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官位提高了，官服的颜色也变了。北宋的官服颜色分三种：七品以下官员穿绿袍，五、六品官员穿绯袍，四品以上官员穿紫袍。高级文官还佩戴一种重要的饰物--鱼袋。朝廷规定：穿紫袍者佩金鱼袋，服绯者佩银鱼袋。苏轼作为三品大员，身穿紫袍、佩戴金鱼袋，与黄州时候的“素面朝天”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一个小城犯官骤升为三品高官，如此迅雷不及掩耳的地位转变，足以让任何一个人头晕目眩、目不暇接。尤其对于刚刚脱离困窘折磨的苏轼来说，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大堆荣誉和显赫的官职，他到底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经历了少年成名、初出茅庐、地方任官、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一系列起伏波折之后的苏轼，早已不再是那个空怀一腔热情，头脑容易发热的毛头小伙子了！特别是经历了黄州四五年时间的深刻反省与人生感悟之后，此时此刻的苏轼对自己多了一份清醒的认识，对他人多了一份宽容的胸怀，对变法多了一份理性的同情，对反对变法多了一份理智的反省，对人生的荣辱成败多了一份达观超然的思考。
因此，此时此刻的苏轼不会在眼花缭乱的快速提升中忘乎所以，也不会因此而失去自己的书生本色。在对待“元韦占更化”、对待革新变法、对待新党人物等一系列问题上，苏轼都拥有自己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既符合苏轼为人处世的固有特点，也符合当时社会政治发展的具体情势以及苏轼对其作出的判断。
首先，如何对待“元佑更化”？换言之，如何对待旧党人物上台后全面否定、推翻新法的各项举措？在这个问题上，苏轼保留自己的看法，这个看法不仅与他早先跟神宗、王安石的默契认同有关，也与他这些年身处基层百姓环境中，对新法的优劣长短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有关。在主持元佑元年进士候选馆职的考题中，苏轼说：“今朝廷欲师仁祖（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蝓；欲法神考（神宗）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人于刻。”（《试馆职策问三首》其一）大意是说：当今朝政如果只是效法宋仁宗时期忠厚仁义的治国之道，恐怕官僚机构不会尽职尽责，导致消极怠工，效率低下；如果只是效法神宗时期的励精图治，锐意图强，恐怕官僚机构不能真正地领会圣上的意图，导致严刑峻法，人心混乱。
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要忠厚而不蝓，励精而不刻：既要仁厚宽爱又不能过于疏松放纵，既要锐意图强又不能过于严厉刻板。与此相应的，苏轼对待新法的态度也很明确，就是八个字：“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意思是：权衡新法的利害得失，选择那些对国家百姓确实有利的政策继续施行。换句话说，对待新法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实事求是，不能搞一刀切，更不能一棍子打死。
可以说，作为元佑时期的一位重量级大臣，作为旧党的代表人物，作为“元佑更化”的直接受益者，苏轼对“元佑更化”总体上是拥护的。在那样的政治背景与立场之下，有时候他也说一些贬损王安石的话语，但是他对于新法的态度并非一概反对，对于旧党的政治意见也并非一概同意，他真正坚决反对的是：任何形式的独断专行！当初反对王安石是这样，现在反对司马光也是如此！换句话说，没有什么不可以变更的新法、旧法，凡是法令政策都必须校量利害，实事求是，只有这样才能有用于国家人民，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这就是苏轼的政治观念。
但是对于变法新党人物，苏轼的态度却完全不同。
苏轼与弟弟苏辙饱受新党迫害之苦，他们对于新党人物的态度用“深恶痛绝”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在苏轼的笔下，新党人物真是祸国殃民，罪无可赦：
吕惠卿、李定……之流，……其为奸恶，未易悉数，而王安石实为之首。今其人死亡之外，虽已退处闲散，而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怀其私恩，冀其复用，为之经营游说者甚众，皆矫情匿迹，有同鬼蜮，其党甚坚，其心甚一……此等皆民之大贼，国之巨蠹。（《论周穜擅议配享自劾札子二首》）
意思是说：新党之流，罪恶多多，而王安石实是祸首。新党的领袖人物有的已经死去，有的闲置散居，但是他们的心腹羽翼依然遍布朝野上下，都暗暗感念领袖的恩德，他们希望能够重新得到重用。为他们辩护游说的人很多，他们强词夺理，如同鬼蜮。这些党羽团结坚固，思想高度统一，对百姓危害很大，是人民的公贼，是国家巨大的蠹虫。
对于新党人物，苏轼兄弟旗帜鲜明地反对朝廷授予他们重要职务，反对新党人物推荐的人选，要求加重对新党人物的处罚，要求彻底追究新党的政治责任，而任何对于新党人物的提拔、宽恕，也都会引起苏轼苏辙兄弟极大的警觉。比如对于曾一手炮制“乌台诗案”的李定，苏轼就认为朝廷对他的处罚太轻，因此拒绝起草关于李定的处治状，请求朝廷给予李定更加严厉的流放两千里之外的处罚。李定后来被贬到安徽滁州，距离开封一千多里，并死在了当地。对我们来说，苏轼对待新党人物的这种态度，似乎有些出乎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究其原因主要是：
