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诸葛亮记事起，就不记得朝廷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权威。他记得在他八岁那年，朝廷在郡县之上设置州牧，从此出现许多掌握地方军政大权的地方军阀。他记得大人们曾经讲过宦官张让、赵忠之流是怎样像对待孩子一样把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他记得董卓进京后，就像扔掉旧鞋子一样将少帝拉下皇位。他记得董卓在受到各路兵马讨伐时，就像带走洛阳宫中的珍宝一样，将献帝劫持到长安。他记得各路军阀并不是真正想讨贼伐逆，而是打着勤王的旗号，为扩大自己实力而互相吞并。最使他感到震惊的是袁术，这位东汉末党人的领袖，叔叔的好友，自从杀了扬州刺史陈璃自领州牧以来，野心急剧膨胀。他不顾下属的反对，公然在淮南设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建立年号，称起皇帝来了。由于众叛亲离，袁术不得已归帝号于他的堂兄袁绍。袁绍虽未公开称帝，但内心里却十分向往。在诸葛亮看来，这些大大小小的割据者，都是春秋齐国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式的人物，他们倚仗着占有的地盘，自恃手中的实力，目无朝廷君主，致使天下分崩，王纲颓坏。值此天下危难之际，诸葛亮立志做新时期的晏婴，把这些大大小小的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们一一除掉，使王纲重振，汉室复兴。诸葛亮正是以吟唱《梁父吟》来抒发自己的抱负和宏愿。几百年以后，南朝刘宋人裴松之在读这段历史时曾感慨地说：
夫其高吟俟时，情见乎言，志气所存，既已定于其始矣。若使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沉翳哉！委质魏氏，展其器能，诚非陈长文、司马仲达所能颉颃，而况于余哉！苟不患功业不就，道之不行，虽志恢宇宙而终不北向者，盖以权御已移，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
显然，裴松之是理解诸葛亮的知音！
有志者立志长。自从诸葛亮立下兴复汉室的志向以后，就将毕生精力、心血、智慧、努力全部贡献于此。高远之志长存，不渝之志如矢，诸葛亮志向之长、之坚，是由于其根植于文化、历史、现实的土壤之中。
诸葛亮的家乡是孔孟儒家的发祥地，他的家族诸葛氏是世代传经的书香门第，因此，诸葛亮受儒家思想影响是很深的。儒家讲究大一统，《春秋公羊传》解释“元年春王正月”这句话时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儒家讲仁。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仁的内容很多，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天下之民归心”。怎样才能达到呢？孔子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从诸葛亮“兴复汉室、还于旧都”，“隆季兴之功”等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出，上述儒家思想对其政治理想追求的影响。
东汉较之前代，在社会风气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出现两个变化：一个是崇尚节义蔚然成风，另一个是忠君思想和正统观念日趋加深。东汉社会的崇尚节义之风，首先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倡导。清初人顾炎武曾概括当时的风气说：“汉自孝武表彰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而东汉末党人的活动，又把这种崇尚节义之风推向高潮。桓帝、灵帝之时，“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在宦官势力对党人实行镇压，党人处于生死关头之际，却仍“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种舍身取义的精神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自以秦朝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以来，至东汉末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随着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的巩固，忠君思想和封建正统观念不断地在封建士人中间巩固。南朝刘宋史学家范晔曾指出：“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言也。”这种情况到东汉末仍是如此，有几件事可以说明。
