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苏东坡旷达人生(传世名家经典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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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旷达人生(6)

四是后宫的势力。神宗的祖母曹太后病重,神宗去看望她。太后拉住神宗的手问他:“我怎么看你好几天都不高兴?”神宗回答:“变法尚未见出成效,有个叫苏轼的总是借着写诗诋毁诽谤新法。”太后又问:“是不是苏轼、苏辙兄弟?”神宗吃了一惊,忙问:“祖母如何知道他俩的名字?”太后说:“有一年,仁宗皇帝主持制举后回到宫中,高兴地说:‘我今天选拔出两名宰相之才,一个叫苏轼,一个叫苏辙。我年纪大了,来不及用他们,留给子孙不也很好吗?’”太后随即问这两人现在何处。神宗回答,苏轼现正关押在牢狱之中。太后说:“因写诗文而系于牢狱,自从开国以来尚无先例。我患病已久,万不可再致冤屈之事,以免损伤天地中和之气。”说着流下泪来。不久,太后病情加重,神宗准备下诏大赦天下,太后说道:不必赦免那些凶顽之徒,只要赦免了苏轼便可(事载宋·方勺《泊宅编》)。

面对来自各方面要求赦免苏轼的呼声,那些要置苏轼于死地的新党人物怎么办?难道他们会轻易放走到手的猎物吗?当然不会。于是他们连续上书,请求宋神宗务必重判苏轼,同时还要求将司马光等几个最顽固的旧党领袖统统杀头。面对这截然对立的两股势力,宋神宗该如何处理呢?

毕竟,神宗是最高统治者,是最后拍板的人,他并没有人云亦云,他有自己的打算。

一天晚上,苏轼已经睡着,忽见牢门被打开,一个人径直走进来,将手中包袱往地下一丢,倒头便睡。苏轼心想,或许是新来的犯人吧,便未加理睬,继续睡自己的觉,不一会便鼾声大作。到了四更天,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凌晨两三点钟的时候,苏轼被那个新“犯人”摇醒来,那人连声对苏轼说:“贺喜学士,贺喜学士!”苏轼莫名其妙,问是怎么回事,那人却说:“您只管睡觉便是。”说完拎起包袱走了。天亮之后,那个所谓的新“犯人”去向神宗汇报说,苏轼昨晚举止坦然,一夜熟睡,鼻息如雷。神宗高兴地对左右大臣说:“我早就知道苏轼胸中无事,心里没鬼。”原来,那是神宗派去观察苏轼的小太监(事载宋·何蘧《春渚纪闻》)。

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轼系狱五个月后,案件终于做出终审判决。苏轼因为“诽谤朝政、妖言惑众”的罪名被贬任黄州团练副使。通风报信的驸马王诜被撤销一切职务。苏辙救兄受到牵累,也被贬官。另有牵扯到本案的两位大臣罚铜三十斤,六位大臣罚铜二十斤,其他涉案人员也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处分。

这件案子终于尘埃落定。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雷声大雨点小。神宗把苏轼放在火上烤了烤,达到了整肃纲纪、压制言论的目的,但也没把苏轼烤糊;李定等人虽然没有完全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但总算出了一口恶气,暂时巩固了自己的阵地;而苏轼,虽然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吃了不少苦头,但毕竟得到了神宗的宽大处理,捡了一条性命,应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算起来,苏轼被整整拘押了一百三十天,现在,苏轼从牢房里走出来,觉得空气清新,微风拂面,路上行人络绎不绝,自由真是太可贵了!

当天晚上,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苏轼一口气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写道:

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

诗的意思是:面对酒杯,我觉得刚刚过去的事情像一场梦,拿起笔来作诗依然感觉出神入化。大难过后何必再去回想往事呢,劫后余生难道都是有原因的吗?苏轼写完这两首诗,丢掉毛笔,搓搓手掌,骂了自己一句:“你真是死不改悔!”(事载宋·孔平仲《孔氏谈苑》)

现在,苏轼该打点行装去黄州任职了。大难不死的苏轼该怎样面对黄州的生活?

