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讲，刚刚离开黄州的苏轼还是一只惊弓之鸟，“乌台诗案”在他心里留下的阴影始终难以抹去。而此时的宋神宗才不过三十三岁，如果不出什么意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他还将决定着自己的政治命运。王安石虽然两起两落，但是只要神宗皇帝在位，谁又能保证他不会第三次就任宰相呢？即便王安石不再就任宰相，但是他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王安石早已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他还意味着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派别。
苏轼虽然在诗文中借舀滔江水臧否风流人物、千秋功业，借皎皎明月笑傲古今沉浮、往来是非，表现超逸旷远的精神境界，但他毕竟不是可以自由飞翔的仙鹤、肆意遨游的扁舟，他是一个生活在现实政治环境中的非常具体的人物，一个处在政治弱势中的小人物。在这样一个对自己尤其不利的政治环境中，他必须要为自己的政治前途、生活前途，为自己妻儿的前途严肃认真地考虑、谋划与计算。
苏轼从黄州北上汝州，最直接的路线应该朝西北方向行走，但他却一路沿着长江东行，打算从长江进入运河，然后转道淮河、汴水，再设法去汝州。兜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其中当然有种种考虑，居住在江宁的王安石不能不说是兜圈子的一个重要原因。饶有趣味的是，如果说苏轼来江宁与王安石会面，在主观上曾具有某种现实政治的考虑，那么当他真地与王安石朝夕相处一个多月后，却从心底里对这位昔日的大宰相有了更为深入、更为真实的认识。
六月底，苏轼的船到达江宁。他们这一对昔日的政敌、文坛的好友终于又见面了。当苏轼站在江边，看着王安石穿着便装，骑一头小毛驴，慢慢朝他走来的时候，他感觉王安石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个昔日雷厉风行的大宰相，现在显得神情落寞，更像是一个孤独的老人。此情此景让苏轼心里边既是酸楚，又是感动，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他赶忙迎上前去，两个人紧走几步，四目相对，一时间真是感慨万千，竟然不知从何说起！
在江宁的日子里，苏轼深深感受到这位昔日叱咤风云的老宰相身上的巨大变化。一次，苏轼与王安石谈论起朝廷的是是非非。事后，王安石不无忧虑地再三叮嘱他说：“今天这些话出自老夫之口，人于子瞻之耳，切不可对他人提起。”（语载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这哪里还是以前那个雷厉风行、顶天立地、创榛辟莽，声称祖宗不足法、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
苏轼在诗中感慨地写道：“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次荆公韵四绝》）晚年退休在家的王安石，满面病容，骑着小毛驴默默行走在荒野中，如何还能想见他当年雷厉风行的风采？老宰相劝我在江宁买上几亩田地安家，我们如果能够早十年比邻而居该有多好啊！
的确，这次江宁的会面，使得苏轼对王安石、对王安石与自己的关系都有了新的认识。
以前，苏轼觉得王安石对自己成见甚深，处处与自己过不去，处处为难自己，是个心胸狭隘、嫉贤妒能的小人。现在想来，其实不然。
抛开复杂的政治分歧，王安石其实非常欣赏苏轼的文学才华。当初苏轼在黄州，王安石时常关注他的创作情况。每次有人从黄州来江宁，王安石总是止不住问：“苏子瞻近来有什么妙语啊？”一次，有人乘船自黄州来江宁，那人对王安石说，苏轼住在临皋亭，夜晚喝得大醉，梦中醒来后写成一篇一千多字的《成都圣像藏记》，抄本现在就在江边的船中。王安石听后赶紧派人从船上取来文章。此时正值月上柳梢，树影在地，王安石等不及书童点灯，立刻站在屋檐下，借着微弱的天光读起来，一边读，一边高兴地称赞说：“子瞻，真是人中之龙啊！”看罢文章，又忍不住评论说：“文章确实写得很好，不过也有一个字用得不大贴切。”来人连忙请教，王安石说：“文章末尾处说：如人善博，日胜日贫。如果改为日胜日负就更准确了！”后来苏轼听到这个评论后不禁抚掌大笑，认为王安石的确是自己的一字之师，遂欣然提笔改“贫”为“负”（事载宋·释惠洪《冷斋诗话》）。苏轼离开江宁后，王安石还曾不无慨叹地对身边门客说：“不知再过几百年，才能有苏轼这样的人物出现！”（语载宋·蔡绦《西清诗话》）
以前，苏轼觉得王安石这个人脾气倔强、声色俱厉、不近人情。现在想来，其实不然。
苏轼与王安石在江宁第一次会面，苏轼身着便装，开玩笑地说：“苏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看看自己身上同样的便装打扮，朗声笑道：“礼仪难道是给我们这些人设置的吗？”（事载宋·朱弁《曲洧旧闻》）坎坷崎岖的仕途道路、险恶丛生的世道人心、变法改革的一波三折、家庭生活的重大变故，所有这些都让王安石对政治前途心灰意冷，他只愿做个普普通通的田舍老翁，与朋友们在一起聊聊天、写写诗。他还反复劝告苏轼在江宁购置田地，就此安家平静地过日子，不必理会朝野动态。而苏轼也积极地在江宁、仪征两地访求田地，筹措安家事宜。在给王安石的信中，他说：“最近几次的见面，承蒙您对我多加抚慰教诲，恩情厚重。我本来打算在江宁购置田产，陪您终老于钟山之下。如今又来仪征访求，如果真安置妥当，今后扁舟往来，要与您见面并不困难。”（《与王荆公书》）
