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读过道家着作。诸葛亮《诫外生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老子曾说过：“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这是老子关于“静”的论述。关于“俭”，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关于“淡泊”，老子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当然，诸葛亮所说的“静”、“俭”、“淡泊”与老子学说尚有差异，但他熟读过道家着作则是毫无疑问的。
他读过史学着作。诸葛亮的很多论述中，都引用了大量的历史知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其中最典型者是他的《论让夺》：
范蠡以去贵为高，虞卿以舍相为功，太伯以三让为仁，燕哙以辞国为祸，尧舜以禅位为圣，孝哀以授贤为愚，武王以取殷为义，王莽以夺汉为篡，桓公以管仲为伯，秦王以赵高丧国。此皆以趣同而事异也，明者以兴治，暗者以辱乱也。
范蠡是春秋越国人，他在帮助越王勾践复国后，辞去高位独自经商。虞卿是战国时人，受赵王重用，被拜为卿相，后辞相离开赵国，着书立说。太伯是周古公的长子，但将继承权让给弟弟季历。燕哙是战国燕王，因信用子之，将王位让他，自己为臣，结果酿成燕国大乱。尧、舜是远古时代的氏族领袖，他们禅让王位之事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孝哀即西汉哀帝，他宠爱佞臣董贤，封他为大司马，还要把帝位让他，遭到群臣反对。武王即周武王，他率军攻进殷商首都，推翻商朝。王莽是西汉末人，他曾代汉建立新莽王朝。桓公即春秋时的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秦王即秦二世，他信任赵高，最后终被赵高杀死。诸葛亮对于让夺的论述，涉及到了远古、商周、春秋战国、秦汉，相对诸葛亮所处的时代，简直是一部古代、近代的历史。不阅读大量的史书，是不会有这么丰富的历史知识的。
读书固然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然而对于像诸葛亮这样的心怀远志之人，决不会仅仅满足于读书一种方式。从兴平二年（195）到建安十二年（207），诸葛亮在隆中生活了整整十二年。在这十二年中，他始终活动于襄阳、隆中地区，向师友们学习活的知识。
在诸葛亮的师长辈中，对他帮助最大的要属庞德公和司马徽了。
庞德公是襄阳地区在野士人的领袖，是德高望重的名士。他多次拒绝刘表让他出来当官的邀请，认为在乱世当中确保自身与子孙安全的方法不是出仕，而是退隐。这种思想对诸葛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诸葛亮和他在一起，思想日益成熟，学问日益精进，久而久之，便从庞德公那里获得了“卧龙”的雅号。
司至弓徽也并非像刘表所说是个“小书生”，而是一个大学者。庞德公对司马徽的认识与刘表绝然不同，他送司马徽一个雅号“水镜先生”，夸他学问渊博，有知人之鉴。事实上确是如此。
据说庞统第一次去颍川见司马徽时，正遇上他身背箩筐，准备去采桑。庞统想试试司马徽的学问，便从车中探出头来，问道：“来者可是司马先生？”“正是。”司马徽答道。庞统说：“我有一个问题想向先生请教。我听说丈夫处世，当带金佩紫，怎能够屈洪流之量，却干些织妇之事？”司马徽见问，知道对方也不是凡庸之辈，便说：“你先从车上下来。”待庞统下车之后，司马徽便开始给他上课：“你只知道小路近捷，却不想会有迷路的危险。想当初伯成耦耕，不慕诸侯之荣；原宪桑枢，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则华屋，行则肥马，侍女数十，然后为奇？此乃许、父所以伉慨，夷、齐所以长叹，虽有窃秦之爵，千驷之富，不足贵也。”
司马徽这番话，不但阐明了自己关于富贵的观点，而且句句都有历史典故。他说的伯成，是尧舜时的伯成子高，后来禹坐天下，他便辞官回家种田。他说的原宪，是春秋时宋人，孔子的弟子。此人生活十分贫困，但始终学而不辍。他说的许、父、夷、齐，即许由、巢父、伯夷、叔齐，都是古代不求富贵的隐士。他说的“窃秦之爵”，指的是吕不韦。此人曾利用手中的财富，帮助秦太子子楚回国登位，被封官赐爵。他说的“千驷之富”，指的是春秋时的齐景公，据说他有马千匹，但无使民称颂的德政。庞统听了司马徽这番话，对他的学问和见识都佩服得五体投地，说道：“我生在边野之地，少见大义之人。如果今天不来叩洪钟、擂响鼓，便不能领教其声音的洪亮。”说完，便步行随司马徽来到郊外采桑，二人一个在树上采，一个在树下装，边采边谈，一直聊到深夜。
