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辨伪显然存在一个问题，即所谓的真伪是指文章是否庄子本人所写而言，凡是认定是庄子所写的就是真品，凡是认为不是庄子所写的就是伪作。但是要确切判定哪些为庄子所作并非容易，因为：其一，《庄子》的所有文章中，都没有足以表明某篇为庄子所作的明显标志，甚至也没有暗示，即使是被传统观点公认是庄子手订的《内篇》也是如此。实际情况是，在庄子那个时代，不仅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有什么“知识产权法”，甚至也没有着作权的观念和意识，就是自己写的文章也是不署名的，更何况文章在流传过程中，读者可以作合乎自己思想的增删或改动。其二，后人在整理编辑先秦古籍时，往往把编者认为是一派的思想或风格相似或相近的文章收集在一起，而以这一学派的创始人的名字来命书名，以示尊崇师道之意，这样就形成了“凡称子书，多非自着”(章学诚语，见《文史通义·公言》。孙星衍亦有此见，见《晏子序》)的特点。所以，要判定《庄子》中某篇为庄子本人所作是困难的。那么，这是不是说前人的辨伪工作就是徒劳无益的呢？当然不是。如果不拘泥于今天所说着作权的狭隘范围去评价古人的辨伪工作，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努力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其学术价值是不容否定的。那就是：这些考证正确地揭示了一个事实，即从思想倾向、内容深浅、文体风格、名物制度、语言特点等诸多方面看，《庄子》33篇之间，甚至有些篇中各章节之间，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别，这些差别说明《庄子》不仅不是一人之作，而且也不是一个时代的人的手笔，它应该是不同时代、不同观点的人们学术着作的汇集。因此，《庄子》一书就不仅对研究庄子本人思想或庄子学派思想，而且对研究整部《庄子》所反映的一个较长时代的社会思想以及其时各派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社会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回顾庄学研究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和启发下，后世学者才能沿着探讨学派特色的方向把庄学研究向前推进，并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果。
清代以后，关于《庄子》的考辨，基本上是朝着下面两个方面发展。其一，认为《庄子》一书是战国至秦汉时期各派道家文章的总集，考辨的重点放在《外》、《杂》篇的学派分野问题上，罗根泽和张恒寿可作为这方面的代表。罗根泽在《(庄子>外、杂篇探源》(见《诸子考索》)中，将《外》、《杂》26篇分作12组，对每一组文章的产生时代和思想派别都有具体考论。其结论是：一、《骈拇》、《马蹄》、《肱箧》、《在宥》为战国末年“左派”道家所作；二、《天地》、《天道》、《天运》为汉初“右派”道家所作(罗氏所谓的“左”、“右”，是以其对待孔子和儒家的态度来区别的)；三、《刻意》、《缮性》为秦汉神仙家所作；四、《秋水》、《达生》、《山木》、《田子方》、《寓言》为庄子派所作，或说是庄子弟子或后学所作；五、《至乐》、《知北游》、《庚桑楚》为战国末年老子派所作；六、《徐无鬼》、《列御寇》为战国后期人编的道家言论和道家故事的杂汇；七、《外物》为西汉道家所作；八、《则阳》为战国末年老庄混合派所作；九、《让王》、《渔父》为汉初道家隐逸派所作；十、《盗跖》为战国末年道家所作；十一、《说剑》为战国末年纵横家所作；十二、《天下》为庄子所作。罗根泽对《庄子》的考论，在上世纪30年代前期问世，当时确为别开生面之作，使人耳目一新，影响颇大。正如今人崔大华所评论的：“对宋代以来关于《庄子》外、杂篇的纷纷不一的怀疑和议论，罗氏能给予确定性的解释或理解，这无疑是庄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进步。”