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苏轼和几位朋友在西湖孤山竹阁前一临湖亭子里闲坐聊天，忽见一艘画舫缓缓靠近亭子。船上一位美貌女子，娴雅端庄，低眉鼓筝一曲，筝声缥缈如梦，如怨如慕。一曲未了，却听那女子对苏轼说：“我自幼就仰慕苏大人的才华，凡是您的诗文我都尽力收集阅读，爱不释手。可惜无缘相见！我早就嫁人了，本不该抛头露面，可今天听说您要来湖中游玩，实在忍不住要来见您一面，了却多年的宿愿，给您献上一曲，聊表心意。”说罢返回船舱，不一会儿画舫就消失在湖山的深处，只有隐约的筝音在湖面飘荡（事载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宋·袁文《瓮牖闲评》）。
感伤的美丽引出感伤的词句，苏轼词创作的生涯就是在杭州开始的，他写道：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
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
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
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江神子·江景》）
凤凰山下，雨过天晴，清风吹拂，晚霞明媚。那水中洁白的荷花，轻盈美丽。不知从何处飞来翩翩白鹭，与这荷花相映成趣。忽然传来一阵哀怨的筝音，其中自有一段苦苦的相思之情，令人不禁动容！曲终之后正要询问你的姓名，却不见了你的踪影，只有隐约的青山陪伴着我……
如果说杭州是苏轼词创作的起点，那么，在密州任职期间则是苏轼词创作的飞跃阶段。一个中秋月夜，苏轼无比思念多年不见的弟弟苏辙，心情非常苦闷，他喝了一个通宵，酩酊大醉之际，为我们带来千古中秋绝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词的上阙，诗人想要乘着清风，飞到月宫里去，因为现实生活是如此地令人沮丧！但很快诗人就否决了这个想法。还是回到人世间来吧，天上宫阙固然潇洒自在，可千里月光传递的却是一缕缕的人间温情。这正是苏轼的本来面目，他超然达观，却从不孤芳自赏；他热情好客，却从不世故圆滑；他才华横溢，却从不自鸣得意。这首词中，饱含着巨大的人间深情与超越智慧。
这个中秋月夜，苏轼欢饮达旦，大醉之际更加怀念弟弟子由。苏辙的文才尚难与兄长相媲美，但他却是苏轼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他的书信与关怀是苏轼在尘世喧嚣中所能听到的最清澈的知己之音。当苏轼身边高朋满座，宾客如云的时候，子由的情意也许并不显得更多、更深厚，但当苏轼不小心得罪了权贵，变得行单影只，子由那平淡笃实的情怀便几乎成为苏轼体味温情世界的全部内容，成为苏轼复原精神气力的重要源泉。
想当年，他们通过制举后各奔前程，苏轼的诗句中便充满了宿命的伤感：“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细算起来，兄弟二人已有整整五年没有见面了……所以今夜，这一点点月光，又如何消解内心如潮的涌动？如何填满我内心无边的怨愁？手边的酒樽缓缓移动，洋溢着久违的醇香，仿佛只是一刹那的错愕、幻觉，诗人在月影酒香里一阵眩晕。恍惚间，他喃喃自语：“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微醺的诗人在问谁？是远方的子由还是醉醺醺的自己？是迷离的月光还是小巧的酒樽？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满怀幻想的追问，他在意的或许并不是答案，而只是这孩子气的追问本身，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在深深的渴求与失落中找到一缕轻烟般缥缈的安慰，只有这样才能给自己的醉意阑珊寻找到一个聊以解嘲的答案。
苏轼醉了，他俏皮的微笑在酒樽边上荡漾着扑朔迷离的色彩：不要那么高，不要那么清冷冰寒，不要动不动学嫦娥赌气飞走。就这样起舞吧，就在此刻与月共舞，与影同行，与酒共醉。还记得那个诗人吗？“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月下独酌》）--幻觉似乎成为孤独心声的最后支撑，为了不使自己深陷精神的囹圄，李太白努力在寂寞里寻找快乐：“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其实天上人问、人间天上从来又有什么分别？
这便是人间世事中的苏轼，也是苏轼眼中的人间世事！
“一向年光有限身”（晏殊《浣溪沙》），蓦然回首之际，人生憾恨固然苦多。但如果对无限年光的追求必须在天人分离中实现，那还不如好好地把握现世，把握每一个美妙夜晚，在酩酊大醉中感受实实在在的人生快乐。或许，超越有限、追求无限并不意味着由人间而天上的机械提升，而是人间天上的相互渗透与相互交融，是在充分享受现实生活的过程中对未来图景的想像与展望。所以，不必在月宫里起舞，人间清影自然胜却仙境无数。
其实月光又懂得什么？它不过是儒生笔下的一缕情思，老庄眼中的一线光影，禅者心中的一段话头。