1．“元佑更化”的政治核心在于全面反对、推翻新法与新党人物。苏轼作为元佑重臣，作为元佑更化的受益者，必须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因此，激烈反对新党人物本身是一种政治立场的表达，也是他作为元佑大臣必然的政治行为。
2．苏轼与弟弟苏辙深受新党人物的迫害与折磨，他们都非常害怕、担心新党人物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所以要不遗余力地打击抨击新党人物。对于新法政策，苏轼认为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好政策可以给百姓国家带来好处；而对于新党人物，他认为都是一些奸佞小人、结党营私之辈，应该予以清除。由此可以看出，苏轼在对待新法政策与新党人物上是有鲜明区别的。
3．苏轼是一个伟大而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诗人、思想家，他在逆境中善于解脱自己的心灵，善于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彻底的反省思考，但他毕竟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物，他也有自己的缺点与局限性。在北宋时期，苏轼的基本角色是朝廷官员、政治家，他的政治角色本能地要求他为旧党政治派别服务，这并不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对于迫害折磨过他的那些新党人物，他当然是发自内心的仇恨厌恶，现在他处于优势的位置，对于新党人物的打击就势在必行，这就是封建社会的政治斗争，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予以正视。
4．苏轼虽然不遗余力地打击新党人物，但是坚决反对通过文字狱来迫害士大夫，这又是他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所保持的一点清醒的认识。
苏轼如此激烈地抨击新党人物，那他与旧党人物的关系应当非常密切吧？其实也不尽然。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苏轼对于新法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他看来，无论是新法还是旧法，都要校量利害，都要实事求是，都要看它的实际效果。苏轼非常反感当初王安石独断专行地推行新法，反感新法人物否定一切的态度；同样，他对于现在旧党人物上台后不加分析地全面推翻新法，盲目否定一切与新法有关政策的做法也非常反感。
可是这样一来，苏轼必然与主持元佑更化的司马光发生巨大的矛盾，换言之，作为一个曾经被新党迫害的旧党人物，苏轼回到朝廷后，由于自身政治观念的转变，又开始与自己所属的政治派别发生了不可回避的矛盾。“元佑更化”时期，退居十五年的司马光重新主持朝政。司马光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谨言慎行、德高望重，是当朝的道德楷模。他与高太后达成共识，认为神宗皇帝、王安石的变法求新已经完全失败，当务之急便是罢废新法，恢复宋仁宗时期的政治格局。所以司马光执政之后，就有计划、分步骤地起用反对变法的大臣们，并陆续废除新法法令。
有一些新法法令在施行的过程中确实弊端较大，所以废除之后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但是有些新法的废除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司马光与苏轼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是否应该废除免役法。
王安石变法之前，朝廷施行的是差役法。官府的许多劳役都由老百姓来承担，使其不能专心务农，贪官污吏又趁机敲诈勒索，导致许多农民倾家荡产。免役法则规定，老百姓如果不能服劳役，可给官府交钱，由官府雇用劳役。免役法的弊端在于有的部门收缴的免役钱款过多，而收缴的钱也并未完全用于雇用劳役。但是任何政策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人物，大都认为，免役法与差役法相比较，还是利大于弊。
苏轼原来是坚决反对免役法的。但此后多年在地方任官的实践经验告诉他，免役法的确比差役法要好得多。所以，苏轼虽然因反对新法而吃了很大的苦头，但他并没有从个人的好恶、所属的政治派别利益出发，而是从法令政策的实际效果出发，从校量利害、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来考虑问题，他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成为免役法的坚决维护者。
然而，“元佑更化”领袖司马光的顽固程度与王安石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新法的成见太深，根本不同意继续实行免役法。苏轼将自己在密州实践免役法的种种好处说给司马光听，可司马光就是不采纳他的意见。
一次，在宰相政事堂里，他与司马光又开始激烈地争论免役法的存废问题。司马光不由得勃然大怒，气得脸色都变了。苏轼慢慢说：“当年您做谏官时，与宰相韩魏公（琦）争论朝政得失，魏公虽然很不高兴，您依然奋然不顾地说下去。如今您当了宰相，难道就不能允许我把话说完吗？”见苏轼提起往事，司马光不得不勉强一笑以示歉意，但心中的芥蒂却挥之不去。他对苏轼的意见置若罔闻，依旧一意孤行。司马光这种独断专行、固执己见的做法让苏轼极为愤慨。退朝回家后，他依然怒气冲冲，一边卸巾解带，一边连声怒呼：“司马牛，司马牛！”（事载苏辙《龙川别志》、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司马牛本是孔子一位学生的名字，与司马光没有任何关系，苏轼只不过想表达司马光太倔强，简直就是死牛筋，一根筋，所以脱口而出“司马牛”！
