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在这里，登高长啸的诗人、飘然而至的道士、横越大江的仙鹤，早已分不清你我彼此。也许，仙鹤就是道士，道士就是诗人，而诗人也就是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后赤壁赋》更像是仙境中的一幕戏，诗人一会儿扮作道士在月下飞翔，一会儿化作仙鹤掠过小舟，一会儿在悠长的箫声中静静入睡，醒来后却故作惊讶地问观众：究竟是我梦见了道士仙鹤，还是道士仙鹤梦见了我？其实，观众早就明白，那是一幕诗人的独角戏，戏中的道士、仙鹤代表着他融人宇宙自然的永恒灵魂，代表着他对现实世界的超越与解脱。
与前后《赤壁赋》相比，《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似乎更加着名，也更具有广泛的民间影响力：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看呐！滚滚的长江水浩浩荡荡朝着东方流去，让我们不禁想起孔子的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你看那大浪淘沙，淹没了古往今来多少风流人物！在那山崖的西边，就是传说中三国周瑜大破曹操百万雄师的赤壁！多么宏伟雄奇的赤壁！那陡峭险峻的山崖高人云霄，仿佛要横穿天空，刺破苍穹！多么恢弘汹涌的长江水，掀起一阵阵滔天巨浪，卷起千万堆澎湃的雪浪。历史啊，是如此的惊心动魄，人生啊，是如此的壮怀激烈！锦绣江山孕育出多少英雄豪杰，然而，却早被无情的时间冲刷得干干净净！
这是词的上阙。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惊心动魄的美丽！
词的下阙更不得了！想想当年的周瑜周公瑾，何等的幸福、何等的浪漫！“小乔初嫁了！”其实我们都知道，小乔与周瑜并非在赤壁大战时结为百年之好的，东坡之所以偏偏要在这里强调“小乔初嫁”，就是要让小乔这个久久站在三国英雄视野之外的美丽女性走人英雄的、历史的画卷之中，就是要让上阙那惊心动魄的美丽化作柔情似水、佳期如梦的靓丽！诗人紧接着说：“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让娇美柔情的小乔走人历史，就是为了更加衬托周瑜盖世英雄的气概！但这还远远不是全部，没有小乔，周瑜这个英雄的身上就少了许多儒雅从容、潇洒风流的气派！所以紧接着就说：“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消灭曹军，不过是谈笑之间，举手之劳！这才是儒将风流，这才是大英雄的气度！
你看，这就是苏轼心中的历史：如画的江山，滔滔的大浪，雄奇的峭壁，多情的美人，风流倜傥的英雄，千古流传的功业！然而，苏轼又是多么的感伤！赤壁再壮阔，英雄再浪漫，与自己又有什么相干？看看自己蹉跎半生，依然老大无成，却只顾在这里发出徒劳无用的感慨，苏轼啊苏轼，你也真是太过多情，难怪生出这么多的白发！
小乔是很美丽，周郎是很潇洒，赤壁大战是很辉煌，然而这些如今又在何处呢？人生不过是一场大梦，又何必为虚幻的历史伤感多情，为自己的老大无成而暗暗悲伤呢？也许只有江水、明月才是永恒的存在，且让我们与江月共饮，好好领略这赤壁的美丽夜晚吧！
这是词的下阙，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潇洒多情的感伤！
《念奴娇·赤壁怀古》是一声宏伟的叹息，一个壮阔的悲哀，一次飞越历史的翱翔。无论是惊心动魄的美丽，还是潇洒多情的感伤，都是一种深情的执着、深情的眷恋、深情的向往。而这，不正是苏轼所要极力超脱、极力超越的束缚吗？不要再为自己的老大无成而悲伤、叹息，要知道，个人的情感无论多么强烈，在宏阔壮烈的历史巨变中，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那么矫揉造作，那么可怜可笑。所以不必为此再徒劳地感伤，应当享受人生，笑傲江湖。苏轼就在这种个人与历史的强烈对比中获得了对人生的自觉，从而真正做到超然物外、达观世事。
