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耀“我祖上也阔过”，早已是国人所鄙弃的浅薄心态。但无须我们夸耀，明朝的一位太监带领庞大的船队的的确确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这一页辉煌的历史或许可让现代中国人备感自豪，更使我们品味到自豪后心中泛起的苦涩。
洪武九年（1376年），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巨的一份奏疏，让明太祖朱元璋勃然大怒，道：“这是离间我骨肉，快点抓来，我要亲手射死他！”
原来，朱元璋在加强皇权的同时，大力推行分封制，将其24个儿子和一个重孙，分封在全国各地。对此，他踌躇满志地以为——分封诸王世袭镇守，以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便足以辅弼皇室，确保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然而，他没有料到，藩国势力的发展，势必将威胁中央皇权的安全。倒是人微言轻的叶伯巨，敏感地预见到了这一点，遂以汉初的“七国之叛”和西晋的“八王之乱”为例，上书直言分封制的弊害。然而，朱元璋不仅一意孤行，反而将他囚死狱中。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龙驭宾天。尸骨未寒，骨肉之间便展开了血腥的厮杀。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北平（今北京），攻夺亲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史称“靖难之役”。
这场刀光剑影的兵燹持续了3年，建文四年（1402年），势如破竹的燕兵攻入京师（今江苏南京）。在一场混战中，皇宫大院燃起了大火。当火势扑灭后，发现了几具烧焦了的尸体。据说，他们便是建文帝、马皇后及其长子朱文奎的遗骸。不过，由于史书记载的自相矛盾，建文帝的下落一直是个谜。有人说，兵燹劫乱中，建文帝乔装改扮成和尚，逃离了京城……朱棣即位后，年号“永乐”。为了使自己的皇位继承合法化，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当时的官方史书掩盖了建文帝的年号，而人为地将明太祖的统治时期延长了4年，即从洪武三十一年延长至洪武三十五年（1398年～1402年），以便于永乐朝的衔接。然而，建文帝4年的统治，毕竟难以从当时人的记忆中被轻易地抹去。特别是建文帝“出亡为僧”的传说，在朝野上下众说纷纭，连朱棣本人也将信将疑。故而《明史·郑和传》说，朱棣当了皇帝后，疑心建文帝朱允炆逃亡海外，就派郑和下西洋查访行踪。对此，清人万斯同吟咏道：
西洋万里人踪绝，洪涛淼淼谁能越。
扬舱不惮鼋鼍居，凌波直簸蛟龙窟。
蛮邦海外纷如埃，语言屡译犹致猜。
忽惊汉使浮槎至，疑是天兵乘雾来。
我皇声教已遐普，天威更欲扬远土。
殊方从此识中华，异宝因之输内府。
昔闻汉帝开西域，亦越唐皇启北庭。
黩武久蒙青史诮，洪涛何事更长征。
人言让帝遁西极，此举意在穷其迹。
被褐已辞黄屋尊，泛舟宁作沧波客。
何妨尺地使容身，应念高皇共本根。
徒使狂涛填猛士，几曾穷岛遇王孙。
宿师海外余十载，让帝行踪意安在。
遗事人传三宝名，穷兵徒发千秋慨。
诗中的“三宝”，即七下西洋的太监郑和。郑和本姓马，小名三保，云南昆阳（今云南晋宁）人。他在洪武年间入宫当了一名小宦官，起初是在燕王朱棣的藩邸内任职。“靖难之役”中，郑和出人战阵，立下了汗马功劳，故而提升为太监，并被赐名“郑和”，世称“三保（宝）太监”。对此，郑和的老家昆阳，迄今还流传的一句俗语说：“马不能登殿，皇帝赐姓郑。”显然，“赐姓”之后便可“登殿”，也就是说得到了明成祖的赏识。永乐二年（1404年），郑和出任内官监太监，不久又擢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成了朱棣得力的内臣，并奉命出使西洋。
当时，以婆罗洲为中心，将今南海以西（约自东经110°以西）的海洋及沿海各地（远至印度及非洲东部），概称为“西洋”。明代的西洋，也包括今天的东南亚。在明代初年，这一带的局势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例如，洪武四年（1371年），渤泥国王马合谟沙就上表明太祖朱元璋，说：
今有皇帝的使臣来，开读了皇帝的诏书，知道皇帝登了宝位，与天下做主，俺心里好生喜欢。本国地面，是阇婆管下的小去处，乍消得皇帝记心。这几日前，被苏禄家没道理，便将歹人来，把房子烧了，百姓每（们）都吃害了。记着皇帝诏书来的福荫，喜得一家儿人没事。……
