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海寻踪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恰是其奠基时期。在这个纷繁扰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峥嵘期，一大批影响深远的文化巨人和巨着应运而生，他们或关注社会伦理的重塑，或体察世道人心，对社会理想发展蓝图进行规划设计，或重视个体生命存在价值的思考，或为治世提供自己宏博深邃的智慧，犹如灿烂的群星，照耀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塑造，在诸多方面，都起到了程度不同的作用和影响。这些巨人，堪称上古时代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这些巨着，正是上古时代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在这为数众多的足以使后人引以为自豪的文化巨人与巨着中，庄子其人被论者赞为“一代奇才”(宋·高似孙《子晷》)，《庄子》其书被誉为“百家之冠”(晋·郭象《庄子序》)，对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和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其地位不容忽视。
旷代奇才
先秦时代绝大多数思想家的生平资料，在现存的历史典籍中保存甚少，尤其是道家人物，更是如此。因此，后人不可能对他们的生活历程和行踪事迹作比较完整的、系统的、具体的叙述。这就使得他们的生平事迹，在今天看来变得扑朔迷离。就庄子来说，现存唯一比较可靠的资料，就是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所附的仅有234个字的《庄子列传》。除此之外，虽然在《庄子》一书中有关庄子的记载有30则之多，但那些“事迹”大部分为寓言，不能作为了解庄子生平和文化性格的资料来使用；只有少数故事，与《史记》以及《庄子·天下篇》等所载庄子性格思想比较接近，学者们认为有比较大的可信性，至少可以说是透露出一些庄子生活的真实信息，可以作为了解庄子生平的参考。我们就根据《史记》和《庄子》中有关庄子的记述，对庄子生平和文化性格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庄子，姓庄名周，是战国时宋国蒙(今河南省商丘市东北约20里处，另一说是今安徽蒙城县)人，其生卒年月不可确考(近人有多种说法，大致都在公元前375年到前275年之间)，活动的主要年代在齐宣王、梁惠王时期，与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子为同时代人，比楚国大诗人屈原稍早，相当于战国中期。他是继老子之后，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又一重要代表人物。庄子不仅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哲学大师、思想大师，而且也是我国文学艺术史上一个成就卓越的文学大师、语言大师。他阐发了道家思想的精髓，发展了道家学说，使之成为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哲学流派——庄子学派。
庄子早年曾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官，后隐居不仕。楚王听说他很有才能，曾派使者带着厚礼去聘请他做国相，被他拒绝。他笑着对使者说：“您难道没有见过供祭祀用的牺牛吗？活着时人们对它精心喂养，给它佩上华丽的衣饰，但是当祭祀时，就要把它送人太庙杀死，充当祭品。这时它再想做个一般的牛，还能办得到吗？您还是赶快离开吧，不要玷污我。我宁肯在贫贱中生活，也不愿被国君所束缚。我要一辈子不做官，来实现自己的志向。”(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他的“志向”就是追求个人的自由幸福。这点在后面介绍庄子的思想时还要谈到。
因为庄子不愿做官，甘居贫贱，所以他一生都是在穷困潦倒中度过的。他主要靠打草鞋和钓鱼为生，有时不得不向友人借贷；他穿粗布衣裳，有时还得打上几个补丁；他住在穷闾隘巷，有时竟饿得面黄肌瘦，精神疲惫不堪。尽管如此，他仍然鄙薄富贵，视之如腐鼠。他的好友惠施在梁国为相，一次他前去相会，有人在惠子面前挑拨说，庄子这次来梁国，是想要代替你做国相。于是惠子感到有些恐慌，在国内搜寻庄子，一直搜了三天三夜。庄子便去见他，并对他说：“南方有一种鸟，名叫鹪，您听说过吗？鵷从南海出发，向北海飞翔，一路上不是高大的梧桐树它就不落在上面休息；不是纯洁的竹子的果实它就不吃；不是甘美的醴泉之水它就不喝。这时有只猫头鹰拣到一只腐烂的老鼠，鹪正好飞过，猫头鹰以为鵷要来抢夺它的腐鼠，仰起头来瞪着鵷叫喊：‘吓！’现在您想用你的梁国来‘吓’我吗？”(见《秋水》)在这个故事中，庄子以鸩自比，用猫头鹰来比惠施，从而使读者清楚地看到以惠施与庄子为代表的两种不同人物的迥然不同的心态。