潇洒人生

苏轼在黄州的潇洒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物质生活,一个是精神生活。苏轼在黄州的物质生活面临三大难题:

第一难,花销问题。苏轼在黄州所担任的职务是: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团练副使”大体相当于今县级人民武装部副部长,但是“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两句话表明,苏轼这个副部长没有签字权和行政权,就只是个空头官衔。他的身份本质上是由黄州官府代为看管的犯官。按照朝廷的规定,像苏轼这样的犯官,除了一份微薄的实物配给之外,没有正常的俸禄薪水。苏轼做了二十多年官,“俸人所得,随手辄尽”(苏轼《与章子厚书》),俸禄到手,随到随花,从来没有储蓄的习惯。所以他来到黄州后,一家老小二十多口人的花销就成了大问题。按照黄州当地的物价水平,一斗米大约二十文钱,一匹绢大约一千二百文钱,再加上各种杂七杂八的花销,一个月下来也得四千多文钱。但是现在的苏轼是犯官身份,哪儿有那么多钱啊?

不过这难不倒苏轼,钱多我就多花,钱少我就计划着花,这就是苏轼对待金钱的潇洒态度。他现在虽然没有正常的薪水,不过积蓄还是有一点儿的,于是他做了精心的计划,规定:今后每天花费不超过一百五十文钱。每月初一取出四千五百文钱,分为三十份,挂在屋梁上,每早用叉子挑一份,然后将叉子藏起来。当天剩余的钱另外存在大竹筒里,作为接待客人的费用(事载苏轼《答秦太虚书》)。

但就算这样精打细算,手头的现钱也只能支撑一年多。那么,一年以后怎么办呢?苏轼说:“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答秦太虚书》)意思是说,到了钱用光的时候,再做筹划,正所谓水到渠成,一年后的问题一年后再考虑,不需要提前发愁。聪明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支烦恼!

第二难,住房问题。按照朝廷规定,苏轼这样的犯官无权享受官府提供的住宅,那一家二十多口人住在哪里?开始的时候,苏轼一家住在江边一个废弃的官府驿站--临皋亭,这个地方不仅潮湿闷热,而且拥挤不堪,来了朋友更是无法安排。后来,苏轼在种地的东坡园中选址修建了五间泥瓦农舍。农舍在大雪纷飞的冬季建成,苏轼在厅堂四壁涂白如雪,起居坐卧,四面环顾,俱为雪景,故而美其名日“雪堂”(事载苏轼《雪堂记》)。雪堂不仅解决了家庭住房的困难,从此也成为苏轼在黄州精神生活的重要象征。

第三难,吃饭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第一个问题的直接后果,没有足够的钱当然就没有足够的口粮,怎么办?苏轼的决定同样潇洒:脱下文人的长袍,穿上农夫的短打,自己动手,开荒种地。经过多方申请,当地政府批给苏轼一块五十亩的废弃坡地。苏轼非常钦佩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常常在诗词中以乐天自比。白居易被贬忠州刺史时,曾作《东坡种花》诗,诗云:

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

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

现在,这块五十亩的贫地正好位于黄州城东门外,于是苏轼干脆给这块地取名“东坡”,并自称“东坡居士”(事载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苏东坡这个名号就是这么来的,它在民间的影响可要比苏轼这个名字大多了!

在一般文人看来,开荒种地本来就不是什么体面的事情,不过是一块废弃的坡地,却偏偏称作什么“东坡”!一介犯官,被贬偏隅之地,穷困潦倒,却还要自称什么“居士”,简直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没错!这就是苏轼的与众不同之处。谁说文人不能种地?谁说种地的人就不能自称居士?又有谁规定种地丢人现眼?没有饭吃,就得种地,收割庄稼,就有饭吃,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多少所谓的文人却不明白,也不愿意明白。

