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月一日病倒到七月二十八日去世，这五十多天的时间里，苏轼的病况时好时坏。现存史料笔记中较为系统描述这段过程的有：宋人何蘧《春渚纪闻》、清人陆以湉《冷庐医话》。其中《春渚纪闻》转载了苏轼好友冰华居士钱济明所记录的有关苏轼去世前的详细情况，《冷庐医话》则是对照了苏轼白海南北归之后的行止与身体产生的症状，详细地记录苏轼染疾弃世的过程。经由这两则重要的记录，再借助当时苏轼与朋友的书信往来以及其他相关史料笔记，我们大体能够还原苏轼生前的最后一段日子。
苏轼乘船北归之时正值南方盛夏酷暑，久居南海的苏轼只觉得“海外久无此热，殆不能堪”（《与米元章》），船舱中闷热不堪，于是夜半时分还在外面乘凉，并且喝了很多冷饮。六月一日，苏轼因为“饮冷过度，中夜暴下（痢疾）”，折腾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他衰弱疲惫到了极点，只能卧床静养，看点金石印章，吃了些有补气固表作用的黄芪粥后，觉得好多了。
第二天苏轼还约了米芾一起吃饭，谁想到几天之后，他忽然再次腹泻不止，消化系统紊乱，胃部闷胀不堪，完全没有食欲，身体难以平卧，晚上都睡不着。在与米芾的信中他叙述道：“某食则胀，不食则赢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饱蚊子耳。不知今夕如何度。”（《与米元章》）只要吃了一点东西就觉得非常饱胀，但不进食又觉得身体赢弱不堪，整晚都无法入睡，更因腹部胀痛而无法躺下，只能通宵呆坐，被蚊虫叮咬。如此辛苦，不知该如何度过今晚！
过了几天，情况并未好转，加上舟行“河水污浊不流，熏蒸成病”，病情愈见沉重。苏轼觉得船舱内闷臭不堪，就叫船家将船停泊在闸门之外，空气较为流动之处，希望能“就活水快风，一洗病滞”（《与米元章》）。但即便如此，病情仍无好转。
随着病情的不断加重，苏轼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强撑着病躯，给弟弟苏辙写信，嘱托后事：“即死，葬我蒿山下，子为我铭。”（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六月十二日，苏轼离开真州（今江苏仪征），渡江过润州（今江苏镇江），前往常州。
十五日苏轼到达常州，朋友钱济明正等候在那里。苏轼独自睡在船舱中，见钱济明进来问候，慢慢坐起身来，对钱济明说：“我好不容易才历经艰险，万里生还，不料现在却需将后事相托。只是自从贬往海南之后，我和子由就不得再见一面，倘若真是从此永诀，此痛难堪。”钱济明心中难过，无言以对。苏轼沉默良久，又说：“我在海外时，完成《论语说》、《书传》及《易传》三本着作，现在全都托付给你，请先不要拿给世人看，相信三十年后，会有人真正懂得这些着作。”说着苏轼便要起身开箱取书，却找不到钥匙。钱济明连忙安慰他说：“你的身体一定能够恢复健康。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何必急着交代这些事情？”
到达常州后，苏轼住进钱济明为他租借的孙氏馆（今常州市延陵西路藤花旧馆遗址）。此后钱济明每天都来看望他，陪坐在病榻边聊天，听苏轼娓娓谈论往事，或是挑选出苏轼在岭南海外几年问所写的诗文一同欣赏。有时苏轼说得兴起，就会开心地笑起来，每当此时，钱济明便觉得他“眉宇间秀爽之气，照映坐人”（《春渚纪闻》）。
七月十二日，苏轼忽然觉得病势减轻，身子疏爽了许多，他说：“今日意喜近笔砚，试为济明戏书数纸。”于是起床手书《惠州江月五首》，第二天又作《跋桂酒颂》，一并送给钱济明。
看到苏轼病情有了起色，家人和朋友都为此而感到高兴。谁知到十四日晚上，苏轼病情急转直下，一夜高烧不退，伴以牙龈出血，直到天破晓状况才稍稍缓和。第二天，他在《与钱济明书》中详细地写下当晚的情况：“某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迨晓乃止，困惫之甚。”
从病象来看，苏轼患有瘴毒，以及肠胃、心肺、血液多方面的疾病。苏轼具有一定的医药知识，存世的《苏沈良方》相传便是他与沈括收集的验方。此时他分析自己的症状，自我诊断：
