结成同盟，但由于诸侯间经常毁盟，关系非常复杂和紧张，战争也是此起彼伏。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
从齐国自身的发展来看，齐桓公死后，五个儿子为争夺君位而各置党羽，自相残杀，使得齐国政局动荡，国力日削。齐国自此后，公室卑微，出现了大夫执国柄、擅自废立国君的局面，其中的崔製、庆之乱最为典型。
崔杼县齐国的大臣。齐灵公时立为大夫、庆克也是齐灵公的大夫。公元前573年，齐灵公命二人率军攻打在卢地的高无咎之子。当时正在参加联合攻打郑国的齐国大夫国佐听说国内发生内乱，便从前线撤回，赶到卢城杀死了庆克，并以谷城为基地公开背叛齐灵公，齐灵公用缓兵之计将国佐赚回宫内，派人将其刺杀，并派人杀死其子国胜。齐灵公死后，公子光被崔抒立为新君，是为庄公。从此，齐国大权落入大夫手中。齐庄公在崔抒的左右下，杀死高厚，籍没高氏的所有财产，并兼有其宗室族人。随着国、高二家势力的被剪除，齐国出现了崔氏专权的局面。时间一久，必然引起庄公的不满，庄公亦想逐渐摆脱崔杼的掣肘。公元前548年，在伐晋问题上庄公没有接纳崔杼的意见，自此崔杼开始怨恨庄公。特别是庄公与崔杼之妻棠姜通奸，使崔杼更加怀恨在心。崔抒借庄公向棠姜寻奸之机，派兵杀死庄公及其侍从多人。之后，崔杼又立庄公的异母弟柞臼为君，是为景公。崔杼自任国相，庆封出任有相。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庆封为取代崔杼，挑动崔杼诸子为争夺嫡子的继承权而相互残杀，并借调解之名，兴兵镇压了崔氏诸子，尽灭崔氏宗族，崔杼亦自杀身亡。这样，齐国的大权又转移到了庆封的手中。
庆封夺取国相之位后，并不理政事，他把国政委托给其子庆舍。自此之后，齐国的朝廷大事，都需到庆封家中去以求定夺。不仅如此，庆封还依恃力量强大而虐待景公，如把景公每日膳食的鸡换成鸭，又把鸭取走，换成鸭汤给景公喝。庆氏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公族和国人的不满，公族中的栾氏、高氏与异族中的陈氏、鲍氏共同谋划，发动兵变，杀死把持国政的庆舍。庆封逃往吴国。崔、庆之乱长达50余年，它使齐国内乱不已、江河日下。
晏婴正是在这样一个内外动荡、战争不断的乱世之秋出现在齐国政治舞台上的。晏婴初登齐国政坛，即表现出临危不惧、处乱不惊、进退合宜的大丈夫气概。
二进退合宜
晏婴在崔杼弑庄公之后的去从问题上，表现出了其临危不惧、进退合宜的气节。齐庄公在对棠姜寻奸之时，被崔抒杀死。晏婴听到这一消息后，遂登崔杼之门欲为庄公吊唁，其从者问：“子为君死乎？”晏婴回答说：“国君若是为社稷而死，我就为他而死；国君若是为社稷而亡，我就为他而亡。如果国君是为自己而死，为自己而亡，我又不是他的宠信，又何必为他而死呢？”当走进崔杼家中时，崔杼对晏婴说：“你为什么还不死？你为什么还不死？”晏子义正辞严地回答：“祸始吾不在也，祸终吾不知也，吾何为死？”于是伏在庄公的尸体上大哭一场，哭完后起身跳了三跳便扬长而去。这时有人建议崔杼杀死晏婴，崔杼看到晏婴的举止后说：“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在杀机四伏的情况下，冒死哭君者，恐只有晏婴一人。
崔杼弑庄公之后，为剪除异已，“劫请将军、大夫及显士、庶人于大宫之坎上，令无得不盟者。为坛三切，坎其下，以甲士环其内外，盟者皆脱剑而入，唯晏子不肯。崔杼许之，‘有敢不盟者，朝拘其颈，剑承其心！’令自盟曰：‘不与崔、庆而与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所杀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杯血仰天叹曰：‘呜呼！崔子为无道而弑其君。不与公室而与崔、庆者受此不祥！’俯而饮血。崔抒谓晏子日：‘子变子言，则齐国吾与子共之；子不变子言，戟既在颈，剑既在心，惟子图之！’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背其君，非义也。