一件事是皇甫嵩应诏被征。皇甫嵩是东汉末人，因镇压黄巾起义而显名，被赐爵封侯，威震天下。一个叫阎忠的人对他说：“将军身建不赏之功，体兼高人之德，然而却侍奉不明之庸主，将何以求安？”皇甫嵩说：“我夙夜在公，心不忘忠，有何不安？”阎忠说：“不然，将军难道不知汉朝韩信之事吗？如今上命不行，权归近习，昏主之下，难以久居，不赏之功，谗人侧目，如不早图，后悔无及。”皇甫嵩虽然认为阎忠所说有理，但他最后还是拒绝了。他说：“人未忘主，天不佑逆。若虚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祸，孰与委忠本朝，守其臣节。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后来，皇甫嵩果然受到谗害，受诏入朝险些死于非命。范晔说，皇甫嵩“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眄，则天业可移，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
再一件事是前面已提到的袁术在淮南称帝后，下属阎象坚决反对。袁术召张范，张范称病不往。就连一直追随他的孙策也与他闹翻。袁术众叛亲离，又被曹操攻打，支持不住，投奔部曲陈简，陈简也加以拒绝，最后忧郁而死。
还有一件事就是曹操不称帝。曹操统一北方，挟天子以令诸侯，据有三分之二的天下。部下劝其代汉称帝，他却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当孙权上表劝曹操称帝时，曹操一眼就看出他的用意，说：“是儿欲踞吾着炉火上邪！”
从这些事中可以看出，忠君思想和正统观念在封建士人心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东汉盛行的崇尚节义的风气，党人舍生取义的殉道精神，忠君思想的政治准则，正统观念的道德规范，都会对诸葛亮政治思想的确立产生影响。
如果说诸葛亮政治理想的确立，儒家熏陶是文化基础，忠君思想正统观念是社会历史基础，那么救民于水火则是现实基础。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实在太深重了，不要说亲历那些灾难，只要看看史书上的记载就足以使人触目惊心：
初，卓以牛辅子壻，素所亲信，使以兵屯陕。辅分遣其校尉李催、郭汜、张济将步骑数万，击破河南尹朱俊于中牟。因掠陈留、颍川诸县，杀略男女，所过无复遗类。
后数月，关东诸州起兵，众数十万，皆集荥阳及河内。诸将不能相一，纵兵抄掠，民人死者且半。
是时关西诸将，外虽怀附，内未可信。司隶校尉钟繇求以三千兵入关，外讫讨张鲁，内以胁取质任……兵始进而关右大叛，太祖自亲征，仅乃平之，死者万计。
不用再多引了，仅此几例，已足见战争中死人之多。诗人们满腔悲愤地描述：“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在诗人笔下，美丽的中原大地简直成了阴风潇潇的鬼域。尸横遍野导致瘟疫流行，百姓流亡造成土地荒芜，而这一切又产生了更令人恐怖的饥荒。当人们把一切可吃的东西吃尽而仍不能填饱肚子时，便开始吃人。初平三年（192），吕布杀死董卓，董卓的部将李催又攻打吕布。李催在长安放兵杀掠，长安地区的男女老少被杀悉尽，死者狼藉。“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催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兴平元年（194），“旱蝗少谷，百姓相食”。在长安地区，由于缺粮，“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兴平二年，“太祖军乘氏，大饥，人相食”。曹操手下有一个叫王忠的部将，是扶风（治今陕西兴平东南）人，投归曹操前当过亭长。他在家乡就因战乱少粮，“饥乏啖人”。军粮紧缺时，曹操部属程昱在供给曹军的军粮中，曾杂以人肉干。
对于这一幕幕人间悲剧，诸葛亮既曾耳闻，也有目睹。曹操两次洗劫徐州，杀男女数十万，鸡犬无余，泗水尸塞，就发生在诸葛亮的家乡。他自幼离乡背井，同徐州的浩劫不无关系。袁术军在江淮，粮食缺乏，士兵以水草、螺蚌为生。诸葛亮曾和叔叔一起到过袁术处，对此情形当有目睹。军队尚且如此，更何况庶民百姓呢！诸葛亮是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点。那是在他任蜀国丞相北伐曹魏时，率军出祁山，收降了陇西、南安（均治今甘肃陇西东南）二郡。接着又围天水，拔冀城，并收降了大将姜维。人们纷纷祝贺此次大捷，而诸葛亮却面色愀然而忧伤。他说：“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贺，能不为愧！”这虽是发生在诸葛亮晚年的事，却能反映出他的仁爱之心。生灵涂炭于水深火热的现实与他那颗仁爱之心相撞，进发出来的必然是拯济苍生，使国富民安的雄心壮志。
