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曾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寰公二十四年》）也就是说不朽的人生是由立德、立功、立言组成的。对于现阶段的苏轼来说，立功是没有机会了，立德需要一生的积累，所以立言成为苏轼在黄州时期实现文人不朽价值的重要途径。黄州这现实的牢笼，也许限制了苏轼行动的自由，但又如何能限制他思想的自由呢？在给朋友的信中，苏轼说：“我在黄州闲废无事，也无所用心，于是专心着述，在一两年之间完成了对《论语》《周易》的注释工作”（《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二十一），借以阐发自己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论语说》五卷、《易传》九卷的完成与《书传》的开始写作，标志着苏轼自成一家的学术思想的形成，也标志着他开始跻身于北宋最重要的思想家之列，其学说与王安石“新学”对立而自成一家，被称为“苏氏蜀学”。
在着书立说的同时，苏轼一刻也没有忘记博览群籍、广泛读书。我们曾在前文提到，苏轼之所以学识渊博、下笔有神，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有着刻苦勤奋的学习精神。雪堂是苏轼的书房，一次，他反复阅读朗诵唐代诗人杜牧的名篇《阿房宫赋》，每读罢一遍，就再三感慨叹息，一直到半夜三更还不休息。雪堂外有两位守候侍奉的老兵，为此深感痛苦，老兵甲叹息埋怨说：“总是念来念去，有什么好处？天这么晚，天气这么冷，还不睡觉！”老兵乙却说：“其中有两句还不错！”老兵甲一听，大怒骂道：“你懂得个什么！”老兵乙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我喜欢他念其中一句：‘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苏轼的小儿子苏过那晚正好在床上躺着还未睡着，听到了这两个老兵的对话，第二天告诉父亲，苏轼听后放声大笑说：“想不到这还是个有见识的汉子！”（事载宋·无名氏《道山清话》）
原来这一句“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形容天下人面对秦始皇的独裁统治，敢怒不敢言。苏轼之所以反复咏叹这一句，无非是感慨主持新法的人物专断独权，不听天下人的意见，没想到这样的用意居然与一个老粗兵丁声气相投。
第二个难题，身体保健。苏轼一家人来到黄州后，难以适应当地湿热的气候，水土不服，纷纷病倒，家里七十二岁的老奶娘因此病逝。所有这一切都提醒苏轼：艰苦的环境对身体健康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苏轼为了强身健体，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简易练功方法，只要持之以恒，保证身体健康。这里给大家简要介绍几点：第一，子夜以后披衣而起，面朝东或南盘腿床上，上下牙齿叩击三十六次；第二，舌头在口腔、齿腭间缓缓搅动，待产生津液后将其缓缓吞下，想像津液被送入中丹田，如此反复多次；第三，按摩足心以及“脐下腰脊间”直至发热，然后双手摩擦眼、面、耳、项直到发烫；第四，按捏鼻梁左右各六七下，梳头一百多次，然后睡觉，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事载苏轼《养生诀上张安道》）。
苏轼还撷取西汉文学家枚乘大赋《七发》中的语句，编成一个健康顺口溜，贴在雪堂的门窗、茶几、盘盂等地方，使自己能够在起居坐卧的时候随时都能看得到，全文如下：
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浓，命曰“腐肠之药”。（《书四戒》）
翻译成白话儿歌大意是：出入总在车上坐，瘸腿佝偻会萎缩；久居清寒深宫地，一寒一热病患多；贪恋美色多透支，好似利斧性命夺；多吃油腻与生冷，肠胃腐坏年寿薄。
苏轼鼓励朋友说，按照这些健身的办法坚持练习，会腿脚轻快，走路不累，过不了多久，就能成仙啦。但是他也意味深长地提醒：凡是阴险贪婪、性情暴躁之人是无法修炼成功的。
第三个难题，在当地少有朋友，缺乏交流。苏轼一生中朋友太多了，说得稍微夸张一点，他在很大程度上简直就是为朋友而活着。如果一天见不到个朋友，他就难受，就萎靡不振。可现在，那些亲近的朋友四分五散，只能写信却很难见面，这可怎么办呢？
苏轼有两句名言：“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宋·高文虎《蓼花洲闲录》）意思是说，我这个人上能陪玉皇大帝聊天，下能与贫民收容院里的小乞儿玩耍，眼中所见没有一个不是好人。态度决定一切，苏轼认为，只要真心面对，就能交上真心朋友，而营造一个真心坦荡的人际环境，对黄州的苏轼来说太重要了。苏轼在黄州交朋友有四个特点：