(崔大华《庄学研究》第74页)沿着这个研究方向又取得新的成果的，以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张恒寿的《庄子新探》最为突出。张恒寿突破了《内篇》为庄子自着的传统观点，打破《内》、《外》、《杂》的界限，对《庄子》全书进行考论，从而确定各篇、乃至一篇中的各章的写作时代的先后和学派的归属，“比较清晰地显示了在内、外、杂篇之分和篇目之名的帷幕遮掩下的庄子思想本来面目和发展演变过程，是庄学研究的新进展。”(崔大华《庄学研究》第80页)张氏的考论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现将其结论概括介绍如下：《内篇》7篇除《人间世》前三章和其他篇中一些属杂章节外，基本上都是庄子的早期作品；其中《逍遥游》、《齐物论》、《大宗师》(除羼杂部分)为庄子的典型作品。《外篇》15篇中，《骈拇》、《马蹄》、《肱箧》3篇和《在宥》篇的第一、二章，为秦统一前夕道家“左派”作品；《天地》、《天道》、《天运》、《刻意》、《缮性》诸篇颇为驳杂，多是秦、汉间道法派、黄老派、养生派、神仙派的思想杂烩；《秋水》以下6篇为庄子嫡派或后学作品，其中《达生》有早出的证据。《杂篇》11篇中，《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外物》、《寓言》、《列御寇》6篇基本是先秦时作，其中《列御寇》近于杂俎，《外物》无甚精意，其余4篇堪称全书精品，多能发《内篇》未发之旨；《让王》、《盗跖》、《说剑》、《渔父》为伪作，但除《说剑》外，其余3篇与道家思想有联系；《天下》篇是荀子以后司马谈以前介乎儒道之间的学者所作。不难看出，上述罗、张两家的考论尽管结论不同，但有一个基本事实是两家都承认的，即《庄子》一书非一人一时之作。既然时代有先有后，自然就有个学术源流问题。由于这些认为《庄子》是道家学派总集的学者，在考论时对《庄子》中后出作品的学术分派过于烦细，有些分类的标准与界限也不甚明确，因而在说明它们的学术渊源特别是它们与庄子思想的关系时就不够清晰。这个缺憾在主张《庄子》一书为庄子学派总集的学者们那里得到了纠补。
其二，认为《庄子》一书是庄子学派的文章总集。考辨的重点放在《外》、《杂》篇与《内篇》的源流关系问题上。这一派在对《庄子》一书总的看法上又回到或接近传统的观点，即《庄子》是庄子及其后学所着，其中《内篇》基本是庄子所作，或者基本上反映了庄子的思想，是庄子学派的早期作品；《外》、《杂》篇则是庄子后学或崇庄者所作，成文时间有先有后，最晚的文章也不会在汉初以后。前者自然是源，是庄子学派思想的中心；后学自然是流，是庄子思想的继续与发展、演变。为了具体揭示这种源流关系，他们还对《外》、《杂》篇文章同《内篇》文章作了对应研究，这在清初王夫之的《庄子解》中已开其端倪。如他说《外篇》中的《天地》篇是“畅言无为之旨，有与《应帝王》相发明者”(卷一二)；《刻意》篇“亦《养生主》、《大宗师》绪余之论”(卷一五)；《缮性》“与《刻意》之旨略同”(卷一六)；《秋水》篇是“因《逍遥游》、《齐物论》而衍之”(卷一七)；《达生》“于内篇《养生主》、《大宗师》之说，独得其要”(卷一九)；《山木》是“引《人间世》之旨，而杂引以明之”(卷二○)；《田子方》“其要则《齐物论》‘昭之以天’者是也”(卷二一)。这就明确指出了《外篇》文章是在哪个方面继承了庄子思想，或发挥了庄子的哪个观点，其渊流线索自然清晰明白。沿着这个方向研究庄子而取得新成就的，可举出清代学者周金然为代表。周金然在《南华经传释》中把《庄子》的《外》《杂》篇分为7类，一一与《内》7篇对应，说明它们之间的渊流关系。关于周氏有关庄子文章的对应的具体情况我们依据郎擎霄《庄子学案》的引述列表如下：《内篇》〖〗《外》、《杂》篇《逍遥游》第一〖〗《秋水》、《马蹄》、《山木》《齐物论》第二〖〗《徐无鬼》、《则阳》、《外物》《养生主》第三〖〗《刻意》、《缮性》、《至乐》、《达生》、《让王》《人间世》第四〖〗《庚桑楚》、《渔父》《德充符》第五〖〗《骈拇》、《列御寇》《大宗师》第六〖〗《田子方》、《盗跖》、《天道》、《天运》、《知北游》《应帝王》第七〖〗《胠箧》、《说剑》、《在宥》、《天地》表中左边为《内篇》篇名，是《庄子》中的早期作品，是源；右边是《外》、《杂》中篇名，是庄子后学所作，是解释和发挥其对应的《内篇》文章之旨的，自然是流。