苏轼这三篇歌咏赤壁的佳作不仅是他人生的绝唱，也是文学发展史上的艺术绝唱。
前后《赤壁赋》是宋代文坛上最杰出的辞赋之一。它继承了汉大赋主客对答的传统形式，又吸取了散文的爽朗气度和诗歌的抒情意味，堪称两篇优美绝伦的散文诗，是中国文学发展长河中两颗璀璨的明珠。
《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可以说是苏轼豪放词的颠峰之作。我们在第二章曾提到他的另外一首佳作《水调歌头·中秋》，正是在密州时期，苏轼展开了对词这种诗歌艺术形式的革新，开辟了一种新的词体风格。有人将这种风格称为豪放词派，其实这个定义不大准确。
据说有一次，苏轼问一名客人：“我的词作比柳永如何？”那位客人回答说：“这哪里能够相比？”苏轼吃惊地问：“这怎么说？”那客人不慌不忙地说：“您的词作，必须让关西大汉怀抱铜琵琶、手握大铁板，高唱‘大江东去’！柳永的词作却需要一个二八年华的小女子拈着红牙拍板，细细地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苏轼听后不禁抚掌大笑（事载宋·俞文豹《吹剑续录》）。
这一段逸事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在称赞苏轼，其实却是在贬抑他的词作。因为在苏轼的时代，以柳永为代表的婉约词派乃是词坛创作的主流。婉约词派主要描写男女相思离别之情以及女性的闺阁生活，风格柔弱感伤、婉媚多情。苏轼对词最大的贡献与革新在于：将词的题材从单纯的儿女私情、离愁别绪扩展到丰富的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将词的格调从抒写艳丽、媚俗的雕虫小技提升到抒发宏伟志向、表达胸襟抱负的黄钟大吕。苏轼对词的革新，如同在独木小桥之外开辟出一条通天大道，从此，词开始拥有与诗文一样重要的地位，而词的境界也随之走向宏阔开放。
《水调歌头》就是这种所谓“豪放”词派新词风的开端，而《念奴娇·赤壁怀古》则是这种新词风的高潮。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内容与格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豪放”所能概括的，用“豪放词派”来定义苏轼一派的新词风，来概括苏轼对词的革新是不大准确，不大全面的。
黄州的东坡居士虽然经受着物质与精神生活的煎熬，但他对黄州赤壁的三次咏唱却带给我们美的享受、真的思考与善的情怀。同时也有一个疑问在我们脑海中产生，这就是：苏轼所遨游歌咏的黄州赤壁到底是不是三国周瑜与曹操大战的赤壁？
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与前后《赤壁赋》中，有不少我们非常熟悉的名称：周瑜、曹操、赤壁之战。作者在赤壁抒发情感，引用三国故事当然无可非议，然而遗憾的是，苏轼在黄州赤壁怀古的确怀错了地方。目前多数史学家都比较认同这样的研究结果，即：着名的赤壁之战古战场并不在湖北黄州，而是在黄州的上游湖北蒲圻，换句话说，对于赤壁之战的战场而言，黄州赤壁是个假赤壁。
其实，就连苏轼本人也对黄州赤壁的真实性表示过疑问，但这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一直默默无闻的黄州等来了失魂落魄的苏轼，他和它撞到了一起。最终命运做了如下安排：苏轼在黄州假赤壁抒情怀古，完成了自己人生的飞跃，而假赤壁也因此名声大振，天下皆知。黄州成就了一个新的苏轼，让他开始了智慧的人生；苏轼也成就了一个新的黄州，让它成为一个真正的名胜。
从此，中国的大地上有了两个赤壁，上游的蒲圻赤壁是武赤壁、周郎赤壁，下游的黄州赤壁是文赤壁、东坡赤壁。历史就是这样不可捉摸：端正的人格被骂得一文不值，流落远方；而错误的赤壁居然能错出千古绝唱，华夏名胜。