第一，天真赤诚。苏轼在黄州交友甚广甚多，这倒不是因为黄州这个地方与苏轼志同道合的士大夫特别多，恰恰相反，在黄州能够真正与苏轼交心对话的通硕大儒没有几个。但这并不妨碍苏轼友朋如云。他在黄州交友，无所谓地位高下、个性差异，只要轻松愉快便可，没有什么一定的规矩原则。一次，他与几个人在一起聊天，可巧这几个人笨嘴拙舌，越聊越没意思，苏轼便一再请求其中一人讲个鬼的故事，岂料那人也不会讲。苏轼便索性说，你姑妄言之，我们姑妄昕之，随便瞎编乱造一个也行啊！一番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于是彼此之间无话不谈，无事不言，尽欢而归（事载宋·叶梦得《避暑录话》）。事实证明，只有自己心无芥蒂，胸怀坦荡，周围的朋友才能够以赤子之心对待自己，自己的身边才能拥有一个宽松愉快的人际环境，才能使自己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
第二，出言无忌。苏轼与左邻右舍的关系都非常融洽，大家彼此友善相处，不论身份，言语之间无所顾忌。比如潘丙，本是个书生，无奈久试不第，只好以卖酒为生；而郭遘贵为唐代名将郭子仪的后代，却不过是个药店老板，苏轼在诗中称赞他们彼此的友情：
家有一亩竹，无时容叩门。
我穷交旧绝，三子独见存。（《东坡八首》其七）
苏轼在邻居家中，好似在自己家中一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一次，他在刘监仓家中吃一种酥脆的糕饼，味道不错，于是随口问道：“这饼真酥脆，叫什么名字？”老刘只顾做饼子，哪里会想到给饼起名字？于是回答没名儿。苏轼立刻说：“那好，这饼子就叫‘为甚酥（为什么酥脆）’吧。”他在潘攽家里饮酒，觉得味道很酸，也不管人家的脸色，随口就说：“你这酒水肯定是做醋放错了水吧？这酒就叫‘错着水（放错水）’吧。”
一天，苏轼带着全家外出郊游，在花间野饮，却没有东西吃，就给刘监仓写了一首小诗，诗云：
野饮花间百物无，杖头惟挂一葫芦。
已倾潘子错着水，更觅君家为甚酥。
（《刘监仓家煎米粉作饼子，余云“为甚酥”。潘邠老家造逡巡酒，余饮之，云“莫作醋错着水来否？”后数日，余携家饮郊外，因作小诗戏刘公求之》）
意思是说：在乡间野花丛中饮酒，一无所有，只有手杖上挂着的一个酒葫芦。已经痛饮了潘家的“错着水”，现在需要吃你们刘家的“为甚酥”啦！
第三，不拘礼法规矩。官府禁止私人酿酒、严禁私宰耕牛、严禁半夜十二点以后进城。苏轼却与黄州的新朋友们屡屡犯禁。有一次，他们几个人在一起偷饮私自酿造的村酒，那时正值秋老虎，酒色泛白，也不知道是什么档次的酒水，反正都喝到肚子里了，不怕吃官司！喝得正高兴，却发愁没有佳肴佐酒，邻居家的小伙子自告奋勇，将自家一只患有脚病的耕牛杀掉。大家在东坡点起篝火，痛饮私酒，大嚼烤牛肉。半夜回家，城门早关了，于是从东坡东面步行到城外春草亭，然后一个个偷偷翻过城墙，悄悄进城（事载宋·何蘧《春渚纪闻》）。
第四，随便给人起绰号。苏轼有个朋友叫陈懂，自号龙丘居士，为人豪爽，精通禅学。无奈老婆柳氏是个出名的悍妇、妒妇，有时候客人来到家中，而柳氏的骂声尚且不绝于耳，陈慥对她似乎颇有几分畏惧。苏轼在一首诗中同情地写道：“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师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翻译成白话儿歌就是：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
狮子吼本是佛家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指今山西省，是陈慥夫人的籍贯。从此，陈慥老婆“河东狮吼”的绰号威名远扬，“河东狮吼”一词也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个性强悍的女性共同的雅号，苏轼开玩笑起绰号的本领真是天下第一！其实林语堂的判断可能是对的，陈慥的家庭生活没有什么不睦之处，柳氏也许只是嗓门太大，东坡不过是借此跟好朋友开开玩笑罢了（林语堂《苏东坡传》），谁知道一个玩笑便酿成千秋“美名”，苏轼的魅力实在是太大了！
苏轼交友的这四个特点概括来说其实就是四个字--赤子之心，始终怀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真诚的心去交朋友，这就是苏轼的交友之道，也是他在朋友心目中的潇洒形象。苏轼在危难之际之所以有不少的朋友愿意去帮助他，除了政治方面的原因之外，以赤子之心待人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吧。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既然苏轼为人处世这么潇洒，这么会处理各种各样的难题，为什么“乌台诗案”的灾祸会落到他的头上呢？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原因呢？
其实，苏轼自己也在深深思考这个问题。“乌台诗案”给苏轼的打击太大了，他惧怕陌生的环境。刚来黄州时，他闭门不出，天天睡觉，只在夜深人静时出去散散步，脑子却是昏昏沉沉的。在给朋友的书信中，最后常常有这样的话：“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答李端叔书》）--信手抒写自己的一点想法，不知不觉写长了，也不必给别人看这封信！“拙诗一首，聊以记一时之事耳，不须示人。”（《与开元明师五首》之三）--这首诗不过是记录一时的小事，不必给别人看。“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诟病也。”（《与李公择书二首》之二）--不是兄长您，我怎么能够说这些话呢？看完后，一定烧掉这封信！否则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我又在发牢骚了！