以前苏轼觉得王安石这个人虽有学问，但总喜欢标新立异，华而不实。现在想来，其实也不然。
他们二人曾在一起欣赏苏轼的密州旧作《雪后书北台壁二首》。王安石对其中“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两句特别欣赏，认为这两句诗运用典故非常精妙。王安石的女婿蔡卞表示不理解，他问王安石：“这难道不是描写雪景的诗句吗？将雪中的楼台比作玉楼，将漫天飞雪比作银海，其中未见使用什么典故呀？”话虽然这样说，但是蔡卞却无法解释“寒起粟”与“光摇”的涵义。王安石解释说：“在道家典籍中，将双肩比作玉楼，将双目比作银海。因此这两句诗的意思就是：天气寒冷，冻得人耸起肩膀，直起鸡皮疙瘩；满世界的雪花让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他问苏轼：“子瞻，我说得对吗？”苏轼会心地笑了。后来他在朋友面前不得不承认，这两句诗自问世以来，还没有人看出其中潜藏的这个典故，苏轼不禁感慨：王安石的确有真才实学，的确博学多闻（事载宋·赵德麟《侯鲭录》、宋·王十朋《东坡诗集注》）！
以前苏轼觉得王安石这个人固执己见，独断专行，不免令人生厌。现在想来，其实更不然。
一次，二人正谈得投机，苏轼突然很严肃地说：“荆公（王安石致仕后被封为荆国公），我有话要对你说。”王安石一听苏轼这语气，以为他要提及两人之间那些不愉快的事情，立刻警觉起来，神情有些异常。苏轼连忙说：“荆公不要误会，我所要说的是关系天下安危的大事。”王安石这才放下心来，说：“你且说说看。”苏轼说：“穷兵黩武、大兴冤狱，这是汉唐盛世灭亡的先兆。自从太祖皇帝立朝以来，以仁厚治理天下，就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如今朝廷连年与西夏交兵，屡战屡败。而蔡确（王安石提拔的变法派新进之士）等人又在东南一带大兴冤狱。您为什么不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解救这种危难的局面呢？”王安石竖起两根手指，无奈地摇摇头说：“这两件事情都是吕惠卿（王安石提拔的变法派新进之士）他们做的，我现在告老在家，哪里还敢多说话？”
苏轼严肃地说：“你说的有道理。在其位则言其政，不在其位则不言其政。但这是大臣侍奉皇上的常规礼仪。当今圣上以非常之礼待您，您又怎能以常规之礼对待圣上？”以往如果听到苏轼如此激烈的言论，王安石也许不免大发雷霆，针锋相对，可是这一次不同了，王安石表示：“子瞻不必再说，我一定向皇上进言！”（事见《邵氏闻见录》卷12）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题三义塔》）。六十三岁的王安石与四十七岁的苏轼非但不是兄弟，还曾经是誓不两立的政敌。他们之间虽然有不少的恩恩怨怨，但这些恩怨都是为了江山社稷的前途，为天下公利而结下的公开的恩怨，并非私人之间的恩怨。作为当代屈指可数的政治家、学者、文学家、思想家，他们不仅不存在私人的恩怨，更是学术、文学和思想上难得的知音。
对于苏轼而言，这一次在江宁与王安石的会面，虽然不可能直接缓解苏轼所面临的政治困境，苏轼与王安石也不可能就某些政治问题、政治原则签署“谅解备忘录”，但是这种融洽的会面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苏轼在给王安石的信中说：“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与王荆公二首》之一）这句话非常耐人寻味，意思是说，我在您的门下求学很久，但是还不曾像这一次朝夕相处，聆听教诲，获益匪浅，真是太荣幸了！苏轼与王安石都是欧阳修的门生。王安石虽然年长于苏轼，但也算是同辈人。苏轼将自己列人王安石门下学生的地位，而且说“游门下久矣”，这当然可以看作是一句客气话，不过结合苏轼当时那种特殊的境遇来看，也许也不完全是客套之语，至少“门下”也隐含着为荆公所用，愿与荆公合作共商国是的意味。这与苏轼对于新法态度的调整其实是完全一致的。总而言之，宋神宗元丰七八年间，历经政治风波的王安石与苏东坡开始在政治上渐渐走向和解甚至达成某种默契，这对于苏轼今后政治立场的逐步转变、仕途经历的变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个多月后，苏轼离开了江宁。他的目的地汝州虽然距离京城很近，但是苏轼更希望自己能够在风景宜人的常州度过余生。神宗皇帝批准了他常住常州的请求，诏令苏轼以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常州居住。