不管怎么说，赤壁的三次歌咏标志着苏轼开始走出“乌台诗案”的阴影，走出精神危机的陷阱，走向思想人格的成熟，走向更开阔的人生境界。也许，是为了纪念这三篇将错就错的杰作，这一年的十二月十九日，黄州的朋友们专门在这个充满疑惑的赤壁为四十七岁的苏轼举办了一个生日宴会。
正当大家把酒临江，谈笑风生的时候，忽听有一阵清亮的笛声从遥远的江心传来。在座几位精通乐器的朋友说：“听这笛声，绝非一般的乐工能吹奏出来的。”不一会儿，随着越来越近的笛声，一艘小船乘风而来。但见船头站着一位少年书生，他头扎青色头巾，身着紫色布袍，神情爽朗，气质不凡。小船渐渐靠近赤壁，少年在船上拱手向苏轼行礼。原来，这位书生各叫李委，进士出身，平素仰慕苏轼，却一直无缘相见。今日听说苏轼与朋友欢聚赤壁，庆祝生日，特意谱新曲《鹤南飞》前来祝寿。李委首先献上《鹤南飞》，接着又即兴吹奏几曲，笛声嘹亮高亢，穿云裂石，在座的人全都听得入了迷。几曲吹过，大家连声叫好！应李委的请求，乘着酒兴，苏轼挥笔写道：
山头孤鹤向南飞，载我南游到九嶷。
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怜时复犯龟兹。（《李委吹笛》）
李委的笛声是那样的超逸绝尘，令人沉醉其中，飘飘欲仙！笛声中，我仿佛乘着孤鹤来到九嶷山下，仿佛听到娥皇、女英那哀哀的歌哭。啊！如此凄美的笛声真好似来自那琼楼玉宇的月宫仙境，又好似来自龟兹古国的宫廷深处（事载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看起来，赤壁不仅是苏轼感悟生命的圣地，还是他举办生日宴会的胜地。赤壁的名气因此变得更大了！
但谁也没有想到，随着赤壁三咏的流传，一个关于苏轼的谣言也开始迅速蔓延。
原来有一段时间，苏轼的右眼发炎肿痛，病情严重，他不得不闭门谢客，在家静心休养。为了给自己解闷儿，苏轼还编了个笑话逗自己开心：
苏轼得了眼病，不能吃荤，可嘴巴不答应，它对眼睛说：“我是他的嘴巴，你是他的眼睛，给你的待遇为什么那么好，对待我为什么这么刻薄？凭什么眼睛患病却不许嘴巴吃荤？”苏轼没办法公正地判决，于是嘴巴跟眼睛商量说：“这样吧，等有一天我嗓子哑了，你眼睛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我决不阻拦。”（语载苏轼《东坡志林·子瞻患赤眼》）
看来苏轼虽然患了眼病，但心情还是很不错的。可是对外界不明真相的人来说，像苏轼这样一个活泼开朗的老顽童，长达一个多月不见踪影，很多人就开始胡乱猜疑，开始说苏轼患有其他的重病，后来越传越离奇，大家都说：苏轼早就病死了！
苏轼的好友、退休大臣范缜听到这个消息，情绪非常激动，当即放声大哭，叫儿子赶紧准备金银绢帛去黄州吊唁。他的儿子却还冷静，先派了一个门客去黄州打探虚实，方知是一场虚惊。苏轼知道后不禁放声大笑，同时不免感慨万千，在给范缜的回信中，他写道：“我平生所得到的诽谤诋毁，大体都是如此，我早已见怪不怪了。”（语载《答范蜀公四首》之一）
谣言也传到了宫廷。神宗皇帝正在吃饭，他问身边的宰相蒲宗孟这到底是真是假，宗孟回答说：“这几天外间都在传这个消息，但是还不能确定消息的真假。”听到这里，神宗连声叹息，说：“人才难得，人才难得。”推开饭碗，闷闷不乐地回书房去了。
当然，这个谣言随着苏轼身体的康复自然烟消云散，但神宗皇帝对苏轼的牵挂与关注却日益加深了。这与神宗这一时期思想的发展变化有直接关系。从宋神宗即位到神宗元丰六年（1083），变法已经持续了整整十六年。随着变法的一步步推进，神宗的用人思想逐渐由专用新法人物转向兼用新旧两派人物。但是要迅速启用司马光等反对派的领袖人物，时机还不成熟，于是苏轼开始进入神宗关注的视野。
在神宗看来，苏轼虽然曾经出言不逊抨击新法，令人烦恼，但无论在政治还是文化上，的确是个难得的一流人才；比起司马光，苏轼的目标要小得多，起用他也许不会引起政坛太大的震动，却可以给旧党人物传递一个善意的信息；苏轼在黄州经过了四五年的反省历练，重回朝廷后应该不会惹出什么太大的麻烦，起码能够与自己保持某种协调与默契。