苏轼何尝不明了这些？但他不愿意明了，他只希望在朦胧混沌的一派月色酒香中放纵一回，你说我醉我便醉，你说我佯醉我便佯醉，我只愿这样醉着，便将人世间的长长短短、离离合合、真真假假、风风雨雨看个明白，认个清楚；我只愿这样醉着，便可都不作理会，只顾着自己在月酒里身轻如叶，漂转如影，来去自由，潇洒快活！其实，又能有几分真的快活？他那心里，想的、念的、梦的、醉的、说的，都是子由，都是那个近在眼前却不能相见的亲人，都是那些平平淡淡、反反复复、哕里哕嗦的世事深情！
苏轼何尝不明了这些？所以他的中秋才如此的不同寻常：他追求遗世独立的人格境界，但并不止于老庄的虚无悲凉，否则怎会如此一往情深？他渴望现实人生的完满团圆，但并不止于人伦亲情，否则怎会如此旷达、超逸？他不是屈原，没有那样执着，但洞彻人生的他对现实生活也依然保持着足够的热情：“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这仿佛是对世事的回归，其实又更加衬托出人生的悲凉意味：“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所以熙宁九年（1076）的这个夜晚并不因孤独的思念与长久的落寞而走向寂灭、干涸乃至疯狂，相反，它是如此的丰厚、充实，平静、温和，饱含着人间深情与超越的智慧。
熙宁九年的这个夜晚，词人走进一个苏轼的中秋，这里有苏轼式的语言、苏轼式的领悟、苏轼式的深情眷恋与潇洒气派。熙宁九年的中秋，只属于苏轼。
他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又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超越的结局不是寂灭，而是回归。回归人生，回归情感，既然有情感，就有圆，就有缺，因为一切都是终点，一切都是永远；一切都是空幻中水天明媚，一切都是寂灭中生机宛如。
永远有多远？月光有多远，就有多远。
苏轼的这首中秋词开创了中国古代词史中超旷清迈的词风。这首词一出现，所有写中秋的诗词似乎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现在，我们似乎可以回答刚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了：苏轼虽然坚定地反对新法，他离开京城虽然是为了避开是非，但他决不是个书呆子，他在杭州修复水井，在密州捕杀蝗虫，在徐州抗洪修坝，为民造福，成绩显着，得到了神宗的嘉奖，也得到了百姓的好评。而他在此期间所创作的优秀诗文，使他获得了崇高的声誉，也让杭州、密州、徐州笼罩上了传奇色彩。事实证明，苏轼是一个有能力的好官，更是一个受人尊敬和喜爱的大文学家。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四十四岁的苏轼将要调任湖州知州，当他带着老婆孩子奔赴湖州的时候，他做梦都不会想到，一个巨大的灾难将紧随其后来到湖州。那么苏轼到底得罪了何方神圣，又遭遇了怎样的灭顶之灾？是谁最终解救了他？
风雨并来
苏轼在地方工作的这几年，朝廷的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吵得热火朝天的变法派、反对派的核心人物都已经先后离开了朝廷。强硬的变法派领袖王安石在三年中先后两次被罢免宰相，后来只好心灰意冷地闲居在南京。反对派的领袖人物司马光则长年闭门着书，不问国事。
当时的朝廷上，主要活跃着这么几类人物--
一是宋神宗。他二十岁继承皇位，在王安石的辅佐下大力推行变法改革。如今十多年过去了，神宗已经三十多岁，由一个锐气十足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成熟老辣的独裁者。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他迫切需要建立牢固的个人权威，因此对反对变法的传统势力采取越来越严厉的压制态度。换句话说，熙宁年间变法刚刚起步的时候，反对派的声音还只是不同政见，不是什么罪过；但是到了元丰年间，变法早已成为庙堂国是，谁再要抨击新法、表达反对意见，那就是反对国策，就是反对神宗皇帝，就是犯罪。
二是王安石的门生以及他提拔的新进之士，代表人物是御史中丞李定，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何正臣。他们的工作是负责监察、审理、审讯、监督朝廷官员，其职能大体类似于现在的国家监察部。这些人都是依靠革新和变法的潮流走上朝廷高位的，根底较浅、声望较低。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司马光、苏轼这样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卷土重来，危及自身的利益。所以他们对于旧党人物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只要有适合的时机，便不遗余力地予以抨击、打击。
三是宰相王珪等人。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这些人没有什么一定的政治主张、政治原则，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政治才干。比如王珪，就是所谓着名的“三旨”宰相--请来圣旨，得到圣旨，传达圣旨（事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6）。他们既不是变法派，也不是反对派，之所以能够在朝廷站住脚跟，靠的就是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固步守成，但这批人最大的危害就是心胸狭隘、嫉贤妒能。