此表中缺《寓言》和《天下》两篇，因为周金然把这两篇均看做是庄子的自序。今人崔大华亦认为《庄子》是庄子学派的着述汇集，并作了详细考论。其考论分为两步进行。第一步是以《庄子》各篇中对庄子生平言行的记述、《庄子·天下》篇对庄子思想的概述、荀子对庄子思想的评述三项为根据，来检验《内篇》各篇的中心思想或命题，从而判定《庄子·内篇》“所反映的思想特别是人生哲学思想，是庄子思想的核心部分，是庄子本人的思想，是庄学之源”(《庄学研究》第89页)。第二步是在此前提下，再将《庄子·外·杂》篇中各篇的思想与《内篇》比照，证明《外》、《杂》中除《说剑》外所有文章的思想、命题、概念、术语，都源自《内篇》，最后又援引刘笑敢近年提出的《内篇》早于《外》、《杂》篇的新证，作为补充论据(刘笑敢根据汉语词汇的发展规律是先有单音词，后有复合词的规律，对《内》、《外》、《杂》篇作了比较研究，指出《内篇》中只有“道”、“德”、“性”、“命”、“精”、“神”等词，而没有“道德”、“性命”、“精神”等词，而在《外》、《杂》篇中后者却多次出现；同时指出“道德”、“性命”、“精神”这些复合词，在早出的《论语》、《孟子》中也没有，而在晚出的《荀子》、《韩非子》中却都能找到，从而证明了《庄子》中的《内篇》早于《外》、《杂》篇，这确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内篇》是《外》《杂》篇思想之源，后者是流)。至于《说剑》一文，虽然思想观念上没有同《内篇》直接发生关系，但可在《外篇》中的《田子方》、《达生》中找到相应的词句，由此可以推断，《说剑》可能是更晚的庄子后学所作。《天下》篇在《庄子》中地位特殊，它是一篇概述先秦思想史的精美文章，它在思想观念上不仅与《内篇》有关联、犀通之处，而且与《外》《杂》篇在主要的、具有特征性的概念、术语的使用上，也是相通的或一致的；另外还能从语词发展上找到晚于《外》《杂》的证据(从“方”、“术”到“方术”，从“道”到“道术”，从“静而圣，动而王”到“内圣外王”等)，因而它也应该是庄子后学的作品，其写作时间可能在《庄子》诸篇之后。
前已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初任继愈提出了一个新观点，他认为《内篇》是汉初庄子后学的作品，不代表庄子的思想；而《外》、《杂》才是庄子本人所作，或者说是最能代表庄子思想的作品。任先生的观点虽然新异，但不为学术界多数人所接受，这里仅略作介绍，不再一一辨析。
关于《庄子》其书的研究，目前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多数学者的共识：第一，在《庄子》33篇中，《内篇》7篇为庄子所作或者是代表庄子思想的作品，写作时间在前。第二，《外》、《杂》26篇为庄子弟子或后学所作，在思想内容方面绝大多数或多或少与《内篇》有直接联系，写作时间在后，其中有些文章写成年代可能晚至西汉初年。第三，《外》、《杂》篇中许多文章在思想上都存在着与《内篇》不一致甚至相抵牾之处，或者说有超出《内篇》的观念，显示出与其他学派相融合的倾向；这种现象甚至在《内篇》各篇之间亦有少数章节存在。这种情况说明庄子后学有分化，庄学在后世有变异有发展，《庄子》在流传过程中有错简和羼杂。第四，综合上面三点，可以得出，《庄子》是一部有关学派文章的总汇的结论。至于说到底是道家学派着述的汇集，还是庄子学派的着述汇集，我们认为后一种观点比较合理。因为这种观点是站在庄子学派是道家学派中一个有别于其他学派的独立学派的立场上的，这更有利于把庄子学派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进行研究，更容易揭示这个学派的特点及其在整个道家学派中的地位，也有利于说明这个学派的演变过程，它的本源思想的特质，它在后期的发展中又具有哪些新的特点，以及它同其他学派的相互关系。总之，把《庄子》一书作为庄子学派的着作汇集，不仅有利于理解庄子学派的思想特质，而且也有利于反映思想史的实际和揭示思想体系发展的规律。