细察疾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专用清凉药。已令用人参、茯苓、麦门冬三味煮浓汁，渴即少啜之，余药皆罢也。（《与钱济明书》）
可是自病自诊，却有失误。专用清凉药虽是对症下药之举，但“胸胀热壅，牙血泛溢，又不宜服人参、麦门冬”。因为只有“麦门冬”性属清凉，“人参”、“茯苓”却都是温补之药，正因“药不对病，以致伤生”（《冷庐医话》）。
苏轼所服药石无效，气寝上逆，无法平躺，只能终日倚坐床头。晋陵县令陆元光知道了这个情形，派人送来“懒版”，此物“纵横三尺，偃植以受背”，类似于今日的躺椅，靠在上面，苏轼感到舒服多了（《梁溪漫志》）。
苏轼自知不起，十八日，将三个儿子叫到床前，交待了后事，他说：“我生平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死后必然不会坠人阿鼻地狱。我心中毫无畏惧，你们别为我而哭泣。”（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二十三日，苏轼睡醒过来，看到径山寺长老维琳的名刺，得知他冒着暑热远道前来探病，惊叹不已，连忙写信邀他于夜凉时来家对榻倾谈，在信中他告诉维琳：“我生病卧床五十天，病情日益严重，我本已不心存奢望，但这两天似有好转，或许仍有希望也未可知。睡醒时，见到你所留下的名刺，旧友来访，令我心中惊讶叹息不已，天气暑热甚毒，白天实在不适合出门，不如等到日落天气稍凉时，到家中一访，不知您意下如何？现在我已行动不便，扶持而行也不过能行数步，亦无法久坐，不知阁下是否介意与我对卧而谈？希望您能来访。”（《与径山长老维琳二首》其一）
维琳方丈与苏轼交谊已久。早在十几年前，苏轼任杭州知州时，就曾聘请维琳前去主持径山寺法席。而今苏轼劫后余生，却已病人膏肓，维琳远道专程探疾，话题自然集中到生死问题上。
二十五日，苏轼病情加剧，他手书一段话与维琳道别：
某岭海万里不死，而归宿田里，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细故尔，无足道者。惟为佛为法为众生自重。（《与径山长老维琳二首》其二）
苏轼慨叹自己虽然年老投荒但幸运历劫得生，正想退隐养老之时，却一病不起，此事怎能不说是上天命定呢！但我自己个人生死事小无足挂齿，请阁下为弘扬佛法，为天下苍生保重身体！
二十六日，他手书一段偈语给维琳，偈语写道：“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答径山琳长老》）
苏轼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农历丙子年），至此时已在世二万三千四百六十日。其中“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两句乃是他四年前所作《思无邪斋铭》中的成句。说明此时此刻，苏轼的头脑神智依然十分清醒。结尾“平生笑罗什”两句，维琳不解其意，苏轼索笔写道：“昔鸠摩罗什病亟，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诵以免难，不及事而终。”南北朝后秦时期天竺高僧鸠摩罗什病危之际，口出三道神咒叫他的弟子诵读以禳解病情，结果毫无效验，最终病故。苏轼听着维琳为他诵经祈福，认为这些东西都不足信，只有参透生死才是真正的大彻大悟。苏轼在他的这封绝笔手书中明确地摒弃任何不切实际的迷信与虚妄。
二十八日，苏轼进入弥留状态，他的听觉、视觉已经渐渐模糊，维琳方丈在他耳边大声说：“端明宜勿忘西方！”苏轼喃喃回应道：“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宋·周煇《清波杂志》）钱世雄也凑近他的耳畔大声说：“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苏轼又答道：“着力即差！”