渤泥在今加里曼丹北部的Bmnei（文莱），苏禄故地则位于今菲律宾的苏禄群岛。当时，南洋群岛一带的众多小国，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随着各自势力的此消彼长，相互之间冲突不断。类似于渤泥这样的弱小国家，自然希望北方的大国——中国能为他们调解彼此间的纠纷，并在他们遭受强邻侵掠时，能够主持公道。然而，明太祖对待外国，采取“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不成为中国祸患的，不随便出兵）的政策，对当时的诸多争端均置身事外。特别是在胡惟庸案发后，明朝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渐趋冷淡。及至明成祖即位之初，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已不再定期向明朝纳贡。这对于将自己视作“天朝上国”之君的朱棣来说，显然是难以容忍的。再加上明成祖为了制造声势和笼络人心，改变因“靖难之役”带来的不利政治局面，更是希望通过“宣扬国威”，提高自己的声望。因此，郑和下西洋，初衷是明王朝为了维护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权威、招致各国来朝而实施的重大举措，更是为搜寻废帝朱允炆的行踪。
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郑和统率的远航船队从苏州的刘家河（今江苏太仓东的浏河镇）启程，乘风破浪，泛海至福建长乐，然后借海上信风之助。由闽江口五虎门扬帆出海，“云帆高张，昼夜星驰”，远涉重洋，前往邻邦异域。郑和下西洋的主要航线，是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远至波斯湾和非洲东海岸。此次，郑和统领的舟师，奉命出使占城（越南南部）、爪哇（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旧港、满剌加、阿鲁（今印尼苏门答腊岛中部）、苏门答剌（苏门答腊岛北部）、南巫里（在苏门答腊）、锡兰（斯里兰卡）、小葛兰（在南印度西岸）、柯枝和古里（南印度西岸的科泽科德）等国。在明朝初年的南洋群岛诸国中，以爪哇最为强盛，时常骚扰邻国。洪武末年，爪哇已吞并了邻近的三佛齐，并进而觊觎苏门答剌。故而，明成祖派郑和前往招徕苏门答剌，诏封其酋长为苏门答剌国王，赐以印诰。这样一来，爪哇就不能不有所顾忌，收敛其并吞苏门答剌的野心。及至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郑和的首航圆满结束。回国时，爪哇、满剌加、阿鲁、苏门答剌、小葛兰和古里等国的使节，也随行来朝。
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郑和再度出使，前往占城、爪哇、暹罗、苏门答刺、南巫里、柯枝和锡兰诸国，直到永乐七年（1409年）夏回国。永乐七年九月，郑和第三次出使，走访了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剌、锡兰、小葛兰、柯枝、古里、暹罗、南巫里、加异勒（南印度东岸）、甘巴里和阿拨把丹。并于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回国。不久，满剌加国王以及古里、柯枝、苏门答剌、阿鲁、彭亨、急兰丹（马来半岛东岸）、南巫里、加异勒和爪畦使节先后来华。这三次出使，郑和船队的活动范围均不出东南亚和南亚，而主要是穿梭来往于东南亚各国。郑和远航的船队，满载着瓷器、丝绸、锦绮、纱罗、麝香、铁器和金属货币等，所到之处，不遗余力地宣扬明朝的国威，邀约各国派遣使臣前来中国“朝贡”。同时，还以强大的武装力量为后盾，告诫那些喜战好斗者循理安分，偃兵息武，从而极大地缓解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紧张关系，建立起东南亚与南亚沿海国家间的区域和平局势。
此后，从永乐十一年（1413年）冬第四次出航起，至宣德七年（1432年）最后一次出使为止，郑和又四下西洋。其行踪不仅遍及今东南亚和南亚各地，而且还到达了西亚和非洲的东海岸。忽鲁谟斯（伊朗）、祖法儿（佐法儿）、阿丹（红海的亚丁）、比剌、竹步不喇哇（属索马里）、木骨都束（索马里的摩加迪沙）、麻林（属肯尼亚）和天方（即麦加）等地，都留下了郑和船队的足迹。
综上所述，永乐、洪熙、宣德三朝，郑和先后七下西洋，率领万人舟师，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海洋上航行，历涉三十余国，打通了中国直达波斯湾、红海和东非海岸的航路，并开辟了多条航线。对此，随从郑和出使西洋的马欢，作有一首《纪行诗》写道：
皇华使者承天敕，
宣布纶音往夷域。
鲸舟吼浪泛沧溟，
远涉洪涛渺无极。
……
事实证明，郑和使团“宣布纶音往夷域”的成效是相当显著的。永乐十三年（1415年），在明朝人眼里位于“极地”的麻林国，遣使前来中国贡献“麒麟”（长颈鹿）。在中国，“麒麟”自古就被视作瑞兽，赋予了神秘的色彩。“极地”之国麻林所献的“麒麟”，自然成为明朝声教远被、国威赫赫的一个显著例证。