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昂着脑袋、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它是你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具体困境时的表现,你的人生中所面临的每一个挑战,都在检验你潇洒的底线。“东坡居士”这个名号也透着一股潇洒劲儿。居士的本意是指在家修行的佛教徒,但“东坡居士”这个称谓显然超越了本意的内涵,拥有更丰富的魅力--黄州的苏轼,是个平凡的养家糊口的劳动者,是个善于在劳动中寻找审美趣味的文人,也是个勇于在苦难中摆脱心灵枷锁的哲人。他说:“我刚刚来黄州两年,生活窘困而匮乏。老朋友马正卿感慨我缺衣少食,帮助我从州郡那里申请下来数十亩土地,以供躬耕之用。这几十亩荒地,布满荆棘瓦砾,天气又很干旱,开垦拓荒令人精疲力竭,其中的劳苦真是说不尽!暂时放下锄头,喝碗水,写下《东坡八首》,自己哀怜自己的勤勉,等到来年有了不错的收成,这周身的劳顿疲倦就可以统统忘记了!”(见苏轼《东坡八首并叙》)黄州的苏轼,在后代的眼中雅俗共赏,赢得了农夫与士大夫的共同赞许,而东坡也成为苏轼在黄州的第一个重要象征。

苏轼带领家人在东坡开垦荒地,播种大麦,第二年,就收获了二千多斤。我们知道,现在大麦的主要用途一是作饲料,二是酿啤酒,但在当时这却成为苏轼一家人的口粮。大麦饭有个特点,口感滑滑的、粘粘的,挺筋道,有嚼头儿,吃起来啧啧有声。几个儿子边吃边说:“父亲,这个大麦饭吃起来像是在咬跳蚤啊!”不过大麦饭吃多了不好消化,而且酸不溜丢的。苏轼于是改革大麦饭,将黄色的大麦与红豆掺在一起,口味独特,苏夫人笑着说:“这是真正的二红饭!”(事载苏轼《二红饭》)庄稼要是歉收,饭就不够吃,怎么办?勒紧裤腰带!有人会说,这算什么潇洒,一个文人混成这样,太丢脸了!但苏轼并不这么看,他专门写了一篇《节饮食说》,贴在墙壁上,作为养生补气的座右铭。全文如下:

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召我者,预以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乃止。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日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

意思是:东坡居士从今往后,早晚吃饭不过一杯酒、一块肉。如果有尊贵的客人来访,即便摆下丰盛的酒宴,也只是三杯酒、三块肉,只可减少不可增加。如果有人请客,我就事先向他通报自己吃饭的原则。如果主人不听从非要超过这个界限,就干脆不去赴宴。为什么这样做?苏轼回答:一来安分养福气,二来宽胃养神气,三来省钱养财气。

饿肚子当然很难过,也很没面子,但是苏轼并不觉得,反而堂堂正正地讲了三条大道理,这不是面对困难、超越困难的潇洒是什么?当然,辟谷节食本来也是道家养生的重要手段,但毕竟辟谷是积极主动的节食,而挨饿是被动的节食,能够将这二者故意混淆并赋予崇高目的的,大概只有苏东坡了!

当然,真正的潇洒并不仅仅是写写文章、动动嘴皮子,关键还在于亲身实践,在实践中表现出潇洒的风采、潇洒的内涵。黄州的饮食、生活条件都比较困难,但是再难也难不倒苏轼这个潇洒的美食家,他总能在恶劣的环境中创造享受美食的机会。正是在黄州,他发明了着名的东坡肉,有颂文为证,颂文曰:

净洗锅,少着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人不肯吃,贫人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猪肉颂》)

翻译成白话小儿歌就是:洗净大锅少放水,文火慢炖莫张嘴。火候到了揭锅盖,肉味真香好可爱!黄州猪肉真便宜,价钱好比黄泥土。有钱人家不肯吃,穷人家里不会煮。早上起来吃两碗,饱我肚子你别管!

