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顼熙宁年间（1068—1077）颁行的由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所倡导的新法，虽经历了与守旧势力的激烈斗争，以及王安石的最终遭罢相，虽受到极大的冲击，但并未完全废止。王安石罢相出朝后，在赵顼的主持下，新法仍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推行。元丰元年（1078），赵顼曾以王安石为尚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仍有延续变法之意。直到元丰八年（1085），赵顼去世前，熙宁新法的主要措施仍在执行，部分内容又作了变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官制的改革。
自宋初以来，为加强君主专制统治，采取分割相权的办法，军、财、民三权分立，使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权，又置副职与长官相互制约，以此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使皇帝得以独断专行。但因此造成官僚机构重叠，官署职掌纷繁，又相互交插。而机构既无定员，又无专职，出现众多徒有虚名却无职事的冗闲官署及官员。加之官、职、差遣分离的官僚体制，又造成莅其官位而不履其职的现象，官称与实际职掌往往相悖，互相推诿，办事效率低下。熙宁年间，王安石虽对一些闲散机构进行了调整，并新设一些机构，以利新法的推行，但未彻底改变官职分离、混乱的局面。且王安石主持变法，重在发展生产，提高军队战斗力对官僚机构的弊端也未过多涉及，仅认为各机构能复其职掌即可，故官制固有的问题依旧十分严重。赵顼对此深感不便，遂执意对官制进行改革。
熙宁十年（1077），赵顼诏令校勘《唐六典》，以此作为官制改革的参考和依据。元丰三年（1080），又诏令中书省详定官制。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硅、参知政事蔡确等人的协助下，赵顼着手改革官制。
宋初于宫城内设置中书门下，是为中枢最高官署，亦为正副宰相集体处理政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又称为政事堂，简称中书，又称中书门下内省。与枢密院分掌政、军大权，号称“二府”。中书门下长官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为宰相之分散。其事权，又置参知政事为副宰相。赵顼改制，罢中书门下，其职掌分归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但三省不设中书令、侍中、尚书令，而以尚书左、右仆射为正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职，为左相；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为右相。恢复唐朝“中书取旨，门下复奏，尚书施行”之制，实际权归中书，为右相所握。改参知政事为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和尚书左、右丞，同为副宰相。原宰相处理政务之所遂移至尚书省，改称都堂。
枢密院仍为最高军事机构，但废枢密使、副使，长官改为知枢密院事，副长官为同知枢密院事，同为执政。与三省长官合称为宰执，是为宋廷的最高宰辅官僚。
同年八月，赵顼下诏，令凡省、台、寺、监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使各机构有固定的职掌，有定编、定员，因而许多机构被裁减或合并。宋初置盐铁、废度、户部三部，合称“三司”，是为宋廷主管财政的最高机构，长官为三司使，号称“计相”。赵顼撤销三司，将其大部职权归入户部与工部，又将审官院并入吏部，审刑院划归刑部。在此基础上，充实和加强了六部的职权。
赵顼改革官制的重要内容是“正名责实”，即改定“寄禄官”制度。宋初虽沿袭唐代三省六部制，然其官名仅为官阶之用，是为虚衔，用以定品秩、俸禄、章服及序迁，因此称为“阶官”，亦称“寄禄官”。元丰改制，将原有的文官散阶由29阶改为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共24阶，作为新的寄禄官阶，定为《元丰寄禄格》，此后官员升迁、领取俸禄，一律依照新定寄禄“以阶易官”。而原寄禄官阶中的三省六部官名，则恢复其实际的职掌，使官、职相符相称。
赵顼对官制所进行的改革，确实裁减、撤并了一些冗闲官员和冗散机构，这使得宋廷每年可节省2万缗的开支，赵顼因此而感到满意。但改革仅对机构设置作了某些调整，官职、差遣，相权分离，相互牵制的基本政策并未得到彻底的改变，官僚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的局面依然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又使赵顼有些后悔。
在官制改革的同时，赵顼又从强兵入手，以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亦对原有的兵制进行了局部的改革。为加强京城开封地区和西北边疆地的防御和战斗力，元丰二年（1073）十一月，先于开封府界试行“集教法”，即将开封府所属各县2800多名大保长集中于11处教场，每10人组成一个单位，由一名禁军教头负责操练，传习武艺。次年，待大保长们武艺学成后，宋廷又推行“团教法”，即将每一都保的保丁分为五团，每团分别由一名大保长担任教头，训练保丁，教授武艺。此举对维持地方治安，防范盗贼，协助地方官府捕盗，亦有积极作用。
四年，宋廷又改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东路、永兴路、秦凤路等5路的义勇兵为保甲，随即将“集教法”与“团教法”推行于上述地区，经过一年多的严格训练，使多达69万余保丁掌握了一定的武艺。
熙宁年间推行的保马法，在元丰年间也作了一些变更。宋廷规定，城镇坊郭户家产及3000缗，乡村户家产及5000缗者，须养马一匹。如家产超过所定标准一倍者，则须增加养马一匹，但最多可养马3匹。这不同于由官府发给监马或给钱令养马户自行购养的保马法，而是将马交由拥有一定家产的物力户承养，故称物力户养马法，简称户马法。此法主要推行于开封府界、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等地区，并收到一定的成效。元丰七年，宋廷又于京东和京西两地推行另一种养马法，规定每一都保须养马50匹，称为都保养马法。这两种养马法，与熙宁变法中的保马法相比，虽具体的做法有所区别，但基本内容都是交由民间养马，旨在扩大养马的范围，为军队提供更多的马匹。
与此同时，赵顼对宋朝军队的主力军——噤军的数量也作了调整，扩充了这支正规军队的编制，使总人数由熙宁间的56万余人，增加到61万余人。
不过，元丰年间所行新法中也有与熙宁新法相悖之处。为了增加朝廷收入，宋廷又借推行新法之机，随意敲诈勒索，原行免役法中规定，州县官府出钱募人充役，所需募役费用按户资产多募，划等级征收，内又分免役钱和助役钱。元丰年间再行募役法，则采取扩大免役钱、助役钱的征收范围的办法。两浙路即不按原法规定，以降低承担役钱的标准多收役钱。原定“坊郭户”家产不足二百千者，可以不交纳助役钱，此时则将征收助役钱的家产最低征收限额降至五十千，仪此一策，即使众多家资微薄的民户承担纳募役钱的义务，所以尽管“雇役不加多，而岁入比前增广”①。到元丰七年，所征收的募役钱，竟比熙宁年间多收入三分之一。募役法当为便民之法，然而此时所行则又为扰民之举。
赵顼继王安石之后主持的元丰年间的改制与变法，目的仍是为了富国强兵。但他对改革的态度远不及王安石坚决，尤其是不敢触及权贵及大地主的利益。每遇守旧势力的反对，他即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甚至放弃改革，这使得新法无法贯彻始终，所以收效甚微。赵顼既避免触犯权势的利益，只能千方百计从百姓身上攫取财富。赵顼在位年间，宋廷每年征收二税、青苗、免役、市易等赋税达6000余万贯，比英宗嘉祐年间的3680余万贯增加了2300余万贯。赵顼还于宫中特设元丰库，储存岁入积剩钱物，仅元丰五年，元丰库即收进坊场各剩钱500万贯，常平钱800万贯。经过熙宁到元丰年间的变法与改革，朝廷收入确有很大的增加。基本扭转了英宗时入不敷出的亏空局面。不过，同时百姓所遭受的盘剥也更加严重了。
注释
①《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