基于以上几点判断，神宗开始谋划让苏轼出任朝廷重要官职。他曾与数位宰臣商议让苏轼在中央或者地方出任重要职位，但是都被宰相王珪等人以各式各样的理由糊弄过去。一天，神宗与身边大臣谈论古今人才，神宗问：“苏轼可与哪位古人相比？”大臣回答：“很像李白。”神宗说：“不对，李白有苏轼的才气，却比不上苏轼广博的学识。”（语载宋·赵葵《行营杂录》）
既然本朝有一位如此宝贵的文化巨匠，那神宗皇帝还有什么理由继续犹豫、等待呢？元丰七年（1084）正月的一天，神宗亲自书写手诏：苏轼在黄州深居简出，反省悔过多年，鉴于人才难得，不忍就此抛弃，特将苏轼量移为汝州（今河南临汝）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事载《宋史·苏轼传》）。虽然还是没有签字权、行政权，但与黄州相比，汝州简直就像是京城开封的远郊区，离首都近得多了。更重要的是，这一次苏轼的北调乃是神宗皇帝亲下手诏，意义非同寻常。
从元丰三年二月到现在，苏轼在黄州生活了四年零两个月，经历了生活与人生的磨砺与反省，现在，全家人又要起身回到中原地区了。苏轼离开黄州前往汝州，传递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信息，它表明苏轼与宋神宗、与变法派新党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前面我们提到，随着变法的不断深入，宋神宗从只用新党人物，转变为“欲取新旧人两用之”，要借助新党与旧党两方面力量来推动变法，苏轼在这个时候被改判汝州，实际上就是神宗这种意愿的一种表达。
更重要的是，苏轼也必须考虑自身的政治前途与命运。他在黄州时期对自己为人处世的反省，对人生的感悟，当然是对现实苦难的一种超越与达观，但这些反省与感悟也应当包括对自己以往政治态度、政治立场的反思。换言之，在新法实施的过程中，的确给老百姓带来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从这个角度而言，苏轼应当反省自己对待新法的态度；另一方面，出于对自己政治前途的实际考虑，苏轼也许也应当对自己的政治态度、政治观念做出一些微妙的调整，这个调整即便不是全面地认同新法，至少在基本的立场上要与宋神宗的所思所想较为接近。
那么，苏轼由黄州而汝州的量移究竟会给他的境遇带来怎样的变化呢？神宗皇帝最终是否会重用苏轼？历经磨难和反思后的苏轼，回到朝廷后又会有怎样的表现？
青云直上
作为变法的核心人物，王安石的命运与苏轼一样，也是大起大落，一波三折，充满了悲剧色彩。从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到熙宁九年（1076），这六年的时间里，王安石因为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两次被拜为宰相，又两次被罢免宰相职务。在此期间，他亲手提拔的亲信背叛了他，三十三岁的儿子又不幸早逝，王安石悲愤交加，万念俱灰。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他归隐江宁（今江苏南京），住在钟山附近的半山园，从此不问世事。
平心而论，王安石为了大宋江山社稷，励精图治，排除万难，施行革新变法，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政治改革家、政治思想家之一。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他的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绩，他本人也遭遇了不幸的悲剧结局，这不仅是王安石个人的悲剧，更是北宋王朝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