司马徽不但有学问，而且还是荆州地区古文经学的领袖人物。司马徽到荆州以后，和刘表的五业从事宋忠一起授经讲学。宋忠是当时与古文经学大师郑玄齐名的学者，他与郑玄虽同是古文经学的宗师，但两人的治学方法和特点又有所差异。宋忠和司马徽教出的学生李仁、尹默、王肃等都“依准贾、马，异于郑玄”。这就反映了宋忠、司马徽的学问与郑玄确有区别，这种区别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宋忠、司马徽的学问约简，而郑玄的学问深芜。总的说来，东汉时的古文经学要比今文经学约简得多，正因为如此，郑玄的古文经学在东汉末期占了上风。但郑玄学通今、古各经，他的古文经学中吸取了一些今文经的内容及观点。而宋忠等所撰写的《五经章句》，在当时被称为“后定”之学，鲜受今文经学影响，因而与郑玄是不同的。在南北朝时，宋忠、司马徽的学生王肃所注的《周易》在南方流行，郑玄注的《周易》在北方流行，而《隋书·儒林传》所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正概括出宋忠、司马徽所代表的荆州学派与郑玄的古文经学各自的特点和优劣。第二，宋忠、司马徽的学问主张学以致用，与现实结合得比较紧密。前面我们说过，进入荆州的人士有的是为了避难图存，有的是为了待机择主，有的是为了发展学术，不论何种动机，其现实性都是很突出的。宋忠、司马徽学问注重现实的风格自然会受到这些人的青睐，这反过来又会加重荆州学派的学以致用的现实色彩。而且荆州学派注重新解，不囿于成说的学风，对学人们步人仕途，适应政治变革的需要颇为有利。
司马徽治学约简、学以致用的学风，对诸葛亮是有深刻影响的。历史记载诸葛亮读书，不是“务于精熟”，而是“独观其大略”。这不能理解为诸葛亮读书粗疏，而是说明了他在读书时比一般人多花了分析综合，从中抽象出最本质的东西的功夫。这种提纲挈领化繁为简的本事，正是诸葛亮把治学约简的学风用于读书的最好说明。诸葛亮读书注重领会精神实质，正是出于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因为只有最普遍、最抽象的道理，对理解现实具体问题才有理论的指导意义。诸葛亮的《论诸子》，很能体现他学以致用的现实主义风格：
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
在这里，诸葛亮对各家理论与经验的评判，完全是以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来分其短长的。
向同辈朋友学习，是诸葛亮获得知识、增进学业的又一途径。诸葛亮在荆州有许多同学好友，最着名者有博陵人崔州平，颍川人徐庶、石韬，汝南人孟建，襄阳人庞统、马良等。崔州平是簪缨官宦子弟。庞统是襄阳名人，史称他“雅好人流，经学思谋，于时荆、楚谓之高俊”。马良亦以才学显名乡里，是马氏兄弟五人中才学最高者。因其眉间有白毛，所以乡里有一首谚语说：“马氏五常，白眉最良。”孟建、石韬、徐庶都曾与诸葛亮游学于荆州。特别是徐庶，出身贫寒，少好任侠击剑，曾因为人报仇而被捉受辱，此后便决心弃绝刀戟，折节学问，终于“听习经业，义理精熟”，后来在荆州一见到刘备，便受到刘备的器重。可见诸葛亮的朋友，都是些学有所成、才华出众的青年。诸葛亮隆中隐居时，仍和他们经常来往，一起交流思想，切磋学问，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后来，诸葛亮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还不无感慨地说：“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
向书本学习，向师友学习，向社会学习，诸葛亮以极大的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汲取着一切可能学到的知识。
然而，诸葛亮并不想做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不想当皓首穷经的儒生。他有更加远大的志向。他有更高的人生目标追求。
三
月落星稀，东方渐渐发亮，晨曦微露，引来雄鸡长鸣。晶莹的露珠挂在草尖，霭霭晨雾从山中腾起，将这山、这石、这草、这木罩得朦朦胧胧。隆中山村的每个黎明都是这样富有诗意。
在隆中山的对面，乐山东端的山脚处，有一块突兀而起的岩石，它傍山临涧，面对隆中山口，像一座天然的舞台。人们经常能听见从这里传出来的诸葛亮的歌声：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这首古歌词的内容，大致是讲在春秋时代，齐景公的三个权臣，被齐相国晏婴用计杀死的故事。很长时间以来，这委婉哀伤的曲调，这如泣如诉的歌词，这雄浑深沉的嗓音，日复一日地在这山中重复着。人们渐渐知道，这首歌名叫《梁父吟》，是流传在齐鲁梁父山一带的挽歌。歌是齐鲁的歌，曲是齐鲁的曲，事是齐鲁的事，唱歌者又是齐鲁的人。于是人们纷纷猜测，这个齐鲁来的小伙子，又在怀念他的家乡了。