来到山清水秀的常州，苏轼打定主意要在此处安家落户，于是将手头所有的五百缗（相当于五十万钱，五百两白银）现款倾囊而出，购买了一套新居，打算安安稳稳地过下半辈子了。可是俗话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又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苏轼打算安安稳稳过小日子的时候，朝廷里出了大事，这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轼的现实处境，也改变了他对于未来的设计、打算。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三月五日，三十八岁的神宗皇帝病故了。他年仅十岁的儿子赵煦即位，改年号元佑，是为哲宗。哲宗太小，不能亲政，暂时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太后是个保守派，她坚决反对变法革新。神宗去世不久，她便传下诏书，批评新法，以“母改子政”的形式改变神宗的所有既定政策。她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任命年届六十六岁、已经隐退十五年之久的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主持国政。北宋历史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史称“元佑更化”，说通俗点儿就是重打锣鼓另开张。
司马光一上台就采取了三个重要举措：一是宣布广开言路，让朝野士大夫就变法公开发表意见，其实是为废除新法制造舆论；二是纷纷贬斥变法新党人物，从人事上为旧党复辟扫除障碍；三是纷纷恢复、提拔神宗时期被贬斥的旧党人物，为旧党重新占据政坛奠定基础。
苏轼就是在这种突变的政治形势当中获得了东山再起的机会，而此次东山再起的速度竟是如此之快，这由下面这个时间表就可见一斑：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苏轼五十岁。
三月五日，神宗病逝，哲宗即位。
五月六日，苏轼被任命为朝奉郎、登州知州，官阶七品。
九月十八日，苏轼被任命为礼部郎中，官阶六品。负责朝廷的礼仪、祭祀、科举等事务。
十二月十八日，苏轼被任命为起居舍人，官阶六品。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苏轼五十一岁。
三月十四日，免试为中书舍人，官阶四品。
九月十二日，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官阶正三品。皇帝特赐给他官服一套，金腰带一条，金镀银鞍辔马一匹。
从1085年的五月到1086年的九月，短短的十七个月里，苏轼便从一个地处偏远之州的犯官一路直升到三品大员，提升了六个品级，飞跃了十二个官阶，距离宰相只有一步之遥！
苏轼的这次东山再起意义非同寻常，主要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1．六品起居舍人，随从皇帝左右，负责记录皇帝言行。可以参与商议礼乐法度、百官任免赏罚等朝廷事务。这个官职意味着苏轼不仅已经重返朝廷，而且开始占据中央中枢机构中的重要位置，这个位置不仅有机会接近皇帝，而且能够参议朝政，绝非登州知州、礼部郎中所可比拟。
2．四品中书舍人，负责起草任免百官、整章建制、宽赦俘虏等诏书，可直接参与相关朝政的商议决策。朝廷规定，官员必须经过相关考核方能担任中书舍人。从北宋建国至哲宗时期，免试担任中书舍人的只有陈尧佐、杨亿、欧阳修等三人，苏轼则是第四个。这个官职意味着苏轼开始走向中枢政治的中心。
3．翰林学士、知制诰，专门负责起草任命将相大臣、册立皇后、太子的诏书以及与周边国家往来的国书等，较中书舍人更为重要。翰林学士作为皇帝最亲近的政治顾问兼秘书，从中唐以来就有“内相”之称，往往是“将相之储”。苏轼之前，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都曾担任过这一职务，并由此升任副宰相。这个官职意味着苏轼距离位极人臣只有一步之遥，意味着苏轼开始成为参与朝政决策、参与国是的核心的“元佑大臣”。
4．这一年九月一日，司马光去世，宰相的位置空缺。苏轼九月十二日就被任命为翰林学士，这个巧合似乎给苏轼的政敌们传递出一个微妙的信息，他们担心苏轼被任命为宰相，遂于九月二十八日上书皇帝，认为“苏轼文章学问，中外折服”，但是“德业器识有所不足”，加上以前有讥讽朝政被贬斥的前科，从团练副使的位置提升到现在才一年多一点，如今担任翰林学士，如果论“议论古今，润色帝业，可谓极其任矣”，但是不能再加官了！这些人在提醒皇帝，任命苏轼为宰相，辅佐王业，一定要以王安石为戒（语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8脚注【原文】）。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宋哲宗元佑时期，旧党全面复辟，按理说应该同仇敌忾反对新党，谁知道，旧党阵营内部也矛盾重重，政治派别林立，有的人为了阻止苏轼做宰相，居然拿出新党领袖王安石的例子来类比苏轼，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但这从一个侧面表明，苏轼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提升速度之快、影响之大、地位之高。
5．宋哲宗元佑二年（1087）八月，五十二岁的苏轼开始兼任经筵侍读，给小皇帝赵煦当老师。对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能够做帝王之师，真是最荣耀的职位了！对于苏轼而言，官做到这个份儿上，也算是最高境界了！当然，这样的安排也可以看出旧党一派的深远用心：希望通过苏轼的教育，使小皇帝的立场能够站在旧党的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