《庄子》一书内容博大丰富，思想也极为复杂多彩，是我国文化史上最有才情特色的一部文化元典，也是最难理解的一部文化经典。由于其具有的特殊复杂性，后世学者对它的理解也最为纷繁多样，仁者、智者各抒己见，是此非彼，争论不休，愈演愈烈，至今仍未能达成统一的认识。有人认为庄子是贵族，有人认为庄子是平民；有人认为其思想是唯物的，有人则认为是唯心的；有人认为其人生态度是消极的，也有人认为是积极的，至少消极中有积极因素。可以说各种意见是是非非，各有依据。要深人透彻地理解庄子，理解其思想的精髓，决非易事，这里根据我们的理解来大致描绘一下庄子思想文化面貌。
一般而言，一种思想体系作为一个学术流派的象征，自有它不同于其他派别的独特的核心观念和理论，其他诸多观点和理论都围绕着这个核心而展开。研究任何思想体系，首要的是抓住其核心观念和理论，然后才能准确地揭示出其整个思想体系的特点，以及它与此前已有过的旧思想体系比较起来增加了哪些新的东西，从而正确评价它在当时社会思想领域中以及它在后世思想发展史上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庄子学派也是如此。不过需说明一点：我们概述的是《庄子》这部书的思想，而不只限于庄子本人，因而也不限于传统观点认为是庄子自着的《内》7篇，而兼及《外》、《杂》篇。但是这部书及其思想体系既然以庄子命名，今天仍不妨用“庄子思想”来指称《庄子》的思想。不过，这里的“庄子思想”是一个思想体系的称谓，不单纯是指庄子这一个人的思想，尽管我们仍可以理解为主要是指庄子的思想。
游心于物之初
《逍遥游》是《庄子》内7篇之首，又是整部《庄子》的开卷第一篇。不管《内》篇是否庄子手订，把《逍遥游》放在第一，客观上也的确显示了它在整个《庄子》中的突出地位。这足以证明编书者是一位对庄子思想理解极深又有高明见解的人。这样做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编者有意交给读者一把理解庄子思想体系的钥匙，指出一扇进入庄子理论宫殿的大门。我们与文化思想大师庄子的对话也将从这里开始。
庄子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思想学说——“逍遥哲学”——的开创者。“逍遥”一词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如《郑风·清人》就有“二矛重乔，河上乎逍遥”之句，但作为哲学概念和对人生心理状态的抽象哲学概括来使用，却始于《庄子》。它的内涵虽然继承了《诗经》中的基本义项，但总体而言又不同于《诗经》中的“逍遥”，而是更丰富了。从《逍遥游》篇的内容来看，“逍遥”在这里是指一种超凡脱俗，不为身外之物所累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近乎我们今天所说的“绝对自由”。追求“逍遥”是庄子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也是整个庄子思想的核心。庄子思想的庞大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构建起来的，其他一切思想观念和理论元素无不与这一核心存在着紧密联系；正如崔大华所说：“庄子思想发源于对人的精神自由(逍遥)的追求”，“庄子思想的核心是他的人生哲学”。正是在这个基本点上，显示了庄子思想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主要特质。因此我们可以说，庄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一整套关于追求逍遥的“逍遥哲学”。若从“逍遥哲学”这个角度来观察庄子思想的各个部分，我们就会发现，庄子的自然哲学是它的理论基础，庄子的相对主义是它的认识论根源和走向逍遥境界的思想方法，庄子的社会思想是它产生及形成的心理土壤，庄子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风格是它的具体表现和外化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