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称得上是15世纪欧洲地理大发现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探险活动，是世界航海史上极为辉煌的一页。郑和船队在向非洲东部赤道以南沿海的航行中，曾发现了马达加斯加岛，那儿离好望角已经不远了。1487年（相当于明代的成化二十三年），一支葡萄牙舰队在巴托罗缪·迪亚士的率领下，从红海南下才到达马达加斯加岛的对岸，发现了好望角，但比郑和船队要晚七十余年。郑和远航西洋的年代，还比1492年（弘治五年）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早了近九十年：比1498年（弘治十一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道好望角到达印度，早了九十多年；也比1515年～1522年（正德十年到嘉靖元年）葡萄牙人麦哲伦环球航行早一百多年。郑和船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航船队，比1588年（万历十六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还要庞大。无论是从组织的健全还是装备的精良等方面来看，在当时均属无与伦比。对此，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就曾指出：
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其他亚洲国家更为出色，甚至也比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都更为杰出，以至于所有的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的海军相匹敌。
郑和下西洋所用的大型宝船长44，4丈，阔18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航海巨舶。郑和船队通常拥有六十余艘宝船，连同中小船只在内，共计二百余艘。这样大型的船队，由宝船、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等多种不同用途的船只所组成。船队的人员一般均在2，7万人左右，配备相当齐全。有专门负责接待外国使臣的舍人，掌管粮饷和对外贸易的户部郎中，负责医务的医官、医士，负责观察星象和掌握气象变化的阴阳官。各船还有旗军（掌军旗者）、火者（掌罗盘、航海图者）、番火长（外国领航员）、舵工、通事（翻译）、办事（商业人员）、书算手（财会）以及各类修理工和船工、民工人等，大体可分为指挥、航海技术、军事和后勤4个系统，组织分工严密精细，井井有条。船上满载着航行途中的各类生活必需品、军火器械以及作为贸易品和馈赠品的丝绸布匹、陶瓷器皿、麝香、金银制品等。相形之下，稍后的欧洲船队远远不能与之相比。达·伽马前往印度时率领的葡萄牙船队，由160名船员组成，仅有4艘轻便快船，最大的也不过120吨，其次为100吨，最小的只有50吨；哥伦布航行美洲，所率水手仅88名，驾驶的船只仅3只帆船，最大的“圣玛丽亚”号是100吨，另两只分别只有60吨和50吨：麦哲伦1519年环球航行时，率领265名船员，分乘5艘帆船出发，其中，130吨的两只，90吨的两只和60吨的一只。这样的规模，自然无法与郑和船队的庞大规模相比肩。
从郑和下西洋的史实来看，明朝政府在遴选外交人才方面是相当有眼光的。之所以选择郑和，不仅是因为他深得明成祖的信任，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具有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的双重身份。据史书记载，郑和是回族人，其祖父和父亲都曾到过天方（麦加）朝觐，被称为“哈吉”（意即巡礼人），与阿拉伯商人有过一些接触，对西亚的风土人情和商务状况亦略知一二。另外，郑和还在永乐元年（1403年）得到明成祖朱棣的亲信、高僧道衍（即姚广孝）的召引，接受了菩萨戒，成为佛门弟子，法名“福善”。从此，人们又称他为“三宝太监”。这样的双重身份，使得郑和作为外交人选，具有与西洋各国的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相互交往的便利。因为在郑和下西洋的时代，东南亚一带有不少国家均信奉佛教。如当时的暹罗、真腊、锡兰、古里等国，佛教徒均占到居民的90％以上。而且，自唐宋以来，伊斯兰教的势力也已逐渐向东扩展，西洋各地的商业活动，大多被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所操纵。在明代的西洋各地，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相当多，如南亚居民信此教者约占70％，中亚、西亚的阿拉伯诸国，更是伊斯兰教盛行。由此可见，选择郑和作为外交人选，显然是相当明智之举。事实也证明。以宗教作为维系感情的精神纽带，确实是深谋远虑的决策。譬如，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奉命在锡兰设立刻有汉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的布施碑。这一“锡兰山寺碑”以三种文字刊刻，向三大宗教布施，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宗教问题的宽容。特别是它在海外宣传了中国对亚非各国信仰佛教的尊重，有利于提高明朝的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