诸葛亮的兴微继绝兴复汉室，不是要让奄奄一息的东汉王朝继续苟延残喘，他对于桓、灵之世的腐朽黑暗是怀有“叹息痛恨”之心的。他要兴复的汉室是一个像“光武中兴”那样的统一、安定、强大的汉朝。他的一篇《论光武》的文章，反映了他对光武中兴的肯定与向往：
曹子建论光武，将则难比于韩、周（即韩信、周勃），谋臣不敌良、平（即张良、陈平），时人谈者，亦以为然。吾以此言诚欲美大光武之德，而有诬一代之俊异。何哉？追观光武二十八将，下及马援之徒，忠贞智勇，无所不有，笃而论之，非减曩时。所以张、陈特显于前者，乃自高帝动多阔疏，故良、平得广于忠信，彭、勃得横行于外。语有“曲突徙薪为彼人，焦头烂额为上客”，此言虽小，有似二祖之时也。光武神略计较，生于天心，故帷幄无他所思，六奇无他所出，于是以谋合议同，共成王业而已。光武称邓禹曰：“孔子有回，而门人益亲。”叹吴汉曰：“将军差强吾意，其武力可及，而忠不可及。”与诸臣计事，常令马援后言，以为援策每与谐合。此皆明君知臣之审也。光武上将非减于韩、周，谋臣非劣于良、平，原其光武策虑深远，有杜渐曲突之明，高帝能疏，故陈、张、韩、周有焦烂之功耳。
诸葛亮：在这篇文章里，引用了一个“曲突徙薪”的典故：有一个人，盖了一所新房子，但其炉灶的烟囱建得过直，烟囱边还堆积着干柴。有一个客人见了，便劝主人把烟囱改弯，把柴禾移走，以免发生火灾。主人听了，并没在意。不久，这家果然发生了火灾，邻居齐来相救。火灾之后，主人置酒设宴，款待邻里，并让那些在救火中被烧得焦头烂额者坐上座，而那位建议他曲突徙薪者却未被邀请。有人对主人说：“如果当初听那位客人的建议，就不会失火，也用不着您今日破费。如今论功请客，怎能是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呢？”主人大悟，赶紧请了那位具有远见的客人为上宾。在诸葛亮看来，光武帝刘秀手下的文臣武将，并不比刘邦手下的韩信、周勃、张良、陈平等人差。只不过刘邦的才能略逊一筹，所以他手下的文臣武将就像那些救火的人那样有机会表现自己的才干，而刘秀处处深谋远虑，就像那个有先见之明的聪明人，所以他的手下的人就没有机会表现自己的才干了。臣下有忠贞智勇之质，主上有杜渐曲突之明，君臣谋合议同，共济中兴大业，这既是诸葛亮对刘秀集团的评价，也是他的政治理想。
然而，要实现这个政治理想，岂是一件容易的事！
要兴复汉室，就得有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才干。诸葛亮在隆中隐居期间，刻苦读书，深入思索，寻访贤才，从书本和社会中培养积累了才干，这一点诸葛亮是具备了。
要兴复汉室，还要有一群志同道合、才华横溢者的共同努力。诸葛亮在隆中隐居期间，广泛接触荆州地区政界、军界、名族、士人以及各阶层人士。这也不是问题，只要兴汉大旗一举，总会有志同道合者聚于旗下。
要兴复汉室，还要有一位明主作为旗帜，这是诸葛亮感到最困难的。因为迄今为止，他理想中的明主还未遇到。东汉末期，“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在一般人看来，在其中选择有地盘有势力的人作为投靠对像并不是困难的事，但诸葛亮对人主的选择是慎之又慎的。
为了保持名节，诸葛亮必须谨慎，因为他无法摆脱社会风气的影响。东汉选官，实行“察举”、“征辟”制，即各级行政长官有权选用自己的僚属，久而久之，长官与下属、举荐者与被举荐者之间，除了上下级关系以外还有一层君臣名分。
汉桓帝时，太尉杜乔被外戚害死，并暴尸于城北，家属故人无人敢问。杜乔的掾属杨匡听说后，一路哭号，星夜兼程赶到杜乔的死所，守卫尸体，驱赶蝇虫，达二十多天。兖州刺史第五种，因弹劾宦官单超的侄子单匡，深为单超怨恨。后来，单超诬陷第五种，朝廷便将第五种判罪，并准备将他流放到朔方郡（治今内蒙自治区磴口北）。当时任朔方郡太守的正是单超的外孙董援，他对第五种的即将到来早已蓄怒以待之。第五种流徙朔方，注定凶多吉少。有一个叫孙斌的人，此人在第五种任卫相时作过其下属，受过他的善待。当他听说这件事后，立即带领侠客星夜追赶，在太原追上第五种，杀死了押解官吏，与第五种一起逃脱。安定临泾（治今甘肃镇原东南）人李恂少习《韩诗》，在家教授生徒。郡守李鸿征辟他为郡功曹，李恂还未到任，又接到州里举他为从事的征辟。恰在此时李鸿死去，为感李鸿知遇之恩，李恂辞去州里的征召，护送李鸿的灵柩回到乡里，在为他办完丧事后，又为他守孝三年。公孙瓒被涿郡（治翎北涿州）太守举为郡吏，后来太守犯事，被囚车押往京城。当时这种情况是不允许属下跟随的，公孙瓒便谎称是侍卒，一直侍奉太守身边。后来，太守被判流放日南（治所在今越南境内），公孙瓒便带着酒肉来到祖宗墓前拜别先人，说：“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多瘴气，恐或不还，便当长辞坟茔。”
杨匡为主人守尸，孙斌为主人犯法，李恂为主人守孝，公孙瓒陪主人流放，这些事例说明长官与下属之间多么不一般的关系！这些表现深为当时社会舆论所赞许，相反，如果背叛故主，就会招致世人的指责。在这种社会风气下，诸葛亮必须谨慎地对待择主问题，因为一旦择主失误，叛之则会毁了名节，从之则会葬送理想。