苏轼的这两个回答再次表明了他的人生观念：世间万事，理应顺其自然。文章之道贵在“随物赋形”，贵在“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西方极乐世界存在于每时每刻对自然、人生不经意的了悟当中，绝非一时一刻之下穷尽全力所能到达！
苏迈含泪上前询问后事，苏轼静静地躺在那里，不作应答，溘然而逝，时为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
苏轼对于佛学有很深的造诣，但以他对待生活的态度，从来不可能将自己的生命最后托付给虚幻缥缈的西方极乐世界。即便真有所谓的西方极乐世界，对于苏轼而言，它也存在于自己对社会、对生活每一刻真实的把握之中，存在于自己对生命、对理想的每一次真实的实现当中，存在于自己情趣盎然、意趣横生的个性当中，对此，他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清醒与自信。
面对死亡，苏轼平静而安详，他光明磊落，无怨无悔，他对生命的深刻体验，对人生的了然洞察消解了病痛之苦与死亡之惧。
建中靖国元年五月苏轼路经金山时，见到李公麟为他所作的画像，即兴写下一首诗，表达了自己彼时的心情，也算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
对于仕途，苏轼也许早已心如槁木死灰，了无渴望梦想，但也正因如此，他的身心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在与快乐，思想也如不系之舟，进入无限广阔的自由空间。黄州、惠州、儋州的经历对苏轼自幼渴望兴邦治国的功业理想而言，具有反讽意味；但如果就贬居三地时他所获得的文学、学术成就，所达到的人生境界而言，谁又能说不是一桩巨大的人生功业呢？正如他在《答苏伯固三首》之二中所说的：“某凡百如昨，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回顾这十多年的贬谪生活，却反而是他文学事业的辉煌时期，也是他人生思想发展、成熟乃至最后完成的关键时期。或许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这一段生存挫折的磨练，也就不可能有后人心目中的那个苏东坡了。
苏轼病逝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四方震悼，山河同悲：“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苏门四学士”中，秦观已经去世，黄庭坚，张耒、晁补之闻此噩耗，悲痛不已，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老师的哀思。在荆州，当地士人举行了自发的哀悼活动，大病初愈的黄庭坚悲痛万分，“两手抱一膝起行独步”，挣扎着前往参加（《拊掌录》）。他“晚年悬东坡像于室中，每早作，衣冠荐香，肃挹甚敬”（《邵氏闻见后录》卷21），即将苏轼遗像悬挂正厅，每天早起整肃衣冠，上香拱拜。
在颍州，张耒听说恩师去逝，素服举哀，并用自己的俸钱在荐福禅寺做了一场佛事，寄托内心无限的哀思。但他本人却因此而遭到贬谪：“言者以为言，遂贬房州别驾，安置于黄。”（《宋史·文苑传》）
晁补之则沉痛地写下《祭端明苏公文》，祭文说“补之童冠，拜公钱塘，见谓可教，剔垢求光。顾惟冥顽，迄未闻道，愧负公语，以无成老。穷秋讣至，沉痛刳肠，扁舟东泛，道哭公丧”（宋·晁补之《鸡肋集》）。大意是说，自己自幼得到苏轼的奖掖、教诲，如今老大无成，深感愧对恩师，如今听到恩师去世的消息，真是肝肠寸断！“间关岭海，九死来归，何嗟及矣，梁木其摧！”（《鸡肋集》）为苏轼万劫归来，却遽然而逝，感到无限的悲伤。
陈师道乃是“苏门六君子”之一，他在《后山谈丛》中详尽记录了东京数百名太学生自发悼念苏轼的情景。太学生们齐聚慧林僧舍，举行饭僧仪式，痛悼一代文坛巨星的不幸殒落：
眉山公卒，太学生侯秦，武学生杨选，素不识公，率众举哀，从者二百余人，饭僧于法云。主者惟白下听慧林佛陀禅师闻而招致之。
至于亲朋好友、门生故旧的哀悼之文，更是多不胜数，无法一一列举，这里仅录“苏门六君子”之一李廌的祭文片断作为本章的结束：