后来朝廷成立了研究、修订役法的专门机构--详定役法所，苏轼也被选派参加。这个时候朝廷大臣都不敢再发表不同意见，只有苏轼还依然故我，坚持自己的意见。在与挚友的信中，他写道：
昔之君子，惟荆（荆国公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温国公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苏轼自称）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与杨元素书》）
意思是说，过去的君子以王安石为榜样，追随他；现在的君子以司马光为榜样，追随他。我与司马光彼此是多年相知的老朋友，关系亲密无间，但是我却不会盲目地追随他。
苏轼的这种态度造成了自己“上与执政不合，下与本局异议”（《再乞罢详定役法状》），也就是说上与宰相合不来，下与同事谈不拢。难道像苏轼这样一个“上可以与玉皇大帝聊天，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的大好人，现在反而处理不好人际关系了吗？当然不是。关键在于苏轼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而大多数官员做官的目的在于明哲保身、升官发财，所以苏轼才会显得如此不合时宜。这就是苏东坡的书生本色，也是他的为官本色。
据苏辙回忆，面对苏轼这种屡屡反对自己的做法，司马光渐渐不耐烦了，开始感到恼怒，打算将苏轼撵出朝廷，可巧他因病去世，这件事情没有做成。可是当时朝廷上下的官员大多都是司马光的党羽、门生，他们都希望能够联合力量求取提升，所以很讨厌苏轼这种特立独行的言行，大家都争相指摘苏轼的过错，找不出过错，就开始拿“乌台诗案”这部陈年旧账说事儿，诋毁苏轼。苏轼从此在朝廷之中就不得安生了（事载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以苏轼的智慧，对身边政治氛围的变化当然洞若观火，他不由得感叹：
念我山中人，久与麋鹿并。
误出挂世网，举动俗所惊。
归田虽未果，已觉去就轻。（《送吕行甫司门倅河阳》）
你看，好不容易脱离苦海、回到朝廷的苏轼，想不到居然与前辈、好友司马光发生了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矛盾，弄得自己又一次“不安于朝”。其实，东山再起的苏轼，除了在社会地位、经济条件方面有了极大改善之外，在京城过得并不比在黄州轻松、愉快，以他这种率真执着的做人原则，实事求是的办事方针，一吐为快的言行方式，只会给自己惹来越来越多的麻烦事儿，他的处境也将会越来越困难。那么，五十多岁的苏轼还将遭遇怎样的麻烦，他又将如何面对或者摆脱这些新的麻烦呢？
知难而退
宋哲宗即位之后，司马光等朝中重臣联名推荐北宋着名的哲学家、思想家程颐出任崇政殿说书，也就是哲宗皇帝的老师。按照宋朝的官制，经筵讲官（皇帝老师）分为不同级别，苏轼所担任的经筵侍读要高于说书之职，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同为帝王之师。
程颐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授徒讲学三十余年，门生遍及朝野上下，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他平时不苟言笑，一开口便是孔孟之道、仁义礼智，俨然一副道德圣人的模样，在常人看来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也颇有些迂夫子的味道。一天，程颐为哲宗讲书，课间休息时，君臣二人在一间小亭子里喝茶，哲宗顺手折下一根柳枝玩耍。这对于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来说是一件非常平常的小事，但程颐看见后立即站起身来，板起面孔教训道：“现在正是春天，万物生长，皇上不可无缘无故摧折生命，损害天地和气……”哲宗好不容易等到下课玩耍一会儿，却没想到又被这个老头子训了一顿，好不没趣！他嘴上不敢说，心里老大的不高兴，皱起眉头，将柳枝狠狠地掼到地上。司马光听说这件事之后，十分感慨，他对门客们说：“这就是为什么人主往往不愿意接近儒生的原因呐！”（事载宋·马永卿《元城语录》）
司马光是个光明磊落、心胸开阔的人，他对程颐的看法尚且如此，幽默诙谐、极具情趣的苏轼对程颐的言行方式当然更加看不惯。他承认自己“素疾程颐之奸，形于言色”（《再乞郡札子》），意思是说：素来看不惯程颐那副虚伪矫情、故作姿态的模样，往往在言语、脸色上就表现出来！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九月一日，司马光去世。这一天，哲宗皇帝正率领百官在首都南郊祭祀天地神灵祖先，安放神宗的灵位。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中，共有五种重大的礼仪活动，即吉礼、嘉礼、军礼、宾礼、凶礼。吉礼主要是指祭祀、纪念之礼，通过祭奠天神、地只、祖先求善祈福；嘉礼包括登基、册封大典、朝贺朝拜、喜庆婚宴等礼仪；宾礼包括中央与地方之间、君臣之间、国与国之间、士大夫之间的礼仪；军礼是与军事活动有关的一切礼仪；凶礼则是指与灾荒祸患、丧葬吊唁活动有关的礼仪活动。哲宗祭祀天地神灵的活动自然属于吉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