大概是由于惠施的介绍，庄子在梁国会见了梁王。梁王看见他衣衫褴褛，便问他：“先生怎么这样疲困啊？”庄子回答说：“这是贫穷啊！而不是疲困。士人徒有理想且道德高尚，但却不能施展才能，这是疲困；衣破鞋烂，这是贫穷，而不是疲困，这就叫生不逢时啊！大王难道没有见过那些善于腾跃的猿猴吗？当它们在楠、梓、豫、樟等大树上时，攀枝缘条，自由自在，独霸一方，就是善射的羿和逢蒙，也对它无可奈何。但当它跌落在长满拓、棘、枳、枸等多刺的荆棘丛中时，就会小心谨慎、胆战心惊，不敢随便走动。这不是因为它的筋骨不再柔软灵便，而是因为处在困难的环境中，不能够施展它的才能啊！我现在处在昏君在位奸相弄权的时代，想不疲困，能办得到吗？殷末的比干被剖心，就是一个显明的例证啊！”(见《山木》)这个故事不仅说明了庄子的贫困不被人理解以及造成贫困的社会根源，还委婉地告诉人们，他不愿做官是害怕落得比干的下场。
庄子博览群书，学多识广，受老子思想影响较深，是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善于写作，长于辩论。他的好友惠施是当时名辩学派的着名人物，两人虽然生活态度和学术观点很不相同，经常辩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但感情非常深厚。惠施死后，一次庄子经过惠施的坟墓，对跟从他的人说：“有个郢地的泥匠鼻尖上沾了一点白灰，像苍蝇的翅翼那么薄，让一位木匠替他削掉。木匠挥动斧子呼呼作响，泥匠一动不动地任凭他砍削。结果白灰削得干干净净，而鼻子一点也没受到伤害，泥匠还站在那里，面不改色。宋元君听到这件事后，把木匠找来说：‘请你再给我试试。’木匠说：‘我过去曾经能砍，但是现在能让我砍的那个人死了很久了。’自从惠子死后，我也没有对手了，我没有能够谈论的对手了！”(见《徐无鬼》)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庄子是一位讲友谊重感情的人。庄子不仅重感情，而且也是一个充满生活幽默感的人，他对人生之情有宏通深远的理解，生活中常常表现出谐谑的情调。如他与惠子在濠梁上观鱼，同惠子的那段对话，就鲜明地表现了他的睿智和幽默。
庄子虽然一生穷困，饥寒交迫，但他心情宁静，自得其乐，善于排解苦痛，并不追慕荣华富贵，善于以达观的态度对待各种事变，甚至对生死问题也是如此。比如，庄子的妻子死了，惠子前去吊丧，看到他正两腿叉开坐在地上，敲着瓦盆唱歌呢。惠子责备他说：“和妻子相处一辈子，她为你生儿育女，现在年老身死，你不哭也就够了，还要敲着盆子歌唱，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庄子说：“不是这样的。当她刚死的时候，我怎么能不悲伤呢？但我又察觉到她本来是没有生命的，不仅没有生命，而且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而且没有气。混杂在恍恍惚惚之间，变化而产生了气，气变化而成形体，形体变化而有了生命，现在又变化而为死亡，这样变来变去，就好像春夏秋冬一年四季运行一样。人家将要静静安息在天地这所大房子里，我却跟着嗷嗷地哭，我认为这样就是不通达命运之理，所以停止了哀痛。”(见《至乐》)庄子对生死问题的这番妙论，在当时确实是超乎一般人之上的，认为生老病死，人生之常，客观之理，死是找到了最后的归宿。正因为如此，庄子是中国历史上主张薄葬的先驱者之一。庄子将要死的时候，他的学生想要厚葬他。庄子对他们说：“我用天地做棺椁，用日月作双璧，星辰作珠玑，万物作殉葬。我的葬礼还不够完备吗？还有什么比这更多更好的呢？”学生们说：“我们害怕乌鸦老鹰吃了您啊！”庄子说：“露天葬让乌鸦老鹰吃，埋在地下让蝼蛄蚂蚁吃，从乌鸦老鹰嘴里抢过来送给蝼蛄蚂蚁，为什么要这样偏心呢？”(见《列御寇》)像庄子这样在死亡面前仍然能保持平静的心境，处之泰然的人，还有什么世俗的烦恼、人生的痛苦不能摆脱呢？那么，庄子为什么能达到“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这样高超的精神境界呢？这同下面我们将要重点谈到的他的崇尚自然、安命处顺的哲学思想有密切关系。
由以上简单的勾勒，我们可以看出，庄子是一个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生活在社会底层，家境贫困，但又能自食其力的知识分子。他对当时社会极度不满，不愿与统治者合作，宁肯甘守贫贱也终生不仕。他身处逆境，有着深刻的精神危机，对生命存在有深刻的体悟，又追求个性精神世界的绝对自由。他心胸高远旷达，富有幽默感和谐谑情调，博学多才，善于思考。他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素养又关注自己生命存在的知识分子。他的这种特殊的身世和文化性格，决定了他对人生的独特认知。他的宇宙自然观、社会观也同此密不可分。
百家之冠