道大不容，才高为累。皇天后土，鉴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
读着这词语奇壮的祭文，人们无不为之痛心疾首！
苏轼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却永远不会消失。
他的生命，好似一段涓涓的溪流，渐行渐远，离开了我们的视线，但最终将汇人大海，永远不会干涸；
他的生命，好似一轮皎皎的明月，时隐时落，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但终究还在星空闪耀，永远不会黯淡；
苏轼是永生的，他永远都将在中国文化的星河中川流不息、熠熠生辉！
人生之乐
苏轼一生中，共有两任妻子，一位侍妾，三个儿子。
苏轼的第一任妻子王弗与他是同乡，也是眉山人，是乡贡进士王方之女。她比苏轼小三岁，与苏轼结婚的时候才刚刚十六岁，据民间的传说，他们俩人是因为家乡的奇景“唤鱼池”命名，而结下良缘。婚后俩人感情甚笃。但是好景不常，王弗在治平二年（1065）五月二十八日病逝于汴京，去世的时候只有二十六岁，留下不满七岁的儿子苏迈。
王弗的性格较为内向，苏轼说她“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公婆，皆以谨肃闻”，而苏轼对王弗的评价很高：一是“敏而静”，就是聪敏而不张扬；二是“有识”，就是有见识有见解。
其实刚结婚的时候，苏轼还有点儿看不起夫人，只是觉得一个小县城的女孩儿，没有文化，也就是做做家务，伺候伺候公婆而已。王弗也不爱说话，只要看见苏轼在那儿读书，“则终日不去”，拿着针线活静静地在一旁听着，也不吭声。可是有好几次苏轼背书，背着背着突然卡了壳，记不起来了，王弗便抿嘴一笑，轻声给他提个词儿。这可让苏轼吃了一惊，没想到这个安安静静的小女孩儿还识字，不仅识字还懂得读书，还能帮助自己纠正错误！于是，苏轼指着满屋子的书逐一“拷问”，没想到王弗“则皆略知之”，都能说出个大概意思来。苏轼这才恍然大悟，自己的夫人不是个闷不做声的笨丫头，而是一个沉静聪慧有内涵的聪明女孩儿！
王弗矜持而稳静的性格与苏轼坦直豪放的个性形成鲜明的对照，却又能相辅相成。她对自己的丈夫有着深人的了解。一方面，她对少年成名的丈夫充满崇拜，但另一方面，她也发现在实际的生活中，这个天才的文学家在与人交往的时候因性情率真而口无遮拦，在处世待人上往往犯糊涂，分不清好人坏人。王弗以自己洞察世情的慧心，时时照顾着苏轼。每当有客人来拜访，王弗就会“立屏间听之”--悄悄地躲在屏风后面听他们谈话，过后便帮助苏轼明辨人情是非。
一次，一个来访者走后，王弗对苏轼说：“这个人说话模棱两可，总在暗暗揣摩你的意思，一味迎合你，你何必和他多说话浪费时间？”还有一次，一个与苏轼初次见面的来访者与苏轼显得非常亲密，王弗分析道：“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这种人的交情不会长久，来得快，去得也快。
苏轼后来不得不承认，夫人的这些判断往往比他要准确得多，事后也往往得到证实。章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当初在凤翔时，他就与苏轼主动交往，他的儿子章援也是苏轼的门生，但后来害得苏轼年老投荒却“皆悖所为也”（赵翼《瓯北诗话》）。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没道理：苏轼知识渊博，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诗人、学者，是优秀的进士、官员，然而他大事清楚，小事糊涂；夫人王弗不过是个粗通诗文只有生活常识的普通女人，不理睬什么大事，只关心小事，然而生活基本上是由许多小事组成，大事通常不多，所以苏轼常常只好听夫人的话。一个杰出诗人与一个普通女子生活在一起，结果往往是妻子比丈夫更聪明，这就是生活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