苏轼来到黄州以后，的确想要韬晦深藏了！他再也经受不起笔墨之祸了！他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答李端叔书》）
自从来到黄州，我就将自己深深地藏在山林之间，不过一叶扁舟、一双草鞋，与樵夫渔父混迹一处，往往被醉汉推来搡去，也不介怀。心中暗喜无人认出自己。平生结交的亲朋好友并无一封书信来往，即便去信问候也没有回复，于是暗自庆幸免除了文字之祸。
又说：
某凡百如常，杜门谢客已旬日矣。承见教，益务闭藏而已。近得筠州舍弟书，教以省事，若能省之又省，使终日无一语一事，则其中自有至乐，殆不可名。此法奇秘，惟不肖与公共之，不可广也。（《与滕达道四十五首》之十六）
我已经闭门谢客数十天了！承蒙见教，更加深藏不露而已。最近收到弟弟苏辙的来信，反复教导我要少生事端，少管闲事，如果能够少而又少，最终一天到晚没有一句话一件事，那其中所蕴藏的极大快乐真是莫可名状！这个办法非常隐秘奇异，只有我与您一起分享，不可推而广之。
但是要真正从这恐惧与畏祸的深渊中走出来，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反省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正是一种潇洒的人生气度。苏轼在黄州安国寺长老的指点下，开始用佛教的独特眼光来寻找“乌台诗案”的原因。
佛教中有一个概念叫做业，指人类的一切身心活动。其中又分为身业、口业、意业，分别代表行动、语言、思想。佛教认为，终生作业，必有业报，任何业太过，必遭报应。苏轼认为，自己嘻笑怒骂皆成诗文，看似潇洒酣畅，其实就像赌博，有胜有负，自己觉得很得意，其实口业已经太过太重，必然遭到报应（语载苏轼《胜相院经藏记》）。
那么口业具体都重在什么地方呢？
苏轼认为，自己少年时，作文喜欢高谈阔论，引经据典，看似才华横溢，其实不过专为应试科举而为，考中进士之后，好大喜功，又紧接着应考制举，大作策论之文，其实文章本身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因为应考的科目是“直言极谏”，因此作文论说品评古今人物是非，并借此考中制举，所以也就认为这就是为文之道。其实这些都不过是书生的泛泛空论，往往意气用事，好比鸟儿呜叫，不过自鸣得意罢了，与社会生活的实际相距甚远，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这种洋洋洒洒、盲目议论利害得失的文风，恰恰是十余年间应试科举养成的毛病（语载《答李端叔书》）。
记得当初父亲给自己取名为轼，就是要自己收敛锋芒，稳健做人，如今碰得头破血流才真正意识到身上的毛病真多，其中最致命的就是过于显露、炫耀才华。这就好比树干上奇特的树瘤，石头上美丽的斑纹，好像很能取悦众人的欣赏的目光，像个宝贝，但其本质不正是树木与石头的病症所在吗？
苏轼叹息道：“我呆在黄州这个小地方，终日无事，默默反省自己，回顾我这三十年来的所作所为，大多犯的就是这个毛病。”（语载《答李端叔书》）
所以，他才要在读书着述中，去掉自己身上的恃才傲物、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稳健端庄、谦逊平和的正气；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中，去掉尖酸刻薄、恩恩怨怨的小家子气，养成虚怀若谷、宽以待人的大气；要在耕种东坡的劳动中，去掉柔弱缠绵、多愁善感的文人气，养成刚毅坚强、直面人生的丈夫气。
在给朋友的信中，苏轼说：“我现在老而且穷，但是心肝骨髓里充满了忠义道德，面对生死谈笑自如，境遇虽不佳，但是只要为了国家、君王，舍生忘死，在所不辞，至于祸福得失，全都交给天地造化了！”（语载《与李公择二首》之二》）
苏轼对朋友说：“你看到的我，都是以前的旧我，不是脱胎换骨后的新我啊！”（语载《答李端叔书》）这样的反省与悔过，没有一点儿潇洒的气度与勇气是很难做到的。
那么，这个“新我”、新苏轼都有哪些不同寻常的表现呢？
在一篇文章中，苏轼写到，自己年少的时候虽然并不喜欢杀生，但是并没有根绝杀生的行为。后来不再杀猪羊一类牲畜，却因为喜欢吃蟹蛤等海鲜，所以往往不免还要杀生。自从“乌台诗案”下狱之后，开始以为不能免除死罪，后来居然死里逃生，捡得一条性命，从此以后坚决不再杀生。看到有蟹蛤一类水产海鲜，就放生到江湖之中。虽然明知它们在江湖水中也难免一死，但也许还有万分之一逃生的可能，即便不能存活，总比遭受煎炒烹炸的命运要好得多吧！自己不再杀生，并不是对上天有所祈求，希望得到回报，而是因为自己经历了“乌台诗案”的患难之后，深感当初被系狱中，就好似鸡鸭被关在屠宰场中，因此实在不忍心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使得天下有生命的生物遭受死亡的恐怖（语载《书南史·卢度传》）！
苏轼不仅自己不再杀生，还积极主动地救助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