看起来，这三种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但是有一点可以促使他们拧成一股绳，那就是为了共同的利益所在，要拿吵嚷不休的反对派开刀，给旧党人物一次强有力的打击，借以巩固自身地位。前台主刀的是李定、舒直等人，王硅是个敲边鼓的角色，至于宋神宗，则是那只隐藏在幕后的看不见的手。
前文曾说，由于种种原因，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最后已经逐步演变为排斥打击异己分子的残酷政治斗争。那么，拿谁开这第一刀呢？他们把目标锁定了苏轼，认为他最合适。原因归结起来，有这么几个：
第一，苏轼在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中，名气比较大，声望比较高。欧阳修去世后，苏轼逐渐成为文坛与学界的领袖人物，身边聚集了如“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等一大批着名的文人学者，在社会上具有很大影响力。如果扳倒了苏轼，也就扳倒了拥护他的那些文人，扳倒了一大半反对派！
第二，在反对派当中，苏轼敢说敢为，反对新法的声音比较高，抨击力度较大。虽然这七八年他一直做地方官，但还是呈给皇帝不少反对新法的奏章，写了不少抨击新法、嘲弄新法人物的诗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他虽然距离朝廷远，可是他声音大，是个大喇叭。把苏轼给扳倒了，等于就把这个喇叭给堵起来了。
第三，宋神宗虽然不满意苏轼的反变法言论，但却非常欣赏他的才华。皇宫里的人都知道，神宗吃饭的时候，只要停下筷子阅读，那肯定是苏轼的诗文或奏章（事见宋·王巩《随手杂录》）。偏偏他这几年在地方上干得不错，政绩突出，深得百姓爱戴，还得到了宋神宗的嘉奖。保不准哪一天神宗会一声令下，将苏轼调回京城加以重用呢！对于李定等人来说，这是个极不稳定的危险信号。所以他们坚决不能让苏轼这样的人再次回到朝廷，不但要把他扳倒，最好能置之于死地，这就会使得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失去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起码失掉一员大将，这对于巩固自身的地位是非常有好处的。
但是究竟怎样才能真正扳倒苏轼，置苏轼于死地呢？李定等几个人一碰头，想来想去，“讥讪朝政”“愚弄朝廷”“指斥乘舆”是比较适合苏轼的致命罪行！说白了，就是苏轼讽刺新法，藐视朝廷，训斥皇帝--这么严重的罪名，够砍一百次头了！但是你空口白牙地说人家有罪，谁相信呢？所以，要想扳倒苏轼，必须得点燃一根导火索，让这股火苗一直烧到宋神宗头上，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导火索终于找到了！苏轼到达湖州之后，按照惯例，给皇帝写了一封表示感谢的奏章，即《湖州谢上表》。这封奏章按惯例在朝廷的邸报（内部新闻通报）上发表，供群臣传阅。李定等人反复细读这份短短的三百多字的上表，终于从字里行间挖出几处刺眼的文字--
苏轼说湖州“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即湖州风俗纯朴，是东南地区平安悠闲的城市，山水清秀，是朝廷礼遇贤能的好地方。这分明是在埋怨朝廷不给他委以重任嘛！
苏轼说“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自己个性古怪顽固，人微名小，才学浅陋，议论不当，别人各有所长，自己毫无所长。这分明是正话反说，借此自我吹捧嘛！
苏轼说自己在仁宗朝就在中央做过官，现在又连续担任地方长官。这分明是摆臭架子、老资格，向朝廷邀功请赏！
苏轼说皇上“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意思是说皇上知道我愚昧不合时宜，难以追随那些升迁迅速的官员，知道我年老不会惹事生非，也许还能照顾百姓。这分明是对维护变法的新进官员的人身攻击！还自诩“老不生事”，难道朝中的人都在惹事生非？
神宗元丰二年（1079）六月二十七日，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首先发难，他上奏神宗皇帝说：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妄自尊大，大放厥词，愚弄朝廷，中外人士无不惊叹。他指责苏轼怙恶不悛，却还泰然自若，对朝廷诽谤谩骂无所不为。但凡有水旱灾害、山林盗贼，苏轼一定会归咎于新法，甚至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样子，似乎惟恐灾害还不够深重！何正臣认为，在推行新法的关键时刻，在变法尚未完全成功之际，朝廷必须要明确赏罚，以示天下。对于像苏轼这样的大恶之人，难道可以不加以惩治吗（语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