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礼与法相继而生
自古以来，礼法并存，但是从历史源流来讲，应该说，礼早于法。原始社会就有“礼”，三皇五帝时期，“选贤与能”阶段，也就是孔子所谓的“大同世界”，就已经是“礼治”的时代了；自从大禹“父传子，家天下”之后，也就是孔子所谓的“小康世界”，这才进入“法治”时代，因为“法”是国家政权的产物。“大同世界”以前只有“礼”，却没有“法”。那时，礼就是法。有了国家，才有了法。法是在礼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说，“礼”早于“法”。古人相传，“周公制礼”，那是从文献学的角度讲的。
二、礼与法的区别与联系
法是强制执行的，礼是提倡实施的。就其产生先后而言，礼是法的基础，但就其实施来讲，法是礼的保障。就其相互依存来讲，礼法是互补的，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无“法”，“礼”难行；无“礼”，“法”也难行。
维护一个文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必须礼法并行。无论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需要礼和法。那种认为“礼是维护贵族等级制序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的观点是片面的。因为这种观点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并且存在“礼”。由于这种观点的存在，使得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社会主义革命之中，忽视了礼的建设，也忽视了法的建设。因为这种观点认为，法是资产阶级的法权。礼是奴隶主贵族的专利。
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必须建设社会主义的法制，同时，还必须建设社会主义的礼制。礼法并行，才有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从某种角度讲，没有礼，便没有精神文明；没有礼，便没有社会稳定；没有礼，国民便无所适从；没有礼，法制都无法正常运行。
“法”只能规定公民必须做的事和绝对不可做的事。例如“法”只能规定公民依法纳税，不准偷税漏税。不能规定公民必须向慈善机构捐款，而“礼”却可以提倡公民向慈善机构捐款，因为这是自愿的。
“礼”提倡公民扶危济困、惜老怜贫。例如向灾区捐款，向希望工程捐款，自动领养孤儿、赡养鳏寡老人……等等。法律便不能硬性规定，因为这是尽力而为的事，公民做到了，国家给予表扬，社会给予称赞，做不到，法律也不能追究。这就是礼与法的不同之处。
又比如，法律规定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不准虐待老人。只要你按规定赡养而未遗弃老人，也没虐待老人，便尽了义务。但是赡养的是否尽心尽力，是否和颜悦色，是否为老人创造了尽可能好的生活条件，是否做到了“善事父母”，也就是孝敬父母，那就属于礼的范畴了。
又比如：出外旅行，凭票乘车。不买票而乘车便是违法，要受处罚。买了票而乘车，那便是合法行为，是每一个旅客应该享受的权利。但是有权利而不享用，把坐车的权利主动让给别人。就像雷锋同志给老大爷让座那种行为、便属于礼的范畴了。凭票乘车，不给别人让座，法律不能追究。但是有票不坐而让老人坐、这是礼貌行为、社会敬重、舆论赞扬、品德高尚，礼貌周全。
又比如：出门在外，路遇行人，主动让路。遇见朋友，先打招呼。遇见老师，鞠躬问好。这都是礼貌行为。能够做到，人们赞扬，不能做到，人们贬斥。但是法律并不追究。这些都是礼与法的不同之处。
但是，礼与法又是密不可分的。因为礼与法都有协调人际关系的功能，都规定了这个国家中的每个阶级、每个阶层和代表这些阶级、阶层、党派和个人的政治地位与经济权益。一个人要想溶入社会，并与人交际，必须懂法，又必须讲礼。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宪法规定，公民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自由，结果导致了一场空前动乱。1982年宪法取消了这一条“权利”，有利于国家的稳定。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总结的经验有很多条，那末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邓小平同志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第一步，规定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从一九七九年底提出这个目标时到本世纪末，有二十年时间，我们不能脱离实际提出太高的要求，我们提出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按人均计算，包括人口增加的因素，从二百五十美元增加到八百到一千美元。达到这个水平，虽然比发达国家水平还低很多，但我们的日子会好过多了。所以我们叫小康水平。
古代孔子谈“小康”与“大同”的文章，是收入《礼记》一书的。今天小平同志谈“小康”，是治国大计，也是奋斗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礼仪的蓝图。因为“礼”便是在一定社会制度下规范人们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理想生活方式。
邓小平同志还说：“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
大道理管小道理，这就是礼。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这也是礼。
总而言之，“礼”与“法”异曲而同工，“法”规定了起码的行为准则，违者必罚。不许跨越雷池半步。“礼”规定了最高的行为规范，提倡实行，违者要受道德的谴责。两者相辅相成，殊途同归。由此可见，“礼”与“法”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法由礼而来，礼因法而行。有的礼就是法，有的法也是礼。礼的范围大于法，法的威力大于礼。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估计礼法将合二为一，成为理想的“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