第二道菜叫做东坡羹,也有颂文为证,颂文曰:

东坡羹,盖东坡居士所煮菜羹也,不用鱼肉,五味有自然之甘。其法:以菘,若蔓菁,若芦菔,若荠,皆揉洗数过,去辛苦汁,先以生油少许涂釜缘及瓷碗,下菜汤中,入生米为糁及少生姜,以油碗覆之,不得触,触则生油气,至熟不除。(《东坡羹颂》)

翻译成白话菜谱是:第一步,将大白菜、大头菜、大萝卜、野荠菜反复揉洗干净,意在除去菜蔬中的苦汁儿;第二步,在大锅四壁、大瓷碗上涂抹生油;第三步,将切碎的白菜、萝卜、荠菜及少许生姜放入锅中煮菜羹,用油碗覆盖但不触碰菜羹,否则会有生油味;第四步,将盛满米的蒸屉放在锅上,等到菜完全煮熟后再盖上屉盖。煮东坡羹的诀窍在于:菜羹煮沸时必然上溢,但因锅四壁涂有生油,又有油碗覆盖,因此不会溢上蒸屉。但是蒸气上达蒸屉,米饭也就煮熟了。这样一来,锅中的菜羹以及蒸屉中的米饭都一次加工而成,方便实惠,价廉饭美,有点儿类似于现在的快餐“盖浇饭”,做到菜饭合一,简便易食,苏轼曾将它介绍给一些道士、和尚朋友,很受欢迎。

有了一盘东坡肉,一碗东坡羹,还缺一杯酒。苏轼按照朋友杨世昌道士提供的秘方酿造蜜酒,并作《蜜酒歌》一首:

西蜀道士杨世昌,善作蜜酒,绝醇酽。

余既得其方,作此歌遗之。

真珠为浆玉为醴,六月田夫汗流泚。

不如春瓮自生香,蜂为耕耘花作米。

一日小沸鱼吐沫,二日眩转清光活。

三日开瓮香满城,快泻银瓶不须拨。

百钱一斗浓无声,甘露微浊醍醐清。

君不见南园采花蜂似雨,天教酿酒醉先生。

先生年来穷到骨,问人乞米何曾得。

世间万事真悠悠,蜜蜂大胜监河侯。

诗歌大意是:第一天酿酒缸里的酒液开始像小鱼一样吐泡泡,第二天酒液清澈光亮,第三天打开酒缸居然闻到酒香。这甘浓的美酒清亮迷人,你看那南园中的蜜蜂像雨滴一样浓密,看来上天酿酒想要醉倒我!苏轼这首蜜酒歌中反复出现蜜蜂、采花,看起来这个蜜酒真是香甜无比。可惜,苏轼酿出的所谓蜜酒,喝下去似乎并不怎么甜蜜,反而会导致严重的腹泻。有人曾问苏轼的两个儿子苏迈、苏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是酿酒秘方有问题,还是酿造工艺有问题?两位苏公子不禁抚掌大笑。他们说,其实他们的父亲在黄州仅仅酿过一次蜜酒,后来再也没有尝试过,那一次酿出来的味道跟屠苏药酒差不多,不仅不甜蜜,反而有点儿苦苦的。细想起来,秘方恐怕没有问题,只是苏轼太性急,可能没有完全按照规定的工艺去酿,所以酿出来的不是蜜酒,而是“泻药”(事载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其实,不管苏轼酿出来的是什么,当他按照杨道士的秘方,满怀希望酿酒的时候,未尝不是在酿造着自己对人生、生活的一份希望吧?在黄州这个地偏人稀的小城,也许正是这一杯苦涩的家酿蜜酒能够给东坡居士带来一点甜蜜的快乐吧?如果说从苦涩的酒水里能够品味出甜蜜的味道,也不惧怕腹泻的危险,这又算不算是一种潇洒呢?

现在我们品一块东坡肉,吃一碗东坡羹,少喝一点东坡蜜酒,生活真美好啊,恍惚之间觉得自己也变成了苏东坡,你说潇洒不潇洒?生活当然还是很苦,但是要善于苦中作乐,在艰苦的环境中寻找乐趣,这才是真潇洒!

物质生活上的三大难题,苏轼都一一潇洒解决,那么他将如何面对精神生活上的难题呢?苏轼在黄州,精神生活上也面临三大难题:

第一个难题,自我价值的实现。苏轼被贬黄州时正当中年,本是政治上飞黄腾达的好时光,但眼下这条路却走不通了。难道四十多岁的苏轼就这样任凭时光流逝、岁月蹉跎吗?在仕途不顺的情况下,他究竟怎样才能实现一个文人不朽的价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