今曲刃钩之，直兵推之，婴不革矣，崔杼将杀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无道而杀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从而杀之，不可以为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出，乘车，其仆欲疾驰，晏子抚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于是，主从乘车缓缓而去。晏子在刀加于颈的情况下，毫不畏惧，直指崔抒其罪，刚烈无讳；在利诱面前，不失其志、不变其节，表现了“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从”的大无畏爱国精神。
作为一国之相，由于历侍三君，而三君的喜好各不相同，因而，晏婴在进退问题上的把握非常有分寸，有时是欲进先退，有时是化退为进。正是由于他的进退合宜，才使他立于三朝而不倒，也才能得以施展他卓越的治国才能。
有一次，景公和晏子站在曲演岸上，晏婴说：“衣裳还是新的好，人呢，则还是旧的好。”景公说：“衣裳是新的，的确是好，但人若是老相识，那就会互相知道实情，这反而不好。”晏婴明白景公讨厌自己深知他的实情。于是，晏婴回家后便打点行装并派人向景公辞谢说：“晏婴实在是老而无能，请求不要让他再做壮年的事了。”这正中景公之意，于是同意了晏婴的辞退请求。景公亲理国政，由于才能所限，不但没把齐国治理好，反而使齐国处处呈现不稳定之象。在此情况下，景公又不得不重新把晏婴请回，让他再度执政。结果，在晏婴的精心治理下，百官心服，百姓顺安，荒地垦辟，齐国大治。
还有一次，景公委任晏婴治理东阿，但三年之后，毁谤晏婴的话传遍了国都。景公知道后，召回晏婴，欲免其职。晏婴知道景公已为传言所惑，于是向景公谢罪说：“我知道我的过失了，请让我再去治理东阿，三年之后，称誉我的话就会传到国都。”景公便又派他去治理东阿，三年之后，称誉晏婴的话果然传遍了国都。景公听后非常高兴，便召见晏婴并加以赏赐，但晏婴却辞而不受。景公问其缘故，晏婴回答说：“从前我治理东阿，堵塞了一些小路，加强了阎门的管理，因而引起刁民们的不满；表彰节俭勤劳、孝敬父母、顺从兄长的人，处罚偷盗懒惰的人，因而令懒惰的人讨厌；我秉公办案、不偏袒有权势的人，有权势的人自然不满；左右的人有所请求，合法的我就允许，非法的我则拒绝，因而左右之人不高兴；接待显贵的人物举止不超过一定的礼节，显贵之人则不满足。因此，上述那三种邪恶的人在外面毁谤我，两种好讲坏话的人在内部散布谗言，所以，三年之后，毁谤我的话就被国君您听到了。而我重新理东阿后，改变了原来的做法，不堵塞小路，放宽阎门的管理，因而刁民都很高兴；不表彰节俭勤劳、孝敬父母、顺从兄长人，也不处罚偷盗懒惰之人，因而懒惰的人就喜欢了；我判案时偏袒有权势的人，有权势的人就欢迎；左右的人有求必应，他们就赞成；接待显贵的人物过分礼敬，显贵的人就很赞赏。因此上述那三种邪恶的人在外面称赞我，两种好讲坏话的人也在内部恭维捧场。所以三年之后国君就听到我的好名声了。实际上，从前不应责罚我而应奖赏，现在不应奖赏而应责罚我。”这样晏婴通过一进一退，使景公看到了他的才能，并取得景公的进一步信任，景公遂委以重任，管理齐国大政，结果使齐国逐渐强盛。
晏婴通过进退之计取得国君的信任，并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匡正君过，忠于社稷、更好地爱民、救民。所以，在他取得国君信任，执掌齐国大权后，首要任务是匡正国君的过失，以为国民树立典范。
三犯颜直谏
在君主制的社会里，作为辅臣，重要职责之一是规谏君主的过失，以利国利民。忠言逆耳。高高在上的君主，更喜欢听歌功颂德的奉承之语，这就使苦心规谏更显可贵，也更艰难。规谏君主，不但需要有为国为民的正义之心，更要有置自身安危于不顾的无畏气概。晏婴为政的一生，充分运用讽谏这一锐利武器，匡正君过，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政治的有效实施。我国历史上的谏臣虽说大有人在，但能像晏子那样见过必谏，每朝必谏、尽忠极谏的贤臣，恐怕为数不多。所以，刘向在《晏子·叙录》中说：“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兹就晏婴谏君之举试列几例：