人们实在是误解了诸葛亮。诗以言志，这对创作者和歌唱者都是适用的。诸葛亮高唱《梁父吟》，不是在思念家乡，而是在抒发积郁心中的豪情壮志，在以歌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来看看《晏子春秋》记载的“二桃杀三士”的故事。
春秋时候，齐景公养了三个勇士，他们是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这三个人，或率兵征战，开疆扩土，有功于国；或临危不惧，保驾护主，有恩于君。由于受到恩宠，这三人便挟功恃勇，粗暴野蛮，目无礼法。有一次，晏婴从他们身边走过，向他们表示敬意，不料他们既不起身，也不抬头。更有甚者，他们在齐景公面前也以功臣自居，不讲君臣之礼。他们自恃功高，目无君主，破坏朝仪，已成为国家的祸患。
相国晏婴很忧虑，便对齐景公说：“我听说，明君所蓄养的勇士，对上服从君臣道义，对下讲究长幼伦常，对内可用来禁止强暴，对外可以威慑强敌。国君认为他们于国有用，臣下佩服他们的勇敢，所以才给他们以高官厚禄。如今，我们朝中的三位勇士，是不是这样呢？”齐景公感到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他养的三位勇士并非如此。晏婴见景公不语，便接着说：“如今，国君所蓄养的勇士，上不讲君臣道义，下不讲长幼礼仪，内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慑敌。他们是国家的隐患，不如将他们除掉。”这正中景公下怀，他早就想解决这个问题，但又心存顾虑，说：“这三个人很厉害，明打打不过，暗杀杀不了，怎么办？”晏子说：“这些人只知道靠勇力击敌，完全可以智取。”
于是，晏婴请景公派人给三位勇士送去两个桃子，让他们三个人按照功劳大小分吃。
公孙接首先站出来，说：“我公孙接跟随主公狩猎，见一只猛虎向主公扑来，危急时刻，是我用拳脚将猛虎打死，保护了主公的安全。像我这样的功劳，可以独享一个桃子。”说完，便随手拿起一个。
田开疆也不示弱，嚷道：“我奉命征讨敌国，用手中的兵器多次打退敌人。像我这样的功劳，也不能与别人同吃一个桃子。”说完，也伸手拿起一个。
古冶子见桃子全被他们拿走，便高声说道：“我跟随主公渡黄河时，有一只大鼋咬住了驾车的马，将马拖入河中。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不会游泳，便潜到水底行走，向上走了一百步，又向下走了九里，才追上那只大鼋，将它杀死。当我左手抓住马尾巴，右手提着大鼋的头从水中一跃而出时，岸上的人都惊呼是河神出现，仔细一看，才知是我提着大鼋的头。像我这样的功劳，怎能没桃可吃？你们还不快把桃放回去！”
古冶子这一番充满夸张的表功，使公孙接、田开疆自惭形秽，说：“我们勇敢比不上您，功劳没有您高，拿了桃子不相谦让，这是贪的表现。知道己贪而不去死，就是缺乏勇气。”说完，二人将桃子放回，自杀而死。
古冶子见二人自杀，也非常羞愧，说：“他们俩人都死了，而我却活着，这是不仁；出言使别人感到羞耻，却还夸耀自己的名声，这是不义；悔恨自己的行为而又不敢去死，这是不勇。我认为他们俩应该分吃一个桃。难道我独吃一桃就应该吗？”说完也没动那两个桃子，自杀身亡。
对于这件事，一些人说晏婴气量狭小，只因三勇士对其无礼便设计将他们陷害，更有甚者，说晏子阴险残忍，善耍政治手腕。就连流传已久的《梁父吟》，也对三勇士有同情感，说他们是被谗言而死。诸葛亮虽然也时时吟唱此歌，但心中却有另一番理解。在他心目中，晏婴绝不是排斥异己，专会陷害人的政客，而是一位善于治国，品行高尚的贤相。诸葛亮读过司马迁的《史记》，他很熟习其中关于晏婴的记载：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
对于这样一位生活节俭、责己修行、犯颜直谏、励精图治的贤相，司马迁是心慕已久的。他甚至说：假令晏婴还活在世上，自己当他的仆人，为其执鞭驾车也甘之如饴。诸葛亮的思想感情与司马迁是相同的。在司马迁心中，管仲和晏婴是一类人，所以他把二人列传并列在一卷中。他说管仲相齐，“顺百姓之美，匡救国家之恶，令君臣百姓相亲”。诸葛亮也常常把自己比作齐国的管仲。司马迁说晏婴是“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的贤相，诸葛亮怎能同意把晏婴说成是谗言害人的阴谋家呢？
诸葛亮是肯定晏婴的。他反复吟唱这首流传已久的，《梁父吟》，就是在缅怀晏婴为国除乱的功绩。对古人的缅怀，出于对今世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