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文献汇编）。它保存了大量的我国十四世纪以前的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地理、宗教和应用科学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比著名的《大英百科全书》要早三百多年。它不仅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珍品，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
据《明实录》记载，明成祖朱棣即位后认为“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聚之”。于是命令解缙、胡广、胡俨、杨士奇等著名学者来负责编纂一部大型类书，并规定了编纂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修辑一书，毋厌浩繁！”
明成祖即位之初即提出编纂《大典》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朱元璋病故，皇太子标早卒，依据封建帝王传位的惯例，由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惠帝，改元建文。时太祖诸子第二子秦王楔、第三子晋王相均先卒，四子燕王棣、五子周王棣及齐、湘、代、岷诸王均以尊属拥重兵，多不法，朝廷孤危。诸王中燕王最雄杰，兵最强，尤为朝廷所嫉。惠帝用齐泰、黄子澄计谋削藩。七月，燕王起兵，以齐、黄为“奸臣”作借口，援引《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正式向南京朝廷进军，名曰“靖难”。燕王于建文四年（1402）率兵攻人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朱棣自己做了皇帝，是为明成祖。这次事变，实际上是叔侄之间的帝位之争，依照封建正统观念，有些“大逆不道”，为此引起了方孝孺等士大夫的反抗。朱棣想利用纂修大型类书，炫耀文治，笼络当时的士大夫，消弭朝野间的不平之气，以巩固和加强其统治。因此，他对此事异常重视。
解缙等奉命后，召集儒士一百四十七人，仅用一年时间，于次年（永乐二年）十一月匆匆编成《文献大成》，进呈朱棣。朱棣览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过于简单，不符合他原来的设想。于是在永乐三年（1405），再命太子少师姚广孝、礼部尚书郑赐、侍读解缙三人担任全书的监修，在原有基础上进行重修，主要是扩大收书范围，即把“经史子集与道释医卜杂家之书”全部包罗在这一部大型类书中。为了做到这一点，在监修之外，又设有副监修三人，由刑部侍郎刘季篪、翰林院修撰兼右春坊右赞善梁潜、通政司右通政李至刚担任。监修以下设有都总裁、总裁、副总裁，其次为纂修、编写人、缮录及圈点生等。整个编辑机构由监修、总裁总其大成；都总裁由陈济担任，负责调节和沟通监修与总裁、副总裁之间的情况。副总裁除参与总的计划工作外，多兼管一个部门的实际任务，领导若干纂修人员。修纂人员按照所分工的范围搜集资料，然后将所有资料由编写人依韵目编排和连缀起来。此外，还设有“催纂”五人，负责督促编辑工作的进度。由于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人员多而不杂乱，整个工作按照计划顺利进行。
永乐五年（1407），《大典》定稿后，又征召在国子监及外郡县学擅长书法的生员，进行清抄。此外，对编纂者在工作上、生活上也提供了不少便利条件。朱棣特命启用当时皇家图书馆——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使修纂人员“尽读禁中之书”，还指派官员分赴各地收购遗书秘籍，并指示解缙等人说，买书可以不计价钱。由于明成祖的重视，《大典》收人的典籍总数达七八千种之多，超过了前代任何类书。在生活上，朝廷把所有参与编辑工作的人员都安置在距文渊阁不远的崇里坊居住，并由光禄寺负责伙食，“朝暮酒馔”，供以茗果。为使编纂工作夜以继日地进行，特发给“膏火之费”，诸如此等，都保证了修纂工作的顺利进行。参加这次编辑工作的前后多达三千人。永乐六年冬，全书正式完成，朱棣审阅后，十分满意，亲自撰写了序言，并定名为《永乐大典》。全书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分装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约三亿七千多万字。
《永乐大典》修纂时，共拟定出凡例二十一条，对材料的分类、取舍、排列次序都有明确的规定。全书总的体例是依照《洪武正韵》的韵目，“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凡属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各种名物和奇闻异见之类，都随字收载。例如天文志列在“天”字下，地理志列在“地”字下。当时辑录的图书包括经、史、子、集，以及释藏、道经、医药、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著作，收辑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曾严格规定所辑入各书，不许任意删除涂改，必须一字不差地照原样整部、整编、整段分别编入，从而保留了古籍的原来面貌，使许多极其珍贵的资料得到保存。现在我们见到的《旧唐书》、《旧五代史》、《宋会要》等重要历史文献，就是清代学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