其一，谏齐侯无礼。礼是治国经邦的重要规范，但齐侯经常不守礼、不讲礼，为此，晏婴苦心规劝。据载：齐庄公崇尚武力，不施礼义，导致凶狠力大之人在国内骄横跋扈。对此，晏婴以汤武用兵为例动谏庄公，希望庄公行礼尚义，但庄公听不进晏婴的忠言，最终身死大臣手中而贻笑天下。齐景公也经常妄自尊大，藐视礼义。有一次，景公与众大臣饮酒，喝到高兴之处，便对众人讲：我们现在不必拘于礼节。晏婴听后立即对景公说，您的话错了，如果不讲礼节的话，力气大的就可战胜他的尊长，胆大妄为的人就可杀掉他的国君，现在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有礼节的约束。但景公当时没有接受晏婴的意见。过了一会，景公出去时，其他大臣都起身相送，只有晏婴坐在那里没动；景公回来时，晏婴仍然没起身迎接。这时，景公很生气，但还是强压住火气没发作。当大家一起举杯时，晏婴又抢先把酒喝了，这下景公按捺不住了，便大声问晏婴：你刚才口口声声地说要讲究礼节，可是，我出去你不相送，我回来你不起身迎接，大家一起举杯你又抢先喝下去，难道这就是你所讲的礼节吗？晏婴见时机已到，便顺着景公的话说：“大王，我讲的话，怎么敢忘呢？我不过是想把不讲礼节的实况演示出来罢了。我是想让您看看，不讲礼节就是这个样子。”景公恍然大悟，他理解了晏婴的一片苦心。
其二，谏齐侯生活奢侈。齐景公以生活奢侈而闻名。据史载：“景公为履，黄金之綦，饰以银，连以珠，良玉之约，其长尺”，甚至到了“履重，仅能举足”的程度，追求鞋子的美饰，可谓登峰造极了。晏婴见后，当即陈列三条罪状以斥之：“轻重之量从害正生，其罪一也；作服不常从笑诸侯，其罪二也；用财无功，以怨百姓，其罪三也。”景公在晏婴的劝谏下，“公撤履，不复服也”。齐景公不仅追求服饰之美，而且游乐无度，春天和秋天经常游猎。为了增加游猎的娱乐性，他经常营造各种各样的亭台楼榭。面对这种情况，晏婴就劝谏景公，不要因为游猎，营造楼台亭榭而耽误农时，影响国家之本——农业的发展。当景公以年老为由想继续游乐时，晏婴也丝毫不让步，并说：周文王得到天下的三分之二，但是他从不迷恋于游猎，这使西周国家昌盛，人民安乐；而楚灵王则因为不废止乾溪之役，起章华之台，结果人民叛之。晏婴进一步指出：如果不对游乐有所节制，将影响到社稷的安定，而为诸侯所笑。晏婴从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对景公晓之以理，使景公接受劝谏，取消了许多劳民伤财之举。
其三，谏景公横征暴敛。当时齐国国君和宠臣们为满足犬马声色的奢侈生活，对农民横征暴敛，致使“民叁其力，二人于公，而衣食一”，“公聚朽蠢，而三老冻馁”。晏婴反对这种做法，极力劝谏景公减轻对百姓的赋敛和徭役。有一次，齐景公命人建造一座寝宫的高台，用了三年的时间也没有完工，接着他又命人修建一座名叫长庲的台阁，用了两年的时间还没修好，同时又下令修筑通往邹地的驿道。这使百姓深受苦役的煎熬。晏婴力谏景公停止摇役。一开始景公不同意，晏婴就对景公说：“当国君的要是竭尽民财，自己也不会得好处；耗尽民力，自己也不能得到快乐。从前楚灵王修建顷宫，三年没有修好；接着又筑章华台，五年没有停止；接着又驻兵乾溪，而且在那里大兴土木。干到第八个年头，老百姓早已疲惫不堪，军中又发生了叛乱，于是人们便自动罢工了。后来，灵王死在乾溪，没人过问，当时连尸体也没抬回来。如今您不遵守明君治国的正道，却重蹈灵王灭亡的覆辙，我真怕您会激起百姓的愤怒，而看不到长庲里那些有趣的事了。所以，您不如趁早停止修筑这些工程。”景公接受了晏婴的意见，于是下令不再往驿道上运土，没有征收完的费用和材料也不再征收，将这几个工程全部停止了。
其四，谏齐侯省刑罚。景公时刑繁罚重，致使犯罪者益多。晏婴为此十分担忧。有一次，景公问晏子市场上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贱？晏婴借机谏景公省刑罚，于是巧妙地回答说：“市场上假脚贵，而鞋子贱。”景公听后恍然大悟，“为是省于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