《庄子》一书，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原有52篇。这可称为古本《庄子》，大概是西汉末年刘向在校理古籍时编定的。到魏晋时代，玄学大兴，注《庄》者蜂起，在郭象之前，已有数十家(见《晋书·郭象传》)。这些注本，有些是全注本，有些是选注本。据唐代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绿》中记载，他见到的全注本有司马彪的21卷本和孟氏的18卷本，均有52篇，保存了古本原貌。选注本主要有崔馔的10卷27篇本，向秀的20卷26篇(一作27篇，一作28篇)本，郭象的33卷33篇本，李颐的30卷30篇本。因为郭象的注释思想精深，为世人所重，唐以后成为社会上流传的通行本，其他注本读者渐少，遂至亡佚。所以，我们今天见到的《庄子》均为郭象的选定本。据宋人陈景元《南华真经章句音义序》称，《庄子》33篇，共65923字。而司马迁见到的本子则有“十余万言”，说明《庄子》在流传中是有过散佚的。
今本《庄子》33篇，主要由三类组成，即《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这种分类法也非古本所固有。有资料表明，汉时《庄子》有《内》、《外》篇之分(参看《经典释文·庄子音义·齐物论》“夫道未始有封”句下引崔馔澳注)，但未见有《杂篇》的记载。《内》、《外》、《杂》三分法，就现有资料看，应为晋代司马彪所首创，他注的《庄子》52篇，分为《内篇》7篇，《外篇》28篇，《杂篇》14篇，《解说》3篇。其中《解说》3篇，据后人考证，当是淮南王刘安解说庄子的着作，不应当划在《庄子》之内，所以原属《庄子》的原始文字实际上只有49篇。郭象的分类是在司马彪注本的基础上进行的，经过取舍，保留了原文33篇，其中《外篇》删去13篇，《杂篇》删去3篇。因为在郭象看来，原本《庄子》中有些文章，是“一曲之才，妄窜奇说”，非庄子所为，应当删去。这种认识在当时并非罕见，正像唐代陆德明所说：古本庄子，“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众家并同，自余或有外而无杂。”
《庄子》的《内篇》与《外》、《杂》篇在文章标题上有个明显的区别，《内篇》7篇的标题均为3个字，且都是以意命篇，标题都提示了文章的中心思想；《外》、《杂》则不然，标题均和文章内容无紧密关系，而是取开头一句中的两字或三字为之。这个区别在后世的学术公案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成为庄学研究家们判定文章真伪的一条重点标准，尽管他们结论有时是完全相反的。大要而言，这方面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主张《内篇》为庄子自着，《外》、《杂》非庄子所着的，乃庄子后学所为。如清人林云铭就说：“内七篇是有题目之文，为庄子手订者；外、杂篇各取篇首两字名篇，是无题之文，乃后人取庄子杂着而编着之者。然则或日外，或日杂何也？当日订庄子之意，以文易晓，一意单行者，列之日前而名外，以词意难解众意兼发者置之于后而名杂，故其错综无次如此。”(《庄子因·庄子总论》)第二，认为内篇非庄子所作的，而是庄子后学的作品，外、杂篇才是庄子所作。此观点同上一观点正好相反。如今人任继愈在其《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就是这样认识的，其理由之一就是由文章从无题到有题的发展规律看，外、杂篇以开篇首句两字作题，保存古例；内篇为有题目之文，从时代上看，当晚于外、杂篇，所以不应是庄子所作。第三种观点认为应打破内、外、杂界限，以《逍遥游》、《齐物论》为标准来进行判定，凡符合此者即为庄子所作，其他则为后学所作。着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即是如此认识的。我们认为，庄子思想的影响是以《庄子》书为基本前提的，所以，不妨将《庄子》作为庄子学派的代表资料来看待。
关于《庄子》33篇的辨伪，可溯源到北宋的大文学家苏轼。唐时人们一般认为《庄子》古本中有伪作，至于郭象注的33篇，则认为是真品，即都是庄子本人的作品。这种观点一直到苏轼时，才发生变化。他在《庄子祠堂记》这篇短文中，首次提出《盗跖》、《渔父》、《让王》、《说剑》4篇不是庄子所作。因为在苏轼看来，庄子对孔子是非常尊敬的，只不过表现形式特殊，是“阳挤而阴助之”。而“《盗跖》、《渔父》，则若真诋孔子者。至于《让王》、《说剑》，皆浅陋不入于道。”所以都是伪品。苏轼此论一出，影响极大，后人争相辨伪，历代不绝，且有增无减，所指伪作的篇数也愈来愈多，以至形成了一种传统观点，即认为除《内篇》7篇之外，《外》、《杂》篇均是伪品。当然，坚持《庄子》书中无伪作的观点的人也有，如明末谭元春就认为《庄子》一书应是庄子平生所着文章总集，既非一时之作，又不专主一家，所以既有“蔓衍纵深、峭栗华畅”之篇，也有“筋驽肉缓、气绵力薄”之作，但都是庄子本人所为，不当妄指某篇为伪。(《庄子南华真经》)不过这种观点过于褊狭，因而不被人们重视，影响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