《永乐大典》修成后，珍藏在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迁都北京，《大典》也随之北移，收藏在“文楼”之内。永乐和万历年间，虽然都曾有人提议过刊刻，都因“工费浩繁”未能实现。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月，宫中发生一次大火灾，三殿主要建筑都被烧毁。文楼在三殿附近，明世宗一夜下了三四道命令，督促抢救，《大典》才得保全。灾后，为了防止不测之虞，明世宗很想重录一部。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命阁臣徐阶、礼部侍郎高拱等督饬儒士一百零九人，照原本摹写了一部作为副本。重录时订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规定缮写人员晨入晚出，每次领取《大典》必须登记，不许私自带出雇人代写；每人每日抄三页，如遇差错，发与另写，不拘一次二次，只算一页；发现有混报怠工者，要“罪坐各官”；每册重录完毕后，于册后注明总校官、分校官、写书官及圈点人员姓名。因此重录的《大典》几乎与原本没有多大区别。重录工作整整用了六年，直到穆宗隆庆元年（1567）四月才完成。从此《大典》有了两个抄本：永乐抄本（正本）和嘉靖抄本（副本），分别珍藏在文渊阁和皇史寂两处。
《永乐大典》由于卷帙浩繁，参加纂修人员众多，因此前后体例不一，前后错互舛误之处，亦在所难免，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巨大价值。《永乐大典》的最大贡献在于保存了我国明初以前各种学科的大量文献资料。在这方面，清代一些学者对《永乐大典》所作辑佚工作是有一定成绩的。清高宗乾隆年开《四库全书》馆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校《永乐大典》，择其中人不常见之书辑之”，得到清高宗的批准，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设立了《四库全书》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事处”，先后参加者共三十九人，其中有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共辑出书籍：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零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总计三百八十五种，四千九百四十六卷。其中重要的文献如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唐林宝的《元和姓纂》、北宋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代医学名著《苏沈良方》、《博济方》、《伤寒微旨》等都是亡佚已久的秘籍，全赖《永乐大典》才得保存下来。
《永乐大典》虽有正副本两部，但它的命运仍然历受磨难和摧残，都没能完整地流传下来。首先是永乐正本下落不明，一般人认为明亡，文渊阁再次被焚，《大典》的正本，可能在这时被付之一炬。副本流传至清代，并没有受到重视。到雍正年间，《大典》才由皇史，残移藏到翰林院，一些学士和编修官才可以借阅。乾隆初年清代学者全祖望考中进士后，被分到庶常馆学习，曾有机会见到这部书，大加称赞，并抄出《宋元图经》等海内孤本若干种，并且写了一篇《抄永乐大典记》，详记其事。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政府纂修《四库全书》，此时《大典》已缺佚两千余卷，但仍从其中辑出佚书五百余种，其保存文献资料的巨大价值，可见一斑。道光以后，清室日趋衰败，官吏乘机盗窃，《大典》逐渐流失损坏。但《永乐大典》最大的厄运，还在此后。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和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两次侵入北京，侵略者大肆焚烧劫掠，许多宝贵的文物丧失殆尽，《永乐大典》也同样遭到浩劫，部分被烧毁，部分被抢走，所余寥寥无几，言之令人痛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大典》等珍贵文化典籍制订了保护措施。国内许多公私收藏家纷纷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永乐大典》残本捐献给国家。散落在国外的，有一部分也回到了祖国。1959年，中华书局将当时搜集到的《永乐大典》七百三十卷影印问世。自1960年至今三十年来，中华书局仍在继续访查，又陆续征集到六十七卷，其中除少数几卷外，多是流散在海外的。仍为线装套印，称为《永乐大典》续印本。连同以前影印的七百三十卷，共合七百九十七卷，印制成十六开精装本，并于其后附印《永乐大典目录》六十卷，对了解《永乐大典》全书内容很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